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人文交流：现状、意义与问题引言引

中韩两国民众比邻而居，自古以来人文交流绵延不断，促进了两国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19世纪末，西方以及日本殖民帝国先后入侵，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秩序，中国与朝鲜半岛都进入了一段黑暗屈辱的历史时期。20世纪初，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也走上了艰苦的反封建反殖民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中断，但两国民众都投入到反对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中。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半岛的一部分抗日力量转移到中国。在上海，朝鲜独立运动家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在东北地区，大量朝鲜青年加入中国的抗日武装队伍。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时期，朝鲜半岛则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最前方。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卷入其中，与"三八线"以南的韩国成为敌国。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韩国被冷战的铁幕隔断，两国的人文交流也随之消失。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国内政局趋于稳定，并且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70年代末，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中韩两国的发展轨迹又出现了交集，共同的发展诉求为两国带来了合作的契机。到了80年代，韩国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国家，同时完成了政治民主改革，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因为"汉江奇迹"而充满自信的韩国积极寻求更广阔、更独立的世界舞台。而此时，中国也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对中韩经济合作非常感兴趣。加之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体系瓦解，中韩两国的合作可谓水到渠成。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人文交流的大门从此重新开启。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发展迅速。在经济领域里，中韩由于互补性强，很快就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伙伴。在合作初期，中国从韩国学到了经济发展经验，引进了投资。韩国企业在中国获取了廉价劳动力，产业升级得以平缓进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韩国企业进一步在中国市场上深耕细作，中韩两国的产业合作更加紧密。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超过2700亿美元。对韩国而言，中国是较大的贸易伙伴、较大的出口市场、较大的进口来源国、较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中韩贸易额超过了韩美、韩日、韩欧贸易额的总和，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1992年韩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2亿美元，但是到了2013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已经达到920亿美元。对华出口对韩国GDP的贡献度是对美出口的两倍。LG经济研究院：《通过附加值看对外依存度》，。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远远超过了对其同盟国美国的依存度。对中国而言，韩国在2014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韩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中韩经济合作发展的强劲势头推动了合作机制的建设。2014年，中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始了货币直接兑换，今后中韩经济合作的道路将因此而变得更加宽广平坦。中韩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定下了积极的主旋律。在政治外交领域里，中韩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发展两国关系，中韩两国关系已经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的很多政府部门之间也都建立起了沟通合作的通道。中韩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活跃，两国之间的友好省(道)市已经增长至154对。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在安保问题上，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障碍虽然一时难以跨越，但中韩两国都希望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两国保持着紧密合作。总的来看，中韩两国之间虽然在"脱北者"、"海洋专属经济区"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政府以及民间社会都清楚地认识到两国合作为各自带来的利益，能够谨慎处理分歧，使得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以来都非常顺利。与经济、政治和安保领域的合作相比，中韩在人文领域的交流既是亮点也是难点。中韩建交后，人文交流规模增长之迅速令人惊叹。中韩之间的很多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学校、医院、文化团体之间都建立起了长期交流合作机制。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韩国是最熟悉的一个国家；而对普通韩国人而言，中国也是他们最熟悉也最为关注的一个国家。中韩两国互为及时大留学生来源国和及时大海外游客来源国，企业、政府、民间团体等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里的人员往来非常频繁。2013年，访华韩国人为370万人次，超过了韩国总人口的7%。有调查显示，建交以来来过中国的韩国人约占韩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14年，访韩中国人达到571万人次，在只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中国游客在主要商业区和观光地随处可见，韩国商人说汉语的现象司空见惯。在中国，"韩流"文化流行20年而不衰，不仅在中国流行文化中站稳了一席之地，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中国相关领域里寻找个人发展机会。"汉语热"在韩国持续升级，韩国多年来都是"汉语水平考试"较大的海外考场，2014年报名参考的韩国人超过10万人。可以说，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的梦想已经与中国的发展紧紧联结在一起。迅速增长的人文交流常常被两国的官员和学者称作是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石和未来保障。但是，如果认真观察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不难发现中韩民众间的相互好感度并没有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升级而上升，没有随着两国人文交流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皮尤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的中国好感度在全球属于排名的几个国家之一。韩国学者分析多年来韩国各种机构的相关调查结果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在2003年前后迅速下降，至今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韩国学者郑在浩对1997年至2010年间韩国国内不同机构实施的32次民意调查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高句丽历史争端"之前实施的民意调查中90%的回答都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但"高句丽历史争端"被舆论化后，2004年下半年之后开始的调查中只有18%的被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中国的崛起与韩半岛的未来》，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1年9月，第367页)。笔者针对两国民众相互认知的调查则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低于对美和对日好感度，中国人对韩国的好感度虽然比对日好感度高，但随着中国人对韩国了解的增加，中国人的对韩好感度明显降低。经济以及政治领域的合作未能强化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信任，频繁的人文交流也未能带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的提升，这说明人文交流的发展有其特有的规律。韦伯把社会行为分为四类：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以及传统行为。与人文交流相比，政治、安保、经济领域里的互动更加理性，因为这些领域里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军队、大企业，这些组织拥有垂直官僚结构，收集信息能力强，由精英进行决策，决策时立足于本领域的宏观长远利益。尽管也会受到一些暂时性、感性因素的干扰，但其行为基本遵循目的—工具合理性。人文交流领域里的行为主体非常多样，有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普通人。这些行为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在互动过程中掌握相关信息不充分，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意识。因此人文交流中的互动存在更多的情感行为、习惯性行为以及受各种价值观影响的行为，缺乏理性，容易偏离两国民众的总体利益诉求。人文交流固然受到国家间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但要解释人文交流与国家间政治、军事、经济合作发展不同步的现象，就要理解人文交流中的"非理性因素"，而这需要从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性、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以及中韩交流中的重要事件中去寻找。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回顾中韩人文交流的发展过程，寻找中韩人文交流的规律和影响因素，思考人文交流的价值和目标。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本研究旨在回顾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中韩人文交流的特点、影响因素以及意义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为中韩人文交流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本书分为四章，及时章回顾中韩人文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二章思考中韩人文交流不同领域的意义与问题；第三章分析中韩人文交流对两国民众间相互认识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中韩人文交流中的难题。中韩人文交流：现状、意义与问题及时章中韩人文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本章将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人员和文化交流两个领域来回顾中韩人文交流的历程，分四节进行梳理：及时节总结中韩政府间的人文交流机制，这些人文交流机制既是推动民间人文交流的保障也是民间人文交流发展的结果；第二节总结中韩民间人员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三节总结中韩学术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学术交流虽然属于民间交流，但学术研究成果却对政府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和咨询的作用，同时对民间交流起到引导作用；第四节总结中韩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并将分为政府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和民间文化交流两部分来进行叙述。及时节中韩政府间的人文交流机制中韩两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文化基因却具有很强的亲缘性。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重要的军事同盟国，现阶段中韩两国在安全合作领域里存在难以逾越的瓶颈，但是两国经济合作紧密、地理临近，民间交流非常活跃。人文交流是中韩关系中较容易推动的领域，而且通过人文交流扩大相互了解、增进相互好感，这也是增进互信，化解政治、安保合作中的相互怀疑的一条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韩两国政府自建交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间人文交流，为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并在推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设立了很多常设机构。这些协议一方面推动了中韩两国的民间人文交流，反映了两国政府发展民间关系、为中韩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意愿，另一方面也顺应了民间交流的需求，是中韩人文交流发展的里程碑。一、中韩政府间的人文交流协议中韩建交以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历次联合公报中，与人文交流相关的内容都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参见附录一)1994年3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时，中韩两国政府签署了《大韩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参见附录二)，这一《协定》成为中韩人文交流的基础。《协定》提出要促进两国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影、电视、出版、青少年和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由两国政府共同成立"混合文化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每两年轮流在中国和韩国召开一次会议，商讨执行本协定的有关事宜，并为推动本协定的有效实施提出新的建议。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中韩两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公报。其中的第10条指出，两国政府要增进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开展多种民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