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我对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成长的日子做一个简单地概括的话，我希望是“黄金的和平时代”，这一叫法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充实和丰富。在有着近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天长地久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稳定性的较高保障。公民拥有的权利由议会授予，议会是自由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对每项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明亮的金币，这确保了它的永恒性。每个人对自己拥有的财产、享有的权利、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有着清楚的认识。准则无处不在，事物都有确定的尺寸和重量。有财产的人都可以地计算出他的年收益，公务员或者军官可以安心地在日历上找出哪一年他可以得到晋升，哪一年他可以获发养老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用于租金、食物、度假和应酬的具体数额。另外，一般还会留出一小笔钱，未雨绸缪，留作生病时支付医药费以及发生意外时使用。自己有房子的人会把房子当作自己孩子、孙子稳稳的长期居所。房产和生意都是代代相传。当婴孩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为他在储蓄罐或者储蓄所里存下首笔少量的钱，作为未来的“储备金”。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凡事井然有序，固守陈规。统治者是位年迈的皇帝，一旦他去世，人们认为(或者坚信)会有另一个新皇帝继位，秩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没人想过会有战争、革命或者叛乱。在这个理性的时代，似乎所有激进的、暴力的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享受太平是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命才变得有价值，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分享太平世界这一珍贵的财富。起初只有富人能够享受这一特权，慢慢地老百姓也努力争取到了。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成为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子投了火险和盗窃险；给农田投了冰雹和暴雨险；给自己投了事故险和人寿险；为防老给自己购买了养老金；小女孩尚在摇篮的时候，已经为她买了一份保险作为将来的嫁妆。甚至工人们都组织了起来，争取到了标准工资和劳工补偿。仆人们攒钱购买养老保险，预先向葬礼基金存入一笔钱作为自己去世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对未来无所顾虑的人才能够尽情地享受当下。

虽然这种人生观得体又谦逊，然而在这种以为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厄运侵袭的动人自信下面，隐藏着一种严重并且危险的自大。十九世纪是笃信自由理想主义的时代，人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正一往无前地走在康庄大道上，前方终将通向最美好的世界。以往的世纪因为充满战争、饥荒和暴乱，被鄙视为人类尚未成熟开化的时代。但是彻底消灭邪恶和暴力的残余也才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这种对持续和不可抗拒“进步”的信念确实对于那一代人有着信仰般的力量。人们对这种“进步”的信任甚于圣经，它的教义似乎是终极的，因为每天科学技术都会创造出新的奇观。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进步变得更加显著、迅速和多样化。夜晚，以往昏暗的路灯被电灯所取代，商店那诱人的亮光可以从大街延伸至城市的边缘。由于电话的出现，人们可以和在远方的人通话。人们坐的车不再用马拉，以全新的速度飞驰。人们在高空翱翔，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舒适不再是高级住宅的专利，已经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家里。不再需要从抽水机或者水渠里取水，也不需要费力地在壁炉里生火。到处讲究卫生，污秽不再。人们参加运动强健了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强壮和健康。街上的跛子、残疾人和有甲状腺肿的人日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的产生都有赖于科学，科学是进步的天使。社会事务也不断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越来越温和与人道。即便是问题中的问题，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都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广泛的阶层享有选举权，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保护他们的权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创造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条件。无怪乎，本世纪把自己暴晒在取得的成就之下，视每个已完结的十年为下一个更好的十年的序曲。人们不大相信像战争这种野蛮的堕落会在欧洲各国之间爆发，就像不相信还有女巫和野鬼一样。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与和解具有万无一失的约束力量，这让他们觉得很舒服。他们真诚地相信国家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界限终将逐渐消融在共同的人性之中，人类将共享最崇高的财富—和睦和太平。

很早已经把“安全”作为神话从字典中勾除的我们，有理由对那些被理想主义蒙蔽双眼的一代人一笑置之，他们抱有人类科技的进步一定隐含着的并且道德会同等速度上升这一乐观的幻想。作为新一代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对任何兽性的发生习以为常，每24小时都料想事情会比前24小时更糟，所以明显对人类可能的道德进步持有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不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对他而言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可能被“地下世界”的摧毁力量所刺穿。我们不得不慢慢习惯于在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公义、没有自由亦没有安全的状态下生活。很早以前，我们已经为了自己的生存否定了父辈认为人性会迅速并不断提高的信仰。我们见证了灾难如何突袭并且使人类人性上的努力倒退一千年，这使我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对我们而言，轻率的乐观显得迂腐。

但是尽管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仅是幻想，那也是美好的高尚的幻想，比我们今天的口号要人性得多、有益得多。所以如今我内心还是无法放弃那种幻想，尽管之后我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失望透顶。一个人在童年深深渗入其血液的时代气息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每天耳边响起什么振聋发聩的声音，无论我和无数与我同命运的人经历了怎样的考验与磨难，我无法否定年轻时的信念—终有24小时一切会好起来的，尽管历经了那么多挫折。甚至在今天拖着扭曲而破碎的灵魂在绝望的深渊，像半个瞎子一样摸索的时候，我仍旧不断地仰望那些闪耀过童年的明星，并用继承而来的信心安慰自己：这种崩溃有朝一日终将只是永恒的不断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今天，大风暴早已将世界弄得粉碎，我们才最终明白太平的世界仅仅是梦幻的城堡，我的父母居住在里面，仿佛它曾经是石头造的。未曾有什么风暴，或者凛冽的风搅扰到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诚然，他们有抵御时代风暴的保护措施：他们是富人，是逐渐变得富有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富有，这使得他们可以在那个时代填补墙壁和窗户上的裂缝。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而言是典型的所谓“上流犹太资产阶级”，为威尼斯文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被迫背井离乡。在讲述他们宁静而舒适的生活的时候，事实上我也是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的：一到两万像我父母一样的人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那个有着价值的上世纪。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犹太人聚居在小乡村中，与当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和睦相处。他们没有加利西亚人和东方犹太人那种自卑感和自然带有的急躁。由于生活在乡间，他们身体强壮有力，像家乡的农民一样大步穿梭于农田间，他们安静笃定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很早就脱离了正统宗教，成为了当时流行宗教—“进步”的热情追随者。在政治上奉行自由主义的时代，他们是最受尊敬的议会代表的支持者。当他们从家乡举家搬到维也纳的时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上流文化圈，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整个时代的普遍崛起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家族也是典范。我的祖父是一位纺织品商人。本世纪的下半叶，工业化转变的潮流最早兴起于奥地利。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化操作，与传统的手工纺织相比，价格出现了大幅下降。由于他们具有商业头脑和国际化眼光，是犹太商人首先在奥地利认识到转变为工业化大生产的必要性和优势。通常依靠有限的资本，他们迅速地建立起简易的工厂，起初运转仅靠水力，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强大的波西米亚纺织产业，控制了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如果说我的祖父是初期从事成品贸易的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亲则坚定地迈进新世纪，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创办的北波西米亚一家小纺织厂，经过多年有条不紊地发展，逐渐成为了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

尽管形势发展的很诱人，但谨慎的扩张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另外，也彰显出了我父亲稳健、一点儿也不贪婪的性格。他信奉他那个时代的信条— “ 安全及时”。对他来说似乎凭借自己的资本拥有一份“的”(那个时代另一个深受青睐的词语)产业，比依靠银行贷款和抵押扩建成一家大企业更重要。他生前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银行本票或者汇票上，而在他的银行，不用说是最安全的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他的账户总是列在分类账中贷方一栏。任何带有一丁点儿风险的获利行为都是违背他原则的，多年以来他从不涉足他人的生意。即使这样他仍旧渐渐富有起来，这不是源于轻率地投机亦或是颇具远见地经营，而是依靠他使自己适应了那个谨慎年代的惯例，即花销只是收入极小的部分，这样每年都可以拿出一大笔钱来补充资本。像他同辈的大多数人一样，他视那种肆意挥霍掉一半收入却不“想想未来”的人为不的废物—“想想未来”是太平年代的另一个关键词。由于财富的不断积累，在这样一个日益繁荣的年代，国家从未想过侵占，哪怕是最富有的人的一丁点儿收入。另一方面，国家和产业债券带来了高回报，富人只是被动地变得富有。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像之后的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勤俭节约的人遭到抢劫，本分老实的生意人被欺诈。在当时那些有耐心、不投机倒把的人赚的最多。因为父亲遵行了他那个时代盛行的惯例，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即使是按照国际标准，也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能与一直迅速增长的财富保持一致的步调，我们的舒适感是慢慢增加的。我们从小房子搬到一栋较大的房子，只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才会为下午出行租用一辆马车，外出旅行也只是乘坐二等车厢。直到父亲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允许自己奢侈一回，和母亲在尼斯待了一个月过冬。享受财富的原则是拥有它而不是炫耀它，这条原则一直不变。尽管是个百万富翁，父亲从未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像弗兰茨 约瑟夫皇帝抽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他一直抽政府专卖的“特拉布克”，一种流行的方头小雪茄。玩牌的时候，也总是下很小的赌注。他坚定地持守着自己舒适、谨慎以及克制的生活方式。尽管与大多数同行相比，他更有教养、更体面—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写得一手好字，会说法语和英语。他固执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担任公职，终其一生，他从未寻求或接受过任何头衔或身份。尽管作为一位大工业家，这些都是唾手可得的。他从未向任何人索取过什么，也从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说过“请”或者“谢谢”。这是他隐秘的骄傲，对他而言比任何外界的认同都要重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不可避免的有那么一个时刻：当凝视自己的时候看到了父亲的形象。现在父亲所坚持的那种不爱出风头，默默过自己日子的生活方式，日复一日，越发在我自己的身上显现出来。尽管它与我的职业是相背离的，因为某种意义上，我的职业需要博得名气，抛头露面。正是出于和父亲一样的那种隐秘的骄傲，我向来拒绝接受任何外界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奖章、一项头衔、担任过任何协会的会长，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学会、委员会或评判委员会。仅仅坐在宴会的餐桌旁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求别人做什么，即便是为了第三人，话未出口嘴唇就发干了。我知道，在这个只有通过欺骗、逃避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里，在歌德充满智慧地概括为“奖章和头衔能避开人群的倾轧”的世界里，我这种人是多么的过时。但是，正是父亲对我的影响，以及他遗传给我的那种隐秘的骄傲迫使我回来的，我无意反抗。因为我要感谢他，那也许是我仅有的确切的财产—内心的自由感。

我母亲的出身和父亲不同，娘家姓是布瑞陶尔，是一个更国际化的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能讲意大利语和德语。当她不想让仆人们知道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姨妈谈话内容时，就会改说意大利语。年少时我就很熟悉意大利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有的洋蓟了，以及其他地中海特色美食。之后，每次去意大利，一下车就有种归家的自在感。然而我母亲的家族并不是意大利裔，而是有意变得国际化。布瑞陶尔家族最早是仿照较大的犹太银行家族经营一家银行，但是规模要小得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从霍恩埃姆斯，一个毗邻瑞士边境的小地方迁往世界各地。一些人去了圣加仑，另外一些人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而舅舅则去了纽约。这种国际化的联系使他们更优雅，见识更广，具有了某种家族骄傲。家族里再没有什么小商人或者经纪人，有的只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个人都会讲好几种语言，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姨妈巴黎的房子里吃饭的时候，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是那么的自然。家族成员团结一致，当贫寒亲戚家的年轻姑娘到了要出嫁的年纪时，整个家族都会一起筹集一份颇丰的嫁妆，以防止她“下嫁”。作为一位工业家，我父亲很受尊敬，尽管嫁给他我母亲心满意足，但是她从不允许父亲的亲戚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上流”家族的自豪感在所有布瑞陶尔成员中根深蒂固。后来，当家族成员对我示好时，他会屈尊地说：“你真是一个合格的布瑞陶尔家的人。”似乎在说，“你生对了人家。”

这种许多犹太人家庭自诩的高贵，在我和弟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时会逗乐我们，有时又会惹恼我们。我们总是被告知这些是“体面”的人，那些是“不体面”的人。每个朋友都会被追查祖宗八代，看看是不是出身一个“上流”家族，并核查他的亲戚和家底。这种人分三六九等一直是每次亲密的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在当时看似是最可笑和势利的行为。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五十年或一百年前，时间或长或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社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我们小男孩而言，似乎是一种虚伪的伪贵族拙劣模仿“上流”家族的概念，这正是犹太人生活最深远、最隐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致富是犹太人且典型的目标。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离谱的了。财富对于犹太人而言只是垫脚石，一种达到真正目标的手段，绝不是真正的目标。犹太人真正决心要达到的目标是在精神世界里上升到更高的文化层次。甚至是集中了整个犹太民族优缺点的东正教犹太人，也表现出将精神意志凌驾于物质追求之上。作为圣洁的人，研读圣经的学生在犹太人中获得的尊敬比一个富人还要多一千倍。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最穷的学者，而不是一个商人。人们不分阶级，都认为有文化的人地位较高，最受尊敬。即便是拖着包，风里来雨里去，最穷的乞丐也会不惜代价，至少供一个儿子去读书。因为家中能出一位教授、学者或者音乐家，在精神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那就是整个家庭的荣誉，仿佛一个人的成功能让这个家庭都变得高贵起来。犹太人内心下意识地想要竭力避免成为道德上不、令人厌恶、小里小气、精神世界匮乏，以及把一切都等同于交易的人，使自己跻身于身无分文的知识分子圈内。在瓦格纳看来，似乎是希望把自己和整个民族都从金钱的诅咒中救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中间，一个家族对财富的欲望经过两代人至多三代人就会消失殆尽。每当家族处于极盛时期时，就会出现有子孙不愿意接手父辈的银行、工厂以及其他规模可观、发展稳健的生意的情况。有位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了鸟类学家，一名瓦尔堡家族成员做了艺术史学家，姓卡西尔的人当了哲学家，萨松家的人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他们都受同样的下意识驱使，把自己从犹太人那种冷冰冰只知道赚钱的世界中解脱出来。或许这体现了他们那种隐秘的渴望—通过飞升至知识分子阶层，进而摆脱犹太人的特质，获得普遍的人性。因此“名门望族”并不单单意味着这个阶层享有的社会地位，更意味着通过适应不同的文化乃至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犹太人摆脱了犹太区强加给他们的所有缺点、局限和小气。但是，跻身知识分子阶层，就像之前他们局限于物质追求一样，由于职业比例失调，对于犹太人同样具有灾难性，这是犹太人命运永恒的悖论。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一样那么热衷于追求文化理想。确切地说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几个世纪以来既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军事行动。所以民族自豪感更多地转变为一种追求艺术至上的强烈愿望。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曾经一统欧洲。当时，德国、意大利、佛来芒和瓦隆都是其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省份。如今它们早已独立，唯有在首都维也纳，往日的辉煌未受沾染，它依然是宫廷的珍宝，保留着千年以来的传统。罗马人最早为这座城市奠定了基石，把它作为古罗马兵营、要塞和保护拉丁文明、抵御野蛮人的前哨。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攻打西方时，粉碎了这些城墙。这里曾被尼伯龙根的铁骑践踏过，音乐上不朽的七星宿光耀整个世界—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 施特劳斯。欧洲文化的各种潮流都在这里汇聚。在宫廷里、在贵族间、在平民中，德国人与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佛来芒人血脉相连。这座音乐之城独特的天赋在于，消除了所有的对立和差异，将它们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全新的、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热情好客，而且善于接受，把具多样性的力量吸引到这里，使它们放松、和解、获得慰藉。居住在这里很亲切，在这种精神融洽的氛围下生活，每个公民都在不知不觉中具有超国家性、世界性，成为一位世界公民。

这座城市在兼容并蓄，以及柔和如音乐般的转变方面的天赋异禀在其外表就可见一斑。通过几个世纪以来缓慢地从内城有机地向外扩张，城市居民达到两百万，足够高的人口稠密度创造出了大都市具有的奢华和多样性，但是城市面积还不至于像伦敦或者纽约那样过大，与自然隔绝。城市最边缘的房子或倒映在气势磅礴的多瑙河中，或俯瞰宽广的平原，或掩映在花园和田野里，亦或散落在绿树成荫的阿尔卑斯山的连绵山麓上。人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景观。二者交融在一起，丝毫没有突兀和抵触之感。置身城中，感觉到城市像树的年轮一样，圈圈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城墙遗址上是环城大道，两边是漂亮的房子，环抱着最为珍贵的市中心。其中是皇族和贵族古老的宫殿，历经沧桑的石头诉说着历史。贝多芬曾在利希诺夫斯基宫殿演奏过。海顿是埃斯特哈希宫殿的座上宾，正是在古老的维也纳大学中海顿的《创世纪》及时次奏响。霍夫堡宫历经了几代君王，而美泉宫曾接待过拿破仑。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主教们曾跪在斯德望主教堂内，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获得解放祈祷感恩。维也纳大学围墙之内曾点亮了无数伟大的科学之灯。新建筑高傲、恢弘地耸立于这众多的古老宫殿中，伴有熠熠发光的大道和亮晶晶的店铺。但是，新旧建筑交融并不觉得格格不入，就像雕刻的石头与未加雕琢的自然一样和谐。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感觉是美妙的，它殷勤好客，包容所有的外来事物，并愉快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这轻松如巴黎般的气氛中，享受生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众所周知，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主义的城市。但是文化是什么？如果不是依靠艺术和爱，从粗俗的物质生活中，甜言蜜语哄骗出来的最美好、最精致、最微妙的品质。那文化是什么？对于美食家，关心的是喝上一瓶上等的红酒、新鲜的干啤，品尝奢侈的点心和蛋糕，而城中的居民同时追求更微妙的乐趣。创作音乐、跳舞、看戏剧、聊天、彬彬有礼的举止，这些在这里都被作为特殊艺术被培养。老百姓的生活重心既不是军事也不是政治，更不是商业。普通维也纳民众看晨报时及时时间关注的不是议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表。剧院在公众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在其他城市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城堡剧院，作为皇家剧院，对于维也纳人乃至奥地利人而言，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舞台，更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在光怪陆离的表演中，城市可以反观到自己，剧院是拥有高品位的“宫廷侍从”。从皇家演员的身上，观众可以见识到：应该如何打扮、如何走进房间、如何进行交谈，以及如何像有品位的人一样措辞，又要避讳些什么。舞台不再仅仅是娱乐的场所，它绘声绘色地指导人举止优雅，发音。即便是和皇家剧院略微扯上点关系的也都笼罩在它圣像光环之下，受人崇拜。当总理或者巨贾走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时，没有人会回头。但是，某个皇家演员或是歌剧演员走过时，所有的女店员和马车夫都会认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小男孩看到他们路过时，都会得意地告诉自己的小伙伴(我们每个人都会收集他们的照片和签名)。这种对个人的尊敬近乎于宗教崇拜，以至于辐射到他们身边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和约瑟夫 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尊敬甚至嫉妒的对象。优雅的年轻人以穿着由演员的裁缝制作的衣服为荣。每个伟大演员的周年纪念和葬礼都是一件大事，风头盖过所有的政治事件。自己的剧本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是每个维也纳作家较大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都变得高贵起来，享受一系列的荣誉。例如，终身的优待券，一生都可以免票入场，以及获邀参加所有的官方活动。事实上，他同时成为了皇家的座上客。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及时次做自我介绍时难忘的情形。那是一个早上，城堡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在祝贺了我之后，他告诉我剧院已经接受了我的剧本。晚上到家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看到了他留下的名片。他竟然正式回访了我，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对我而言，仅是作为作品被皇家剧院接受的作家就足以跻身“绅士”的行列，就连剧院经理也得把我作为同级别的人对待。剧院发生的一切都会间接地牵涉到每个人，甚至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举个例子，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24小时，家里的厨师眼含热泪冲进屋子，她刚刚得知城堡剧院最耀眼的女演员，夏洛特 沃特[1]去世了。她失控地哀恸令人诧异，因为这位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名流出入的城堡剧院，也没在舞台上或是别的地方目睹过沃特的风采。然而，在维也纳，一位伟大的国宝级女演员是整个城市的集体财富，以至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感觉到她的死是场灾难。任何不幸，比如某位深受爱戴的歌唱家或艺术家的离世，都会迅速地演变为全国性的哀悼。当曾及时次奏响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时，维也纳各界人士都聚集在那里，神情庄重悲伤。舞台的大幕还没来得急拉下，所有的人都跳了上去，希望至少能捡一片舞台地板的碎片回家，以纪念那些深受爱戴的艺术家们曾演出过的舞台。几十年后，在众多中产阶级的家中，会看到这些微不足道的碎片被保存在昂贵的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当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除时，我们自己也并没有表现得更理性。这座小型的音乐厅只用于室内演奏，本身是座非常不起眼，没有艺术性的建筑。原本是列支敦士登伯爵的马术学院，改造为音乐厅时使用木制镶板，一点儿都不招眼。那里曾经回响起古老的小提琴，是痴迷音乐的人的圣殿，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这里举办过音乐会，许多有名的四重奏都在这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座实用的大楼让路，这对于曾在那里度过过那么难忘时光的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当贝多芬的作品由玫瑰四重奏无与伦比的演奏完之后，没有观众离开座位。我们喝彩、鼓掌，一些太太们动情地抽泣着，谁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告别演出。为了赶我们离开，大厅的灯都被关了。狂热的观众有四五百人，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然迟迟不愿离去，仿佛用这种方式我们就能拯救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一样。当我们还是学生时，用请愿、示威、随笔进行抗争，保护贝多芬去世的房子得以免遭拆除！每当拆除这样历史悠久的建筑时，就像是一点点攫取我们的灵魂一样。

对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痴迷感染着维也纳的各个阶层。由于几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等级分明，但又像管弦乐一样各阶层相处和谐，这一点我之前已经说过。占主导地位的仍旧是皇家，由它来设定节奏。所以，不仅在空间上，并且在文化层面上，皇宫都是君主制国家的中心。奥地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大贵族的豪华府邸仿佛是第二道围墙，环绕着皇宫。接下来，这道围墙之外是“上流社会”，包括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家、“古老的家族”，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社会阶层都居住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有的街区里。大贵族住在市中心自己的府邸里，外交官居住在第三街区，工业家和商人毗邻环城大道，小资产阶级聚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