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席勒

启蒙运动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在文学领域，启蒙思想却被经典主义(Klassizismus,也译为古典主义)所超越、取代。尽管启蒙思想和虔信主义仍影响着民众，但是德国的文人却聚集在魏玛，结成了一个经典主义的小型文化圈。

在德国精神史上极其著名的经典主义，有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前提：狂飙突进运动和重新唤醒的对古希腊艺术与文学的赞赏。受卢梭思想的激励，当时一群年轻剧作家为争取个人独立和情感自由，反对文化僵化的社会环境，发起了一场名为“狂飙突进”的文化运动。一些涉及小市民阶层和由社会压制而引发心理冲突的社会主题，被编写成剧本，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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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典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他们参与、领导了狂飙突进运动，后来则受到重新发现的古希腊文化的持久影响。两位德国诗人以独创但又恰如其分的个性，将经典主义与人道主义长期而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有意识地继承了悠久的欧洲传统，并以一种能够表现普遍人性问题的语言形式，构成了经典主义文学的典型风格。其目的是在体验和思考中突显经典与现实的人和物。

约翰 沃尔夫冈 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而且还包括众多的艺术评论、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它们以一种广泛性的方式，表述和阐释了德国精神的形成。也许只有把歌德与西方的伟大诗人如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放在同一行列里，才能够真正理解歌德这个被视为“全才”的德国诗人。生活和创作，对歌德来说是一种彼此对应、并行不悖的关系。他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他的及时本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属于感伤主义阶段的作品，叙述了一个以自杀为结局的悲剧情故事，并勾画了其社会时代背景：这是一个政治上人无所事事，转向内心自省，崇尚自然和忍受生存痛苦的世界。有着莎士比亚般热情的狂飙突进小说《格茨 冯 贝利欣根》，则表现了一个稳定而充满活力的世界，但是希望按着自己意志生活的伟大人物，比如格茨，却因不合时宜的历史解读而走向毁灭。歌德早期的抒情诗，尤其是那些以自然和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诗歌的典型的歌德式体验。他的诗作《普罗米修斯之歌》(Gedicht Prometheus)表现的是对年轻天才的崇拜；但此后不久的《人类的界限》(Grenzen der Menschheit)或《神圣》，则运用了另一种语调，表达了对圆满生活和世界规则的敬畏和尊重。同样，在歌德的创作中期的经典主义的作品《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auf Tauris)、《埃格蒙特》(Egmont)和《塔索》(Torquato Tasso)中，人们也能感受到面对悲剧时的人道主义力量。

歌德在青年时代就已着手创作《浮士德》(Faust)，直到去世前才完稿。这是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伟大的剧作。人们必须把它同时作为悲剧和神秘剧来理解。《浮士德》展现了企图从总体上认识、体验世界与生活境况的现代人的意愿和困惑。特别是剧作的第二部分，着重描述了诸如自然、科学、美、艺术、日常生活和政治权力追求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动力，并将古典主义与中世纪、基督教的救赎信仰以及诗人的自我发展整合成一种统一的世界理念。如果说《浮士德》表现了人的创造力的外在可能性，两卷本小说《威廉 麦斯特的学徒和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und Wanderjahre)则描述了一个有着多层次教育结构的世界。这是一种对纯粹审美的理解方式的拒绝，而对积极的生活态度所拥有的优先地位进行了肯定。在晚年创作的散文中，歌德预言了人的未来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并揭示了维护人性的可能性：

孩子，孩子，不要再闹了！如同被不可见的神灵鞭打，阳光般的时代白驹拽着我们命运的轻车，迅疾奔跑。我们只能勇敢地拽紧缰绳，或左或右，绕过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扬鞭跃马。谁知道，这是去哪儿？也不记得，究竟来自哪儿！

——《诗与真》

在弗里德里希 冯 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的作品中，人们总是能够看到他对歌德的有益补充，有关两位诗人友谊的传记也强调了这一点。 席勒倡导一种以康德伦理思想为主导的道德生活态度，一种以历史理解为基础的民族政治理念，一种对民众施行审美教育的理念。他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伟大的抒情诗人。

在有关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论辩中，席勒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界定公民和国家内部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早期剧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的主题。稍后的悲剧《唐 卡洛斯》(Don Carlos)、《华伦斯坦》(Wallenstein)和《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则侧重于描写人类内部、人际以及政治等各种不同的冲突形式。在《玛利亚 斯图亚特》(Maria Stuart)、《奥里昂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和《威廉 退尔》(Wilhelm Tell)等有着典型的经典主义特征的剧作中，展现了隐藏在一切人类问题背后具有整体意义的世界性事件：世界史就是世界法庭。也就是说，只要出现政治或精神压迫，席勒就会一如既往担当起德国历史人的职责。19世纪，德国追求民族统一，人们就曾在他的作品中寻找精神支持：

我们期望结成一个兄弟般的民族，

任何苦难和危险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我们要自由，和我们的先人一样，

宁愿为尊严而死，不愿做奴隶苟活。

我们信仰高的上帝，

因而不惧怕人的暴力。

——《威廉 退尔》

席勒的抒情诗追求一种起源于古希腊文化的人道主义，围绕着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神秘世界和无神论世界等主题。他的有关历史、诗歌理论或美学等内容的文稿，强调以文学和艺术为媒介的审美教育具有高的价值。

德国经典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伟大诗人的圈子，成为广大市民的人文精神教育的基础，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一个人：自身并非诗人的威廉 冯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他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将国家设立的(高级中学)教育机构，转变为人文主义和文学教育的载体。洪堡的名字与柏林大学联系在一起。他创办的柏林大学，不仅教授科学，同时也致力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个性。自那时起，教学与研究在德国的大学里便合为一体。洪堡在科学上的重要成就——创建了比较语言学和一种新的语言哲学。

让 保罗(Jean Paul)、海因里希 冯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和弗里德里希 荷尔德林等风格极不相同的诗人，则是从经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运动的过渡人物。他们中与经典主义最为接近的是让 保罗(1763—1825)，主要创作叙事性散文诗。他在以人道主义理解世界的框架内，展开丰富的诗意想象，诗中闪烁着生活艺术的光芒和应对人生悲哀的幽默智慧。像让 保罗这样的故事叙述者，自然能赢得大批读者的青睐。他创作了小说《泰坦》(Titan)、《粗野无礼的人的年代》(Flegeljahre)，幽默小品《小教书先生玛利亚 胡茨的快乐生活》(Leben des vergnügten Schulmeisterlein Maria Huz)，理论著作《美学入门》(Vorschule der sthetik)。

海因里希 冯 克莱斯特(1777—1811)把揭示人生的不可捉摸作为文学创作的使命，并将此构思为悲剧性作品。无论是剧作还是中篇小说，他的创作都将人的自我作为表现重点。离开了这个重点，人就失去了价值；而拥有这个重点，不管外界天翻地覆，人仍拥有自己的安宁。克莱斯特认为，木偶戏是象征着人的命运的游戏。他的戏剧《洪堡王子》(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展现的是人为了一种高于个人的正义而对自我的超越。他经常被人提及的中篇小说《米夏埃尔 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表现的主题则是，个人的正义感是如何由于顽固执拗和不明智的不让步，而招致更多的不公正。除了这些表现内心冲突的文学题材，他的《赫尔曼战役》(Hermannsschlacht)则贯穿着一种反对拿破仑统治的爱国主义情绪。

弗里德里希 荷尔德林(1770—1843)被公认为是一位有神性的诗人，他以使人倍感庄严而又是赞美诗式的语言，宣告了诗歌中的神性。他将基督教思想融入古希腊文化，从而丰富了古希腊文化中的宗教意味。他的小说《希帕里奥》(Hyperion)和悲剧《恩培多克勒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再现了诗人政治自由之梦破灭后的震惊。因此，诗人只能躲进诗的祖国和语言之中：

已经太久，太久，

没有见到天神的荣光。

他们几乎必然会拯救我们，

但却可耻地

用暴力撕裂了我们的心。

每个天神都想要祭品，

只要一个被怠慢了，

就不会有任何好处。

我们供奉大地母亲，

最近也供奉太阳之光，

但不知道，

主宰一切的天神，却喜欢，

死抠字眼和美化现状。

德国的圣歌就是如此歌唱。

——《帕特莫斯》(Pat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