政治教训(1862)

当时，私人秘书很郑重地确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诚实的人，致使他得出如此结论的诸多原因却并不会致使他父亲也那样认为。当然，父亲的很多疑惑也严重动摇了他自己的判断，但是，在工作中，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公使团很少或不信任英国的那些部长，私人秘书的外交教育由此开始。承认交战国地位，策划巴黎宣言，特伦特号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更确信，罗素勋爵从1861年5月就开始认定南方邦联政府已经成立，他走的每一个步都证实了他一贯的看法。他从不愿意在承认邦联政府的问题上设置任何障碍，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得以介入美国南北之战。这些看法已成定论，不言自明，公使团中没有人去质疑，甚至加以探讨，只有一点例外：罗素勋爵仍顽固地否认这些指控，坚持向亚当斯公使保障自己的真诚和不偏不倚的中立。

带着年轻气盛的傲慢，亨利·亚当斯立刻得出结论：罗素勋爵和其他政要一样谎话连篇。尽管亚当斯公使不这样认为，但他在采取行动时也要假定罗素在撒谎。几个月来，事情按照推算好的步骤徐徐而来。一个年轻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亲历政治和外交教育中的顶级课程。世界上费用较高的老师们为他上课，而由政府来买单：帕默斯顿勋爵、罗素勋爵、韦斯特百利勋爵、塞尔伯尼勋爵、格莱斯顿先生、格兰维尔勋爵及他们的助手们是由英国政府付费，威廉姆·H.西沃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姆·麦克斯韦·埃瓦茨、特罗·韦德和相当数量的专家们由美国政府付费。但是，提供如此强大的一支师资队伍，却只有一个学生能够从中受益，只有这位私人秘书一人在追寻教育。

直到晚年，他仍在反复回味当时接受的那些课程。没有什么演算推理比这更错综复杂，与此相比，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更简单易懂。但是，演算的步骤却清晰明了。事情始于1862年6月，从一艘叛乱的巡洋舰逃脱后，亚当斯公使对即将发生的"第290号巡洋舰叛逃"提出了抗议，罗素勋爵拒绝就此证据采取行动。每隔几天就有新的证据出现，7月24日，随之而来的是科利尔从法律角度发表的意见：很难找出一个事件像这次一样严重违反《海外服役法》，如果该法此时不产生效力，就形同虚设。这样的言辞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指控，谴责那些与叛乱方相互勾结，意在帮助南方邦联的做法。尽管如此，罗素勋爵无视这种警告，四天之后，听任这艘巡洋舰出逃了。

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对法律知之不多，那是比他更聪明的人的事业，他对法律的看法有赖于他对律师的看法。虽然特罗·韦德有言在先，但是，一个人能在政治中负担得起相信人性本善的代价吗？历史回答说，不能。罗伯特·科利尔爵士似乎认为，法律依历史而定。从教育意义上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无法信任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堪称英国女王股肱之臣的十几个人，那么就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罗素勋爵感觉出了这种推断的力量，开始予以反驳，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起初，他为自己开脱，把过错归咎在法律人员身上。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律师们对此坚决予以了驳斥。接着，他承认自己犯下玩忽职守的罪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意国会大法官的意见，`阿拉巴马号`应被扣留四天以等待法律方面的专业意见。但是，我认为，错误不是海关专员造成的，而是我身为外交大臣所犯下的。"这样的让步令所有当事方都满意，错误当然是他犯下的！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犯错了，而是他有意为之。对于一个在政治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历史一再证明，连续不断的错误意味着始终如一的动机。

对他父亲来说，问题没有这么深奥，这不过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政治事务，就像韦德和埃瓦茨处理他们的生意和工作一样。亚当斯公使秉持简便的理念：整体而言，罗素是真诚的。这样的理念让他信服，至死不变。他的儿子在寻求教育，想知道在政治中，他能否冒险信任一个人。不幸的是，没人能在当时就做决定，没人知道事情真相，亚当斯公使直到逝世也未能了解真相。等亨利·亚当斯多少了解到真相之时，已经到了比1862年的父亲还要年长的年纪。甚至在当时，最让人不解的是，罗素认为自己是善意的，阿盖尔也这样认为。

阿盖尔流露出将过错归咎于巴瑟尔、韦斯特百利勋爵和大法官的意图，但是，这种开脱对亚当斯毫无帮助。相反，它让罗素的问题更复杂化。在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喜欢向帕默斯顿勋爵身上扔石块，而另一半人喜欢向罗素勋爵扔泥巴，但每个阵营的人都一致将手中利器投向韦斯特百利。私人秘书对他毫无疑问，因为他从未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是整个叛舰出逃事件辩论中的头脑和核心，他对中立的看法如他对道德的看法一样明了。私人秘书与他没有什么交往，并对此感到遗憾，因为韦斯特百利勋爵的机敏和智慧很是了得。但是，就他所展示出的权力而言，他证实了"政治中无人可以信任"的法则。

只有罗素坚持自己用意真诚，诱劝公爵和公使相信他。公使团的每一个人将他的信誓旦旦当作可以敢于信任的判断，他们知道他希望叛乱者最终获胜，但相信他不会主动介入以决定这种胜利。他们把自己在英国多待24小时的渺茫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除此别无其他依靠。亚当斯公使在英国继续常驻了六年，然后返回美国，过着忙碌的生活，直到1886年去世，他仍然相信1878年离世的罗素勋爵。1889年，斯宾塞·沃波尔发表了罗素勋爵的《任职纪要》，讲述了亚当斯公使根本不了解的一些内幕，他的儿子为之震惊，满心焦虑地想着，如果父亲知道后会如何评价。

事情是这样的，正是在罗素承认玩忽职守的1862年7月28日，"阿拉巴马号"出逃了。在美国国内，北方联邦军队在里士满遭到重创，在8月29—30日的第二次布尔西战役中也惨遭失败，这些消息于9月14日传到英国，自然也激发了危机迫在眉睫的念头。叛军接下来就盼望着接到华盛顿或巴尔的摩沦陷的消息。帕默斯顿立刻于9月14日致信罗素：如果事态如此发展下去，我们是否应该适时考虑，在这种情势下，英国和法国也许可以就交战双方的称谓达成一致，可以提议一种以分裂为基础的处置之法？

这封信体现了帕默斯顿一贯的主张，公使团的任何人听到了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确，如果李将军占领了华盛顿，没有人会谴责帕默斯顿提出的干涉。对一个追寻能够判断政治家道德标准的年轻人来说，是罗素的回信而不是帕默斯顿的信让他痛苦到无法忽视：

1862年9月12日于德国哥达

亲爱的帕默斯顿：

无论联邦军队是否被摧毁，很明显的是，它被逼退到华盛顿，在平定叛乱各州方面毫无进展。既然如此，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是时候向美国政府提出调停，希望它承认南方邦联独立。我进一步认为，如若不然，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方各州为独立国家。由于此举非同小可，我认为我们必须召集一个内阁会议，我23日或30日均可出席。

如果对此意见一致，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向法国提出这个建议，然后，再以英法的名义，向俄国和其他国家提议，依我们的方案行事。

我们应该确保自己在加拿大的安全，不是通过增派军队，而是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把我们现有的驻军集中在几个重要防御关口……

由此，教育中的实际困难暴露无遗，这是一个学生根本无法克服的。这种困难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学识上的，甚至也不是缺乏经验所致，而就是人类本性中的混沌不清。罗素勋爵的政策一以贯之，他以坚定的决心来承认南方邦联，意在与联邦政府决裂。他9月17日的信函直接表明了他对"阿拉巴马号"叛逃的鼓励和对叛乱海军的袒护，而他的全盘计划可以从1861年5月13日承认交战国地位的声明中找到根源。这个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但它缺少不了三个著名人物的蓄意欺瞒：帕默斯顿、罗素和格莱斯顿。但是，这种蓄意欺瞒一涉及到罗素，罗素本人就予以否认，阿盖尔、福斯特和美国大部分的英国朋友，包括弗朗西斯·亚当斯公使在内，也都不相信。如果公使看到9月17日的那封信函，该作何感想呢？他的儿子很想知道，但他更想知道的是，如果公使看到帕默斯顿9月23日的回信又将作何感想：

很明显，华盛顿的西北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必将对国事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联邦再次受到重创，他们就会立刻准备接受调停，我们要趁热打铁。如果，万一他们占了上风，我们就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再作决定。

角色颠倒了。罗素所写的正是大家料想中的帕默斯顿的想法，只是措辞更激烈，而帕默斯顿所写的，正是大家料想中的罗素的想法，只是措辞更温和。私人秘书的看法错误，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很惊奇，但如果他知道这些密谋者之间对彼此的意图也并不比公使团知道得更多，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最受信赖的内阁大臣是格兰维尔勋爵，罗素接下来向他致信。他立刻答复，坚决反对承认南方邦联，罗素把他的回信给帕默斯顿看，帕默斯顿10月2日回信，建议再等等美国的近期消息。同时，格兰维尔给另一位内阁大臣致信，就是爱得利的斯坦利公爵。这封信四十年后在《格兰维尔的传记》中(及时章，442页)公诸于世。对私人秘书而言，这是整个政治教育中最令人费解而又最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品：

我给约翰(罗素)的信中申明了现在承认南方邦联还不成熟的种种原因。但是，我想你们仍会做出这个决定。帕(默斯顿)、约翰(罗素)和格莱斯顿都会支持这个决定，也许纽卡斯尔也会支持。我不知道别人的意见如何，对我而言，这个决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内阁十几位大臣中，格兰维尔是消息最灵通的一位，也只能指出三个人会支持承认南方邦联独立。甚至私人秘书也知道这几个人，或者更多人。并非年轻人和无足轻重的人才会无知，才会盲目。格兰维尔的信只说明一点：他对这个内定的政策或阴谋一无所知。如果真有阴谋，那么仅限于帕默斯顿、罗素、格莱斯顿，也许包括纽卡斯尔。事实上，公使团当时就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东西，教育的真正缺陷在于过分猜疑。

到10月3日的时候，安提塔姆的战况和李将军撤退到弗吉尼亚州的消息传到伦敦，《废奴宣言》也随之传来。如果私人秘书知道格兰维尔和帕默斯顿所知道的信息，那他就能确信，危机已经过去了，至少可以安定一段时间。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他，不必再担心阴谋诡计了。对教育实践而言，这样有意义的课程也值得一学。但是，一个新角色突如其来地闯上这个舞台，一通狂言乱语让罗素看上去似乎很明智，而所有的教育都显得纯属多余。

这个众所周知的新角色就是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姆·E.格莱斯顿。如果在政治领域内，有一种观点是牢固的，一种价值是明确的，一种因素是严肃的，那就非英国财政部莫属。活着的人中，如果有谁能在不可抗拒的利益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那应该就是执掌英国财政大权的人。如果教育有一丝价值可言，那它也是体现在格莱斯顿的身上，他所接受的教育堪称全英国之最。如果亨利这个可怜的学生从其他人那儿得不到任何教益，跟他学就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