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贝尔·卡默洛①这个名字今天几乎已无人知晓，这是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学的一个注脚。和他那一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希望在一战留下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的祖国必须走出残酷战争的阴影，用混凝土去覆盖战场的泥土。在最崇高的动机驱使下，又在致力于跟上工业化步伐的政府的支持下，卡默洛(讽刺真是无处不在，哪怕是一个姓氏)开始了他宏伟的计划，要将法国大城市周边缺乏规划的广阔地区改造为人口密集的城区，兴建大量高层建筑。在今天，也正是这些房屋，让生活在大城市喧嚣之外的千百万法国人住有所居——除非老化的房屋大限已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些地方，便是我们所说的"郊区"(thebanlieues)。

于利斯(LesUlis)是亨利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这片郊区是卡默洛晚期的古怪创造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谢弗勒斯谷(ValeofChevreuse)及时批高层住宅矗立起来的时候，法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此前，于利斯几乎是个被遗忘的角落，以至于这里连座火车站都没有(今天依然没有)。但在这个时期，政府希望于利斯能够成为信息产业及核能工业中心，二者都是法国最成功也具标志性的领域。惠普等知名公司搬到了为此特别兴建的"科技中心"，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则比这些公司更早10年便搬迁至此，将总部设立于临近的小镇萨克雷(Saclay)。

然而，1968年5月，当及时批于利斯居民搬进新家时，法国正在经历一次社会动荡，民众的不满恰是针对卡默洛的后台老板们——很多刚建成的公寓依然没有自来水，而于利斯则甚至没有自己的市议会，直到亨利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77年，于利斯市议会才告成立，亨利6岁时注册加盟的于利斯俱乐部(COLesUlis)，也于同年挂牌。建设规划者们试图吸引的那些中产阶级白领很快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只是一个白日梦，随即纷纷逃离到了更发达的地区，一座座高层住宅人走楼空。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则前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几年时间里，于利斯从理想国变成了一个"敏感地区"，这个婉转的说法并不会让实际情况变得好看一些——2010年，于利斯40％的人口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亨利人生开启的时候，他们同样如此贫穷。

于利斯的人口构成非常年轻。亨利的父母——托尼(Tony)和玛丽斯(Maryse)来此定居时不过20岁出头，和很多邻居一样，他们不是在大城市(lamétropole)出生的。他们当然有法国公民的身份，但由于肤色的原因，他们的生活处境与千百万来自北非和西非原殖民地的"客居工人"(guestworkers)无甚区别。这些客居工人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其中不少人定居在了于利斯。

托尼出生于拉代西拉德岛(LaDesirade)，那是瓜德罗普①东岸的一座小岛，那里的居民以民风彪悍和思想独立而著称。玛丽斯在与托尼走到一起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维利②。维利出生于马提尼克①，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奴隶和奴隶主的后代共同居住在这里，尽管他们并未和解，但关系还是缓和了很多。托尼后来解释说，参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对儿子非常重要，这个瓜德罗普人一直将他的儿子称为"非洲人"。

亨利本人几次公开谈到过他在西印度群岛的根，不过他的措辞与父亲有着微妙的区别："人，总是要找到自己的根。虽然我出生在于利斯，但我没有忘记，我的父母是来自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我了解那里的音乐、文化和饮食。我父母跟我说话时会用克里奥尔语②。人总是想找到自己的根，我回到父母的家乡时，内心总有一种恬静的感觉。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没有人会盯着我看。跟随法国队夺取世界杯冠军后，我去了瓜德罗普，那里的人也进行了庆祝，但他们的表情是不一样的，要平静得多。

我到的那24小时，我们举行了宴会，玩了邦戈鼓，大家都到我住的地方来道贺，但第二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我可以穿着短裤，光着脚，骑着小摩托兜风，那里简直是天堂。"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亨利与这座"天堂"的距离愈发遥远。2005年之后，他便再未回到过父亲的那座小岛，尽管他还有不少亲戚住在那里③。而上文那段话，则是亨利在2008年说的。对于自己的做法，亨利表达过遗憾，据一位托尼和我共同的朋友透露，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亨利父子的关系有所疏远，尽管托尼多年来一直都是亨利坚定的支持者以及最苛刻的批评者。亨利没有忘记他对父亲的亏欠，也依然在赡养父亲：托尼住在皮尔特角①儿子购置的一套舒适公寓中，免交房租。(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