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萨尼卡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家破旧的小餐馆里喝完牛蹄子汤、印加可乐，欧兹和我下到了河边。我给橡皮筏子冲上气，坐在里面扎入了阿普里马克河的晨雾中。20米宽的河里都是石头，经常有一小段落差和许多旋涡。到下一个通公路的居民点奥科帕港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55公里，沿河而行大概需要走200公里。我们预计需要花4天才能抵达那里。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定是昏了头，因为我们只带了3包草莓饼干作为食物。

我的及时感觉是，与徒步相比，在水中行进非常有趣。河水流动十分强劲，两边的河岸飞速向后移动。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北行进。

但此后，欧兹就开始犯傻了。每次经过一个落差点，他都会尖叫起来，好像看到鬼一样。他本来就敏感的神经这时好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试图跟他说话，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在这么一片跌宕起伏的危险水域里，还有岸上不时出现的毒贩们的房子，这些隐藏的危险铺天盖地，我的努力毫无效果。他开始发疯般地大笑。

此后，水流落差更严重了。在某一处，我错误估计了情况，在水流冲击下，橡皮筏子一下子撞到了岩石上，不到一秒钟，我的筏子里就灌满了水。我想，这下问题严重了。欧兹在我后面冲我而来，带着狂躁的笑脸。我挥手让他赶紧离开我刚走过的这条路。当他安全地过去后，我才把我的橡皮筏子弄上来。令人高兴的是，虽然筏子灌满了水，都没了顶，但并没有沉没。我尽力划出这段水域，只有上半个身子和帆布背包露在水上，而整个筏子都已在水线以下了。

我们那天见到岸上许多土著人模样的当地人，他们大部分都带着短枪。大部分人只是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晚上6点的时候，天黑了下来，我们在一片石滩上扎营。有两个男孩拿着渔线和钩子在钓鱼，我们走上前去问他们是否有吃的。欧兹是带着一种惊恐、狂乱样子去询问他们的，这实在不妥。我明白他确实该回家去了。这两个男孩倒没怎么被吓到，告诉我们明早会有一艘客船经过这里。出发以来，这是我及时次听到河流可以开船而不是皮划艇或独木舟什么的，这让我们精神振奋。他们给了我们两个丝兰果吃，而我以前从未吃过这种东西。欧兹教我怎么把它砍开，怎么煮着吃。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大盘丝兰果，味道很像土豆。欧兹稍微放松了一点，吃饱了肚子就觉得舒服多了，而且他明天一早也不必再坐橡皮筏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客船去了奥科帕港。我把能给的钱都给了他，并且告诉他剩余部分的酬劳我将通过西联信用卡付给他。我送他上了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他将先去萨蒂波镇，然后搭乘长途车去利马，然后再乘车返回他的家乡库斯科。这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但欧兹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他的这种恐惧感是有传染性的，他对这次远征探险也无法再做出什么帮助了。他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尽己所能走了那么远，我欠他的情。除了应挣的工资报酬，我还给了他额外的钱，足够他支付向导学校下个学期的学费。破烂的出租车在一片尘土飞扬中消失了，这是我一次见到欧兹。

远征探险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卢克、欧兹先后离开，但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我从体力上和心理上更加适应这种远征，我真的感觉到每24小时都富有活力，充满新的感觉，面对新的景色。

客船的船长是个大胖子，名叫鲁本，他带我去了奥科帕港附近的亚萨尼卡人群落，以便为我再找个向导。我需要找一名能说当地土著语的向导。这个村庄井井有条，大多是土路和木头房子，屋顶是用棕榈杆做的。亚萨尼卡人的村落与奥科帕港的殖民者住地的主要不同是，印第安人的村子都是干净整齐的，而殖民者的码头却是喧闹、脏乱的。房子都是用木柱支起来盖上茅草的房顶，周围没有墙壁，连接村庄的都是些脏兮兮的土路，这倒与西方的村子没什么大的不同。打听了5座房子后，我们才找到了要去的房子。门口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子。鲁本向他们解释了我想找向导，那个男孩马上开心地大笑着说："让我来吧！"

"太好了！"我说，为能够找到向导而高兴，"你多大了？"

"16岁。"艾利亚斯说。

我几个小时后就必须乘船回到河的上游去，所以我抓紧整理我的东西。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很小的包(减掉了笔记本电脑、太阳能充电器和其他沉重的装备，我将它们都留在了当地寒酸的小旅店里，反正我还要徒步走回来的)，给艾利亚斯准备了一个小背包。我估计艾利亚斯还没有5英尺高。他有一副宽宽的肩膀，常常如非洲人一般咧着大嘴笑。我给他买了一双胶鞋和一件衬衫，然后一起登船。

在船上，我问艾利亚斯他家里的情况。他说我遇到的那对中年夫妇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他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母亲遇害了。"对不起，"我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星期三。"艾利亚斯回答道。

我的西班牙语很不流利，并不能向艾利亚斯说出所有我想表达的意思，特别是对于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看起来他母亲是在我到来之前不到一星期遇害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是被人用指甲穿透喉咙而死的。

回到皮恰里后，艾利亚斯和我住进了那家我曾同欧兹住过两回的饭店。由于为了减重将笔记本留在了奥科帕港，我无法查E-mail，所以就给在利马的朋友玛丽尼挂了个电话。她告诉了我所有重要的消息。与她通话是舒畅的，而且听到她对我安全的关切，让我觉得有一个离我不太远的人正在关心着我。

过去几天里，我一直为我的生命安全感到焦虑和恐惧。但当我怀疑整个远征探险的合理性时，我发现自己只是出于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我想这过一阵就会好的。那些警告当然是针对普通旅游者的，我告诉自己，我与他们不同。我还提醒自己，我曾在北爱尔兰服役，还在阿富汗工作过4个月，我能应付目前的局面。而且艾利亚斯可以在他母亲被杀后6天就应对这一切，何况是我。

2008年7月30日，在一条刮着大风、没铺过的路上走了35公里后，艾利亚斯和我抵达了那提维达。在经历了各种警告之后，我在脑海里对无政府地区的毒贩形成了这么一种形象，即全副武装、头戴大檐帽、留着车把式的胡子。而事实情况却是，一对平和的夫妇带我住进了一家小旅店，然后我去找欧兹的姐姐保利娜，她凑巧在那提维达做老师。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保利娜，她是镇上的女教师，我为看到一个漂亮女版的欧兹而感到开心。当她听说了欧兹不再与我同行的原因后显得很担心，并劝我也不要再走了。我微笑着，试图让她相信我能够应对风险，并表示希望拜访镇长，以尽量显示我的开放透明，不会对毒贩的营生带来麻烦。

保利娜陪我去了镇长家，但我们抵达时，他正在洗澡。当我们在门口等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小布什落到了一个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村子里，生怕自己被人认出来—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

然后，我见到了几个重量级的人物。"我该走了。"我想。四个持短枪的大汉穿过广场，向我这边走来，他们明显是冲着我过来的，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我相当自信，因此见到他们将走过来，就主动向他们走去，与他们一一握手，并且直视对方的眼睛。

我做了自我介绍，并给他们看了龙德罗在皮恰里发的通行证。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封信真是极其管用的。

这几个大汉看了信，稍稍迷茫了一下，就认同了我已经获得进入此地的批准，但他们要求见见住在旅馆里的艾利亚斯。于是我在枪口的护送下回到了刚刚下榻的旅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利亚斯根本不需要携带任何身份证件，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而秘鲁法律要求人人随身携带身份证，这是个法律的大漏洞。

解决了通行证和艾利亚斯的问题，这几个大汉又要求检查我背囊里的物品。我把他们带进屋里，给他们看了所有东西。我傻乎乎地给他们详细解释摄像机的原理和使用，给他们的信息量明显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没多久他们就厌烦了。

我曾担心他们会没收我的摄像机，因为他们不愿外界知道这一地区的贩毒情况。但这次他们看到了所有东西，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们还是保持着严肃的神情，感谢我花时间给他们解释，并欢迎我来到镇子上。如果我遇到任何麻烦，都可以找他们。"我们就是法律。"他们对我说。对于这件事，我至今还没想明白。

在这之后，我走在主街上，一个高高瘦瘦、留着山羊胡子的人从边上悄悄走了上来。"小心点，英国佬。"他恶狠狠地说，然后就溜走了。难道我来这里还不是每个人都要我当心点吗？我不由要笑出声来。那提维达的人总是过于严肃。他们都是孩子和枪的组合，但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

那晚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惊讶于自己又能回到旅店的床上，我打开相机的夜视功能，把它放在伸手可及之处，以防夜里被人骚扰。但这没有发生。

我们早上6点吃的早饭，然后，肚子里装着面包，我们与保利娜告别，走出了那提维达，向埃内河进发。艾利亚斯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人看上去怪怪的。我有6英尺1英寸高，而他还不到5英尺。他穿着短衫和全新的胶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晌午的时候，我们抵达了埃内港。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乔纳森，一个强壮、高挑、没有一丝赘肉的男人。他用了两秒钟就决定抛下他的妻儿跟我们一起走。乔纳森熟悉这里的道路，作为当地人，对这一地区有着男人的自信。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动力和个性的人，他的出现带动着艾利亚斯和我走得更快了。他引导着我们强有力地穿过森林覆盖的小道，这如同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我们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正值八月初，艾利亚斯、乔纳森和我在淡淡的雾气中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土著村落。在每个居民点，当地人都给我们呈上"马萨多"，一种由妇女把咀嚼过的丝兰吐到盆里制成的发酵饮料。制作这种饮料的关键是发酵过程，最终产品是一种带有酒精的奶状饮品。拒绝当地人递上的饮料是冒犯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找到能够礼貌拒绝再添加饮料的办法，于是我整天都在喝这种发酵了的饮料，喝了有几升之多。

土著社群让我感到紧张，亚萨尼卡人对我也一样感到紧张。这里都是那些最原始、没有改变过的部落人群，他们将伴随我全程，我很想能够多经历一些与他们共处的日子，那样就可以更加放松地享受这份美好了。但远征终归还是远征，我只能去适应、去学习，让自己尽可能地浸入其中。我努力想放松下来，但这与我熟悉的舒适环境相差太远，以至于我从来就没能真正放松下来过。

亚萨尼卡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单件的棕色或蓝色大袍子，这种大袍子叫做"库什马斯"，其实跟个布袋子差不多，靠传统工艺手工缝制而成。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很矮小，不足5英尺6英寸高。他们带着成串的宝石，脸涂得红红的，常常用一根细棍子从脸颊两侧穿过鼻子。很少有人穿鞋子，许多人走路的时候还挎着弓箭。他们大部分对话都是用亚萨尼卡语，而我就同乔纳森和艾利亚斯说西班牙语，试图弄明白一点当地人在谈论什么。过去也有过几个传教士到过其中的几个部落，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及时个徒步走进他们村落的白人。

乔纳森从高频电台听到说他的女儿病了，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我们回家去了。我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他是个活跃的人，我会记得他的无限的精力，以及不耐烦地把事情快快地干好的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南美人。

他离开前的一个夜晚，当我躺在行军床里写日志的时候，他把我从想象中拽了起来。"斯塔福德，斯塔福德，起来跟我们喝一杯！"他从当地人那里买了一桶10升装的"马萨多"，想让我跟他一起喝。我躺在行军床里拒绝了他的邀请后，他溜到我的身边，要求我无论如何要为这桶"马萨多"付100索尔(20英镑)。

"滚蛋！"这是我对乔纳森说的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当艾利亚斯和我继续前进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这个高傲的同伴，而感到忧郁和寂寞。我们终于又走到了一个名叫帕玛奎阿里的居民点，那里对我一位亚萨尼卡人母亲和她的女儿们正在制作"马萨多"，一种将丝兰嚼碎后吐回盆里制成的、发酵了的、温和的酒精饮料。说"不"，不让我通过。当地人很明显地被我的到来吓住了，聚到一起发出警报，冲着我喊。艾利亚斯和我被大桶水泼得浑身湿透，还有一个女人用手把红色的植物染料涂了我一脸。

在人群后排的一个女人十分突出。她很高，有6英尺高，很瘦，看着像个白人，但与当地人一样涂着脸，带着成串的珠宝。我盯着她，不知道她是谁。她看到了我的目光，走上前来。"你是英国人吗？"她用纯正的英式英语问道，"我叫艾米丽。"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艾米丽好奇地继续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我为能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而感到欢欣雀跃，同时也为自己不懂得亚萨尼卡人相关知识而感到尴尬。

村民允许我们说话了，但艾米丽一开始还是显得很谨慎，生怕被认为对我们过于友善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名意大利人类学家，她花了几个月才和附近镇子里的亚萨尼卡人熟络起来，获取了信任，这才允许她住到这个居民点里研究亚萨尼卡人的文化。

她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因为艾利亚斯太年轻了，难以对当地人发挥足够影响。当地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感到不快的。他们问我是否有CARE(一个在埃内河流域管理亚萨尼卡人的当地机构)颁发的通行许可证。我承认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我显得愚蠢、天真，而且对这一切毫无准备。亚萨尼卡人拒绝了我拿出来的礼物，把我带到河边等船。他们不让我通过。艾米丽眼看着我背上背包，与艾利亚斯一起往河边走。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让我去的地方叫萨蒂波，有几百公里远，需要坐船，然后换乘出租车。那是欧兹回家时要途径的一个镇子。

艾利亚斯坐着等待的时候，我用棕色的河水洗了我被染红的脸。艾米丽下到河边，告诉我她今天碰巧也要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去萨蒂波，船上还有空，所以她能陪我们一起去。

那时候，我真想拥抱艾米丽。她不知道，我当时在这么悲惨的环境里都快急哭了，而她向我伸出了援手。我与艾米丽、艾利亚斯还有几个亚萨尼卡老人一起爬进了小船，逆流去到奥科帕港，也就是艾利亚斯的家乡，在那里埃内河通过一条土路联通外面的世界。

一坐到船上，艾米丽就放松下来了。我们坐在木头船板上，没有了亚萨尼卡人群的注视，她微笑着递给我一支薄荷香烟。我真想亲她一下。她此时也洗去了脸上红色的印第安人涂装，长长的发卷垂下来，下面是一张地中海女性自信的脸。她寻常自若，看着她柔软的嘴唇吸着烟嘴，听着她娓娓道来亚萨尼卡人的历史，我的心开始燃烧。

这个地区曾经饱受暴力活动困扰，埃内河边的亚萨尼卡人遭遇了可怕的磨难。几代亚萨尼卡男人几乎都死光了，只有一小部分25岁以上的妇女逃了出来。另一个新的威胁是石油公司，它们想从亚萨尼卡人的脚下抽走石油—这在本地区其他流域已经发生了。最主要的威胁是，可卡因的入侵(秘鲁殖民者通过武力或诱骗夺走了土著人的土地)，这与非法伐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所有外来者毫无疑问地都将亚萨尼卡人视为了对他们营生的威胁。

艾米丽说，向我们泼水，是一种用轻松方式表达严肃态度的途径。人们内心里十分害怕我们，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不愿意惹任何麻烦。艾米丽告诉我，前24小时早上，有个女人就向一个醉打自己老婆的人泼了水。这是一种不用暴力表达的严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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