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篇 入局心法——真正的大赢家从不当看客

志气是事业的灵魂

曾国藩从芸芸众生中发现李鸿章，并将他培养成了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他之所以选中李鸿章，不外两点：一是志，二是才。志气和才华二者同时具备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李鸿章出道不久，就引起了曾国藩的关注。

曾国藩的事业是自己打下的，但却是由李鸿章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没有李鸿章，曾国藩的势力和影响不会延续到清朝的灭亡，而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可能只是个普通幕僚或者是地方小吏，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曾国藩是清代名臣，他出身平民，却建立了再造中兴的伟业。他被称为清代权力较大的汉人，虽然官位没有达到较高，但是却建立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武装，改变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汉人不掌兵权的局面，正是这支武装，挽救了大清王朝。不过，他的业绩还不限于此。他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促进了西学东渐，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培养了几代人才，这些人才，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他的影响至深至远，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几乎全都受过他的启迪和影响。李鸿章这个主持晚清政局三十年之久的政坛巨子，正是曾国藩刻意培养的"种子"，继承并完成他的事业。

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起点就是立志，所以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他曾经对自己的弟弟们说："盖士人读书，及时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曾国藩的志向是什么呢?他不止一次在给亲友的书信中表达过。他对好友刘蓉袒露胸襟，说吖卜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给弟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由此可见，曾国藩继承了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愿，那就是不追求一身的荣辱，而是以国家的兴旺、人民的饱暖为奋斗的目标。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立志高远，在结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以有无志向作为取舍的标准。他教育子弟，更是以立志作为及时要义。志不立，无可成之事，没有了志向，一切都无从谈起。李鸿章之所以得到他的青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鸿章从小就怀有远大的志向。但是李鸿章的志向仅仅是"功名"，曾国藩则把他引入安邦定国、济世利民的正途上，把他的人格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县人，世称"李合肥"。先祖本姓许，后过继给李姓，才改姓李。他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在李家六兄弟中排行第二，后来人称"李二先生"。李家世代耕读为生，到了李鸿章的高祖时，才过上自耕自给的日子。和曾国藩的家族一样，李家也一直没有人考中功名。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李家才成为当地的望族。

李鸿章年少的时候就怀有远大志向，他后来在家书中回忆说："余弱冠时，曾填七律廿首以咏志，内有几句很是难忘，现抄于后，与弟共勉：人生唯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这首诗是他二十岁时写作，激励自己趁年轻力壮，奋发自强，既要学习请缨从戎的名将终军，也要学习名满天下的名臣贾谊。

终军是西汉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博士弟子，受到汉武帝赏识。后来毅然请缨，在制止诸侯割据、抵御外族侵扰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终军出使南越前，曾请求汉武帝赐给他"长缨"，如果南越王不肯归顺汉朝，就用长缨活捉南越王，从此，终军弱冠请缨的故事便成为历史佳话，"请缨"也成为投军报国的代称。终军到南越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使南越王答应归顺汉朝。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十八岁的时候就名闻郡中，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他当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所有的博士中最为年轻，但是每次参议诏令，那些老先生不置可否，贾谊均能详尽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深得文帝赏识，升迁为太中大夫。他认为汉王朝建立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应当改正朔，易服色，更定律令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认为贾谊很有才干，拟任为公卿，但因遭到周勃、灌婴等大臣的反对而作罢。他所作的《治安策》、《过秦论》等，不但是西汉鸿文，还是千古政论名篇。

年仅二十岁，李鸿章就把这两个历史名人当作自己的楷模，不能不说很有志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为了参加来年的乡试，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李鸿章踌躇满志，一心想高榜得中，一举成名。在北上之时，李鸿章写下了《入都》诗十首以抒情怀，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双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在诗中，他不但表达了科考夺魁的决心，也反映了自己留名史册，平乱封侯的宏图大志。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男洵前有《人都》诗九首，中有如下语：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写罢观之，功名之心昭然若揭，然此实男之志也。"他毫不隐讳自己的为官求功名之心。

这首诗确切地反映了李鸿章的内心世界和他的人生取向，也是他的诗作中传唱最广的。其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和曾国藩的"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鸿章来到北京的时候，刚刚二十出头，风华正茂。他发下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所以到京不久，他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当时已经稍有名气的曾国藩为师。而曾国藩此时正在积极发现人才，培养一大批有志之士，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

据李鸿章给母亲的家书中说，"前日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笙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说明李鸿章投人曾国藩的门下，并不是因为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而是因为曾国藩名气大，有号召力。而曾国藩之所以选中李鸿章，也是以"诗文受知"。曾国藩对他非常照顾，把他推荐给一个朋友教育其子女，李鸿章回忆说："蒙曾夫子垂爱，荐馆于何仲高幕府。"

曾国藩对于"年家子"的名分并不看中，引起他的兴趣的，是李鸿章诗中的逼人志气和不俗的才华。曾国藩因此对他格外垂青。认真指导他学习经学和八股文技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考中了第48名举人。

第二年，李鸿章又参加了恩科会试。曾国藩是会试的同考官，也就是他的"座师"。可惜的是李鸿章没有考中。曾国藩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因为曾国藩自己也是考了三次才考中。而且还是三甲。曾国藩的许多好朋友，如刘蓉、罗泽南、左宗棠等，则是终身都无缘进士的尊称。经过一年多的调教，李鸿章的诗文已经大有长进，很受曾国藩的青睐。

此时李鸿章年轻气盛，一心想金榜题名，获得功名。曾国藩则借机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

这一年的夏天，曾国藩因为患肺病，在城南的报国寺静养，闲暇之时，就和门人弟子谈经论道。李鸿章几乎是每天都要来请教。这时，曾国藩对诗文很少教授，而是更多地传授"义理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所强调的恰恰是"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正是曾国藩的得意之学。曾国藩认为"文章不是救时物"，只有经世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培养李鸿章的使命感，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提高自己的人生志向。跟着这样一位名师，李鸿章的人生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此外，曾国藩不失时机地锻炼李鸿章的办事能力。此时曾国藩正在编辑《经史百家杂钞》，突破了桐城派宗师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局限，体现自己治学要讲求经世致用的宗旨，把文章与政事相结合，以探讨历代治乱兴衰的规律和经国治民的经验。他吩咐李鸿章帮助他进行编校，一方面考验李鸿章的能力，同时也使他在编选中学到里面的精华。果然，李鸿章受益匪浅，对曾国藩也更加佩服，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曾夫子近编《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一日著述门，内分三类：为论著类、辞赋类、序跋类。二日告语门，内分四类：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三日记载门，内分四类：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以上各类，凡经史之隽妙作品，包罗殆尽。评者以曾公编此书，胆气颇大。今由儿校正。一俟工竣，当付版制印。诸弟等可手执一部，为书斋之消遣品可耳。"

曾国藩编这部书，并非是为了学习诗文，而是为了学习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在当时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种主要学问中，一般的读书人只关注前三种，曾国藩则不然，他向唐鉴请教的时候，最关注的则是经济之学，也就是安邦定国的实践之学。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不外读史。从此，曾国藩是史书不离手，每天都要精读几十页，他后来从政治国和用兵的学问，也确实是从史书上学来的。他编这本书，供自己学习之用，同时也用来教育子弟。他让李鸿章参与此事，也是想让他从中汲取历史上的智慧，为将来打下基础。这段时间里，李鸿章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这部书上。

在曾国藩所选的古文中，李鸿章最喜欢的有两篇：一篇是韩愈的《论佛骨表》，一篇是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他评价说："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多阅数十篇，得神志。譬如饮食，但得一肴，适口充肠，正不求多品也。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言之非常痛快。余亦常读。"后来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主要负责起草奏章，深得曾国藩的喜欢，给他总结了一个"辣"字诀，可以说是从曾国藩的这部书中得到了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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