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带厨艺学院所在的大楼，乍看之下不怎么起眼。

位于巴黎西南区一条毫无特色的住宅街上，几乎难以察觉的这栋四层楼浅棕色建筑，原本是座医院，而今其中比较宽敞的几间诊疗室被改建成厨房。新生训练那天，我从大门走过，无意间瞥见印在窗户上的蓝色标志，才赫然发现学院就在眼前。进到里头，小巧的招待处挤满了职员和学员。

一位绾着深色发髻、披着紫色羊绒披肩的优雅法国女士，在人群中举起手啪啪击了两声。

“在场的所有人请注意，典礼要开始了，请跟我来。”语毕，她领着我们弯过转角来到圆顶的房间，里头约有70 名学员已入座，全都面向最远处的三位女士。我在一位身穿黑色香奈儿套装、气质高雅的亚裔女士正前方，找到一个空位坐下。

我的法国料理课——是用日语开场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安！)”穿香奈儿的女士尖声飙出一长串日文。我急忙用手捂住耳朵，赫然发现自己不小心坐到了二十几个日本学员之中。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那女士持续为她的同胞同步翻译，法语讲者和英文口译的声音，全被她的尖嗓门给淹没了。

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个大概。校方一开头就从近乎严苛的校规说起：制服一定要洁白光鲜；除了婚戒之外，一律不准戴珠宝；不准迟到；只能缺席四次，绝无例外。此外，法国当局要求持居留签证的人到医院体检。由于排定的体检时间不容更改，万一和课程冲突，学校允许我们请假一次。也就是说，如果因为法国官僚作风而缺课，情有可原，但若得了埃博拉病毒而无法上课，可没人会同情你。

主持典礼的是一位满脸雀斑、50 来岁的女士，说话明显带有美国腔，是学院的教务长。她比了个手势，一位亲切可爱的女孩走上前，把身上的制服展示给大家看：烫得笔挺的白厨罩衫外套着一袭围裙，下面配上千鸟格纹的裤子，脖子系了一条白领巾。她头戴的帽子底下，往后梳的一头栗色发丝，以蝴蝶结发夹紧紧扎起。

教务长接着介绍了两位戴着高耸圆筒帽的厨师。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其中一位开始以相当单调的声音讲法语，平淡的语调敌不过断断续续的日文口译。我索性不听了，四下环顾，打量整个房间。

这间通风的厢厅，法式建筑里所谓的冬园(Jardin d’Hiver)，是学院内的大礼堂。充足的日光从高耸的玻璃篷顶倾泻而下，种在盆栽里的几棵巨大树木长得枝繁叶茂。为了这场新生训练，蓝白相间的藤编餐椅被排成一列列，与之搭配的桌子全被移到墙边。墙上高挂着庆祝学院最近一次在1988 年重建启用的官样牌匾。这所学校感觉起来像公家机关：务实，装潢布置能省则省。

学员们都颇年轻，多半20 来岁，四分之三是女性，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亚洲。那是个寒冷的1 月，很多人手里端着从邻近桌上取来的保丽龙杯装咖啡。在场的人全神贯注地聆听，只有后排一位惹人注目的黑发褐皮肤女子，跟我一样，也正举头张望。她捕捉到我的目光，对我老练地亮出一抹灿烂微笑，我也以笑容回应。接着两位厨师将学员分组，以便分头参观校园，人群开始起身移动。

好奇的女子和我同组。我们握手时，她用一口漂亮的英国腔说：“嗨，我叫卡特里娜。”

我突然有个感觉。“你看起来好像……”

“我知道，我知道，伊丽莎白 赫尔利。”她说着，眼珠子不耐烦地转了转。

的确，她有张明星脸。

“我朋友甚至叫我利兹，”她说，“真让人难为情。”

她对被误认为国际知名美艳女星一事尽量大方以对。“朋友都叫我凯特。”她一面说，一面把缀有丝绸般软毛的华丽黑色大衣从一手挪到另一手。

一听到我的小名也叫凯特，她要我还是叫她利兹算了。“免得搞混。”当我们说好把其中一个凯特变成利兹时，一位面容威严的厨师对我们两人嘘了一声。他和一名女口译员负责带领我们这组，我们一行人就像中了魔的孩子，在这对吹笛人后头亦步亦趋。

在朱莉娅 蔡尔德的传记《美味人生》(An Appetite for Life)里，诺埃尔 赖利 菲奇(Noel Riley Fitch)描述1940 和1950 年代的蓝带学院“只有一个水槽，除了炉台(而且有好几台故障)之外，没有其他电动设备”。那是早期的校舍，位于巴黎中心佛布—圣多诺赫街上一栋有七间房的拥挤宅屋。到了1980 年代，安德烈 宽特罗，君度橙酒和人头马干邑白兰地家族事业的继承人，买下了这所学院，并将它迁至现址。现今的蓝带学院已不可同日而语，充满了科技工艺，虽然整个校区所有的食物搅拌机加起来还是寥寥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