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维尔福特小姐(Mlle Wilford )身穿由杜塞时装屋(Doucet)制作的礼服

图为巴黎最古老的服装定制店之一—— 杜塞时装屋为客人提供的四月份穿着的日礼服，搭配有长披肩和带有羽饰的帽子。这家店的服装以其典型的“新艺术主义风格”(Art Nouveau)的细节处理和突出体现女性柔美曲线的设计而著名，但最终因不适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简洁流畅之风而在1932年关店。

20世纪初的时装业被牢牢地掌控在巴黎高级时装屋的手中，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由英国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FrederickWorth)(1825—1895)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时装屋，其服务对象一直是社会上流阶层：皇室、贵族、富人、名媛和名流——而这些人也正是构成当时社会风尚的中坚力量。

至于那些无法承受沃斯时装屋里高昂费用的人则投向了像杜塞(Doucet)、道维莱特(Doeuillet)、拉费里埃(Laferrière)、珍妮.帕昆(JeannePaquin)和卡洛姐妹(CallotSoeurs)这样中档价位的时装定制店。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和英国伦敦，有专门受到指派为上流社会提供宫廷服装和正式礼服的裁缝师；同时，英国的服装公司例如“红坊”(Redfern)和“克雷德”(Creed)都在巴黎开设有分部，它们不仅以精湛的男装缝纫技术闻名遐迩，也是女装定制业中的翘楚。

让我们将镜头摇向当时的美国社会。以阿斯特夫人(MrsAstor)为首的“四百会员”(即被她列在纽约沙龙会客厅里座上宾的客户)总是频繁地穿越大西洋来到欧洲购买时装，这些时尚狂热分子还包括：库珀.休伊特家族(CooperHewitts)、摩根家族(Morgans)、波特.帕尔默家族(PotterPalme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他们当中那些被称为“美元公主”的女士不仅成为欧洲高级时装屋背后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也维护了她们各自夫家的贵族颜面——尽管实际上，她们以金钱交换来的欧洲贵族头衔和阶层已经是徒有虚表了。

在为年轻新娘准备的全部嫁妆中，用于妆扮上的花费是相当惊人的，有时甚至要以成打的数量计算这些服饰。为了足以应对繁忙的社交生活，女士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针对不同的礼仪场所要穿着不同的服装。在24小时的活动中——晨起、骑马、午后休闲、出访、家庭聚会、午餐、晚餐、舞会、节日庆典、观看歌剧和戏剧、拜会宫廷……所有的场合都需要配备以相应的装束，最少的也得要准备3～4套用以更换。丧服类的服装则一般都是黑色的。那些奢华的装饰：刺绣、珠片、稀有蕾丝、薄纱、皮草配饰都衬托出服装富丽堂皇的外观，无一不尽显其极浪费之能事。“S”形的紧身内衣将胸部向前高高地托起，同时将臀部向后衬托得又翘又圆；内层夹有金属丝线的领子高而挺立；胸前装饰有蕾丝和薄纱；经久不衰的宽边花式帽多以花朵和羽毛点缀，有时甚至是一整只小鸟。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一种沉甸甸的、雕塑般的优美外表。

上流社会的人们可以说是季节分明的动物。初夏时节，一系列繁忙的社交活动就开始了：从上流社会少女成人礼到进入宫廷觐见皇族成员——这些盛大恢宏的场面都需要穿上最为正式的礼服裙，并且佩戴全套闪闪发光的珠宝首饰，这种风气无论是在英国爱斯科、法国尚蒂利城堡还是英格兰考斯所举办的各种体育竞赛场景里都盛极一时，因为在这样的赛季里同时还充斥了数不尽的招待会、午餐会和舞会。到了赛季末，夏季生活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像比亚里茨、多维尔这样的时髦度假胜地。在秋季回到城中之前，上流社会的人们热衷于乘坐豪华游艇出海游玩、在苏格兰庄园里狩猎、沉溺于长岛别墅里的夜夜笙歌。用天鹅绒、缎子或丝绸制成的晚礼服裸露出肩头，小山羊皮制的长手套包裹着胳膊——这些袒胸露背的衣服可以充分展现出熠熠生辉的珠宝配饰。日间服装包括了定制的套装或是经过精心装饰的长袍，当然也少不了像阔边花式帽和太阳伞这样的配饰。款式更为简洁的夏季连身裙或是罩衫多用棉布、上等细麻布或是亚麻布制成，并装饰有苏格兰刺绣或蕾丝花边。这些庞大衣橱里的全套定制服装一般都来自于巴黎高级时装屋，尽管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在纽约和伦敦开设有分号，但是服装的专利权还是归属于制造商和裁缝师。服饰品和内衣购于专门的商店，有的则来自价格更为昂贵的百货公司。

有一些女性更喜欢特立独行的着装风格，她们选择“艺术地”穿衣，从而游离于普通大众所信奉的时尚标准之外。这种“波希米亚”风潮很快被前卫的人群所吸纳，这一类的服装可在伦敦的“自由商店”(Liberty)和“欧米加工坊”(OmegaWorkshops)、威尼斯的“福坦尼商店”(Fortuny)或是“维也纳工坊”(WienerWerkst

tte)中购得，其中维也纳工坊是一间由艺术家和设计师联手致力于服装改革的工作室，其规模虽小，影响力却不可小觑。女性艺术家，例如索尼亚.德劳内(SoniaDelaunay)在将时装与艺术融合方面进行了探索，而俄国构成主义者柳波夫.波波娃(LiubovPopova)和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VarvarStepanova)则将全新的意识形态放置于服装的设计当中。在20世纪的头一个二十年里，这些女性的创作都是当时强烈的艺术实验精神的侧面反映。彼时，各种新的“主义”正横贯欧洲大地：巴黎有“野兽派”和“立体派”；澳大利亚有“分离主义”；德国有“表现主义”；意大利有“未来派”；俄国有“构成主义”；以及紧随而来的“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许多画家、诗人、音乐家、作家和建筑师都将自己的居住地冠以“波希米亚”的神秘称号(不管这个地点在现实生活中是坐落于英国的布鲁姆伯利、法国的蒙马特，还是德国的施瓦宾)，他们的衣着虽然都带有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但最为重要的一个突破是——他们将有关艺术和设计等诸多方面的思考都融入对日常着装的选择中，服装由此获得了“合成艺术作品”(Gesamkunst-werk)的称号，即一件完整的艺术品。1909年，由迪亚吉列夫(Diaghiliev)所创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Russes)在巴黎的演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具有革命性的前卫音乐、舞台设计和化妆，当然也包括服装，为当时的人们展开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强烈的现代视听感受。

在巴黎，保罗.波烈(PaulPoiret)于1903年开设了自己的时装沙龙，他也是及时位为女装注入活力的裁缝师。波烈简化了女装的轮廓，不再把设计的重点放在复杂的结构堆砌上，而是改用了强烈的色彩搭配以及精致细巧的表面装饰。他早期所创建的“执政内阁式风格”(DirectoireLine)风靡了十年左右，这种女装带有明显的东方风格：宽大松垂，围裹在身上很像中国和日本女性穿着的长袍和服、上面常点缀有波斯纹样；薄如蝉翼的束腰，宽松外衣下摆处用金属线进行装饰；服装的边缝处多饰以裘羽或金色的缘饰；下装的样式通常采用苏丹后宫佳丽们穿着的灯笼裤。生于英国的露西尔(Lucile，也称达夫.戈登夫人“LadyDuffGordon”，1863—1935)也是一位成功的设计师，她所设计的那些娇美纤细的衣裙常被人称为“情感之袍”，因为她会给每套完成的作品赋予戏剧性的名称，例如“不满意之唇的叹息”等，尽管她的作品没有波烈的作品般大胆进取，但也充满了高贵的雕塑之感，同样印有深受艺术思潮影响的痕迹。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女性就已经为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和政治投票权而奔走努力了，但直到及时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妇女才真正获得了普选权。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让大众可以实现自主出行；大量涌现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工作。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妇女来说，家务或者工场苦役却依然是她们的选择。女性的生存状态在这一时期正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尤其是及时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她们中的一些人奔赴前线成为战地医生、护士和司机；另一些人成为军需工厂的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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