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婚姻、家庭、财产关系、刑事司法为线索，综合考察宋代女性的法律地位与社会生活。全书共分五章十四节，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和观点。

古代女性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婚姻家庭事务上，所以婚姻家庭作为探讨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的主要内容，作为前两章。

及时章所要探讨的是透过法律规定，审视女性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婚姻自主权。在有关婚姻的成立、解除以及宋代婚姻所具有的时代特点等方面，了解宋代女性的法律地位。从成立、解除到女性婚姻特点的阐述，欲说明家长制下女性的婚姻状况。

对婚姻成立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个方面：一是家长主婚，法律维护家长权。二是尊重当事人意志。家长维护家庭成员的利益是家长意志的延伸和表现。女性婚姻权虽然被家长权所吸收，但是男性婚姻权同样也被吸收，在这个方面男女处于同样的无权地位。法律上的无权并不影响家长制下婚姻选择中对男女意志的尊重。宋代女性在婚姻中所表达的择婚意志时时破坏着家长权的威力。

婚姻的解除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于死亡婚姻关系的自然解除；二是离弃。包括丈夫离弃，法律上叫休妻，主要指"七出"。也有妻子主动离异，如"和离"。法律规定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叫义绝。笔者通过考察认为"七出"是法律赋予丈夫休妻权的虚置，妻子主动离异是法律赋予女性的权利。

通过对礼法影响下贞节观的考察，笔者认为，历代对贞节的要求一直以舆论左右。法律始终的态度，并不笼统反对。女性"贞节"只是观念塑造的产物，而没有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所以贞节与否是礼治的要求，更多通过道德的力量约束之，女性冲破礼治约束重新选择婚姻生活是受法律保护的。

宋学所提出的观点正好为后世统治者所实践，其影响自不是前期舆论所能比拟。也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宋代是女性生活转折的重要时期。由于理学成为官方学术思想时，宋王朝已寿命不长，故其作用十分有限。

宋代财婚既具备以往朝代财婚的特点，即由礼法所倡导的男下聘财，女要彩礼；同时由士大夫倡导而及民间的财婚，当时更成时尚，士大夫财婚成为宋代婚姻的一大特点。婚姻表现出男重财物，女重才识的倾向。

当时的"娶妻论财"(女方的妆奁)与"女适聘财"(男方的聘财)两相比较，就"财"的取得者来说，前者妆奁资产归夫妻，并同夫为主。女方因为带来了丰厚的妆奁，为其以后在夫家的生活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者索要聘财为娘家。由此看来宋代尽管仍然重视"财婚"，但由于财产流向是夫妻共同财产(私产)，妆奁尽管以夫为主，但是不在家产分割之内，不是父家财产，女性在婆家的地位会因此而有改变。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宋代突出的财婚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门第婚两相比较，对于突破封建社会的等级制，荡涤原始的血缘宗法制度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宋代仍然流行门当户对婚。从皇家择后、宗室择婿到官僚士大夫各阶层仍然流行门当户对婚姻。只是与唐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区别。其一宋代门当户对婚流动性较大。其二重视等差性，以便确立以贱事贵、以卑事尊的家庭关系。

从婚姻发展历史看，婚姻由魏晋的"尚阀阅"到宋代的讲究"门当户对"，婚姻的原有等级性在逐渐淡化的同时，社会上又形成了新的势力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结亲，在官僚制度异常发达的宋王朝，成了显贵之间晋升提拔与加强力量的重要手段。慕"尚阀阅"是士家大族长期延续积累的结果，而"门当户对"是新兴地主利益集团重新组合的一个过程。

宋代门当户对类型的婚姻中，夫妻之间的联合得到加强。夫妻力量的交互作用，重新整合所形成的合力，对于家族和男性事业的发展来说成为强有力的后方保障。

第二章重点探讨家庭中的母权问题。女性法律地位较高的表现是母权，她是家长权的一部分，是家长权的自然延伸，若没有家长权中关于父母、祖父母双重性别的规定，母权无以得到支撑。此时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当然，习惯也是一方面的重要因素。

母权在家庭中的表现分为两种情况：及时种是一般家庭中的母权，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主要包括管教权，其中对教令和教育作了区分。主婚权，从定婚到婚姻的解除，母亲都有重要作用。家庭生产劳动的管理权，设置主母管理家内众多女性的生产劳动。财产管理权，包括处分、典卖、立遗嘱等，尽管这些权利与财产归子孙继承的实际相矛盾，但是礼法由于维护家长权而必然维护母亲对财产的管理权。另外，接受赡养权以及寡母的立继权。在立继问题上，寡母的立继权对抗父母等近亲尊长。

第二种是皇家女性的母权，由此透视宋代的母后临政，既是母权的重要表现，而且由于法律对官僚机制的有效调整，使得由于母后临政所可能发生的外戚干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而成为女主临政的和最成熟的方式。

母后临政借助母亲的身份。母后，既是天子的母亲，操劳天子的生长，履行天子于幼年或有疾时的起居生活、卫生保健、教育管理、皇后的选择以及皇帝的废立等母亲身份上的责任，便决定了母后在宫廷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掌握了天子为政习惯，适当地参与朝政，成了母亲关心国家大事的捷径。耳闻目睹天子理政，朝臣的上书言事，积累了母后为政的经验。一旦政治需要母后临政，母后便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

母后辅政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如变法、人事的任免、国家灾情的处理、冗费的裁减等，都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多数临政的母后，所起作用是在时局危难之时，挽救了政权，保护幼皇安稳执政。母后临政避免了纷争和战乱，是五代十国大乱后最明智的选择。其所带来历史的稳定发展，无疑于更加符合百姓的利益。若没有比较稳定的环境，宋代商品经济、对外贸易、文化科技等空前发展的形势，是不可能出现的。

宋代女主临政是封建社会女性参政的形式。九位临政母后，自觉地约束外戚势力；统治集团从管理机制上加强对外戚势力的管理和监督，使得宋朝母后临政均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成功地解决了女主临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外戚干政的问题。宋代成功解决了母后临朝时的外戚干政问题，成为后世的借鉴。历史上临政的一个女主慈禧，如此专横跋扈，大权独揽，也未敢引进外戚势力。

接下来是孝行对母权的维护，从法律规定的伦理中阐释母权。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孝道尊重母亲的观念，成为维护母后权利的礼制凭仗。母亲在孝文化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决定了家庭中对母权的维护。

母权是家长权的延伸。历史上一段时间内所呈现出来的母权抑或父权抑或平权(家长权)的现象，是男性或女性在社会上所占地位重要性的折射。然而，这种社会地位重要性又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单单是劳动的付出，抑或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问题好像并非如此简单。

那么，探讨母权或父权的积极意义何在？想说明什么问题呢？企图架构一种新型的权利？可是，世界上的权利，自然或人为地存在着。比如话语权。在团体内部，一些人有话语权，一些人因为职位的缘故失去了话语权。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并不意味着正确，但却意味着权利人的意志可以随意表达。失去话语权的群体渐渐隐没于世间。母权之所以在男权社会广泛地存在，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当代社会，从来都是男女双性别构成的。母权支撑了女性应当撑起的空间，对男权社会是很好的辅助与补充。这与上帝创造男女的最初设想没有什么不同。男性是肢体，是主干；女性是肋骨，是部分，是补充，是完善。

其他女性的法律地位也是本书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其中妻妾的法律地位中有两条线索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妻作为法律规定的主中馈、传祭祀的家属众女性群体的首领，是封建社会礼法的理想载体。她是封建礼教塑造的一切美德，比如三从四德、温良恭顺俭让等一切理想的化身。其义务是必须忍辱负重，支撑门第，承担着延续香火的责任，容忍丈夫的一切非家庭行为。其权利是从丈夫处获得封赠，享受嫡母待遇、管理众妾和子女以及财产等。其二，无子置妾是家法允许的。家法对置妾的要求比较宽松，所以，妾多数情况下成为丈夫感情意志的产物。妻代表家门，由家长做主娶得，为了家族的利益、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祖宗的延嗣等等，丝毫不搀杂个人的感情，妾则不同。

妻妾的存在共同构筑着古代的婚姻家庭制度的骨架。

接下来探讨女性在财产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其中的主要观点有如下：

(一)《宋刑统》中关于"分异财产"条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一条完整的关于财产继承分配原则的法规。在室女性，在有兄弟共存的情况下，其财产继承只是未婚男性聘财之半；妻子的财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其娘家的陪嫁资；另一部分是夫死无男所得丈夫的份额。通常情况下，女性财产继承权受家庭中有无男性因素影响很大。尽管如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由法律明确规定下来，在法律发展的历史上是一种进步，说明立法调整的范围逐渐注意到女性的民事财产继承行为。宋代财产继承中最发达的是关于户绝财产的立法。

(二)立法所表现出的女性财产权利十分微弱，但是当事人通过遗嘱补充和弥补了女性对财产的享有。

(三)女性私房钱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表达意志的经济基础。

那么，之前与之后的朝代是如何规定的?

又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关于女性财产权的法律规定?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在刑事司法中的情况，也是我们观察国家法律对女性地位的确定，主要分两点叙述。

其一，女性在刑事中的法律地位，主要探讨女性犯罪与处罚，以及侵犯女性的犯罪及处罚和女性对古代刑罚改革的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女性犯罪多与婚姻家庭生活有关。女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婚姻家庭制度。严重危害家庭的犯罪，多在继母与夫前妻之子，以及舅姑与子媳，夫妻之间发生。所以犯罪者主要是已婚女性。

(1)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矛盾。宋太祖特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

宋史·刑法二》。

(2)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夫妻之间，除了日常生活的冲突外，严重的发展到谋杀，既有丈夫杀害妻子，也有妻子杀害丈夫。阿云一案，作为敕令对常律的变革，其所昭示于人的，是对违背人伦道德的案件，有着减轻处理的趋势，并为明清律更大变化所证实，套在女性头上的人伦枷锁，随着人伦关系的淡化而逐渐松弛。

从以上案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当事人之间的尊卑伦理色彩在不断淡化。也就是说，法律在不断走出伦理的制约。子可以告发母亲，继母杀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按一般人之间的刑事犯罪处理，并不会因为当事人之间的尊卑身份而在量刑上有所变化。妻子谋杀丈夫的案子，因为司法官吏的重视，改变着对妻子不利的法律规定。

女性犯人刑罚改造上，在比照男性犯人适用刑罚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性。根据对社会危害程度，针对女犯人的生理特点，适当减轻对妇女犯罪的处罚，比如流刑，北宋对女犯只流不役的做法，为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吸收为正文，改变为只杖不役，并为后世沿用。《大明律》对妇人犯流罪者，一并处以决杖和收赎。女性犯流罪的刑罚由重到轻。

侵犯女性的犯罪，指对女性生命、人身、家庭安全等有所伤害的犯罪行为。主要有：

(一)剥夺女性生命的特殊犯罪，如溺女婴罪。

与溺杀女婴直接关联的犯罪是强奸罪和略卖妇女罪。

(二)侵犯女性人身的犯罪。如强奸罪，略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略卖的妇女儿童罪等。

另外，宋朝法律极可能也涉及奸淫幼女的问题。元清代法律针对侵犯幼女人身的犯罪有明确规定。

宋刑统》卷二十"贼盗律""略卖良贱"条规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人、贱人和亲属。由以上法条规定中可知，买卖人口犯罪中被贩卖最多的是妇女。与此相关的犯罪是卖雇妻女罪。

儿童与妇女一样是古今人口买卖的对象。

法律同时规定收买被略卖妇女、儿童为犯罪。

贩卖妇女在历史上，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三)侵犯家庭安全罪，主要有和奸罪、重婚罪等。

通过分析可知，其一女性不一定是重婚罪的主体。在有主婚人的情况下，妻妾因而改嫁所处刑罚的罪名是"擅去罪"而不是"重婚罪"，"其妻妾之身，惟得擅去之罪"。重婚罪的主体是主婚人。其二，处罚是双重的。刑事附带民事处罚是"各离之"。其三，妾也成为重婚罪的主体，这是与现代刑法的重婚罪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其四，监临官吏的职务重婚行为，其量刑处罚比照监守内奸罪加二等，不以重婚论罪，以加强吏治。

女性对刑罚改革所起的作用在体现男性意志的法制创建中，显得十分地微弱。但是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进中华法制文明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或阙的动力因素。

其二，女性在司法中的法律地位，探讨女性在司法中所享有的体恤和女性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案件的审理、囚禁到行刑的整个运转程序中，女性得到法律的特殊优恤，客观上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连坐和侍亲的规定，改变了以往刑罚中过多株连妻子的局面；同时出于保护家庭的考虑，若家无兼丁者，女性可以免除编管。而且，法律总体上对女性的惜护原则是明确的。历代法律把妇女与老小等弱势权利群体并提。

中国社会有着和谐的基础。和谐的一种表现是平衡。当女性在社会中总体所占微弱地位的时候，社会从另外一个方面的倾斜，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平衡。

皇帝的敕令对妻妾等卑幼诉讼权利的扩大，客观上，扩大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刑事诉讼权利，对于推动封建法制走向合理，取消等级特权，有着积极的作用。

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女性有一定的民事诉讼权利。妇女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利益，走上法庭。若有男性等家人存在，女性等弱势权利群体，可以不出面应诉；一定条件下，享有相对独立的民事诉讼权利，且不受有无丈夫和子孙的限制。

这种所谓的权利，是被迫的还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汇？天赋人权，说的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法律规定，是一种法定权利。那么宋代女性的民事上的诉讼权利到底归属哪一种？遍查《宋刑统》，并没有找到相关的答案。然从宋人笔记中却发现了踪迹。《黄氏日钞》中说，家中没有丈夫等男性公民的，其出庭案件不予受理。事实上，从宋人裁判文书中发现了大量的女性出庭应诉的案件，从而说明了宋朝女性享有的普遍的民事权利。

，在原因略探中探讨宋代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享有较多的财产继承权，以及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诉讼权利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宋代女性广泛参与民事活动的重要因素。其二，宋代女性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其三，宋代文化的多元性。宋代多元文化决定了儒家压制女性的理论受到冲击，形成比较宽松的文化信仰体系，成为女性地位较高的思想基础。其四，女性的职业。劳动决定人的生产地位。宋代女性的职业虽然仍受"男外女内"模式的限制，但是，由于女性职业规模的相应扩大，使得女子所取得的劳动成果日益增加，成为女性法律地位较高的经济基础。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性的基本生产劳动，决定了其在家庭乃至社会的主要地位。但是，生产劳动不是决定女性法律地位的因素，女性地位的升迁跌落，与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