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及时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各个角落都在闪动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的一波刮到这儿，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皮肤较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的确，我们赶上了。可以出门念大学、读研究生、进修、工作、做生意、当兵、当兵之后的转业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国外劳务输出，可以留学、申请绿卡、变成外国人，当然，还可以全世界地杀人越货专干歪门邪道的事。据我父母的情报，仅在我故乡的四条街上(我说的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圆三公里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时候曾被猪、驴或者马踢过脑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鲜活得上蹿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两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滩漫长，传说有的岛上住着很多猴子和神仙；远至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说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花街人听不懂的鸟语。

四条街上的年轻人如今散布各处。中国的年轻人如今像中子一样，在全世界无规则地快速运动。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经常抱有疑问：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让你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不停蹄地跑？他们怀疑你在一个无穷远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饭还是馒头？喝水吗？猪肉和鱼都从哪里来？那里有多少田地可以种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丝瓜、山药、萝卜和大葱？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相信一架钢铁制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连续飞上十三个小时之后到达美国的城市芝加哥，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掉下来？你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铁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稳？多科学的解释他们都认为是扯淡。现在，继本地开通火车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竞争力”，在另一位伟大人物的故乡，离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区，即将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机场。从机场挖出及时锹土开始奠基的那24小时起，我们四条街上就一拨拨自发组团去瞻仰，他们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我爸早年在海陵学医，在此之前因为车船免费，混进了大串联的队伍里，到过上海和北京。尽管那时候南京路和长安街上没几辆车在跑，父亲也算是见了世面的人。我妈生在比当时的花街还乡下的乡下，串联没她的份儿；在我决意去北京之前，她见过的较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给我姐夫的那座城市；所以，她对我去北京直犯嘀咕，那么大(她当然知道北京很大)，远得不知道在哪儿了(我妈对地图的理解局限在运河地区，她必须以运河为坐标才能判断出东西南北)，咱儿子能行吗？我爸连回忆加虚构，把近半个世纪前的北京搬到现在的首都，说得像家门口一样熟悉，我妈才勉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为了让自己更踏实一点，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抢电视遥控器，我爸要看本地新闻，她要看北京台的新闻，天气预报也不放过。而现在，我妈每次回乡下给外公外婆上坟，回来都要感叹：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远越好。

她说的是村子里空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宁波和北京。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每天通过电视、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亲人。尽管他们和我妈一样，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到世界去。必须到世界去。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家人都得跟着为他羞愧。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儿过日子。

无法想象的，无法理解的，现在是最基本的现实。现实总是正确的，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如你所知，世界意味着机会、财富，意味着响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来(我所了解的三十来岁的打工者，倘若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异乡打工生涯多半计划在五十岁之前结束，挣够了辛苦钱，以便供养孩子、老人和自己的后半生)，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后者往往被我们忽略。

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及时要务，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在当下无穷动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通俗的说法是：出门透透气。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比如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尖着脑袋去了。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冽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而在花街，每个夜晚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所以，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页肺，而是大脑。

生活可以很苦，住地下室，吃盒饭，出了门照样乐乐呵呵。我朋友的朋友，在北京付不起房租，自己用钢条、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颗巨大的蛋，有床铺、书桌和简单的洗漱设备，关上门百无禁忌，他活在创造的快乐和对未来美好的怀想里。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弓腰驼背挣了两年的钱，揣在兜里去了西藏，每天除去吃睡，专职围着八角街转圈子。他说转街时自己变成了一朵云，转得越久，精神上的杂质越少；一年过去，他重新作为一个最穷的人，眉毛胡子长到一起地回来了，声称挣下点钱还去。

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的又坐了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24小时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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