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尽管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但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下，这一方水土早已过多地与贫瘠、落后相联系。然而，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这里活跃着一支默默奉献的耕耘者队伍，他们热爱法学教育事业，愿意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法学教育尽绵薄之力——他们，是甘肃政法学院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未来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法学教育的繁荣。甘肃政法学院，正是伴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的步伐而成长起来的一所高等政法院校，她起始于1956年建立的甘肃省政法干部学校，几经变迁于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近60年的发展历程、30年高等教育的历史积淀与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政法人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薪火相传，实现了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飞跃。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今天的甘肃政法学院，已经形成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干部培训教育等多层次的办学结构和培养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法学法律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学校目前尚不能与国内著名的法学院校比肩，但是，她毕竟在发展壮大，在向"立足甘肃、面向全国、西部"的目标迈进，并昭示出光明的前景。

在甘肃政法学院即将迎来建校60周年之际，学校与法律出版社协商，策划出版了"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它既是甘肃政法学院当前法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60周年校庆的厚重献礼。其中的著述，或为创新法学理论的学术探析，或为追踪法制实践的实务研判，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不同视角，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求是探理、建言献策。文库是学校法学教学科研人员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的结晶，展现了甘肃政法学院法学学人思索拓新的积淀。

应该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由于对社会进步的渴望、对法治的崇尚和追求，才有了中国法学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才有了砥砺催生法学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沃土和摇篮。我们由衷地期望，"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文库"的出版，能够为学界了解甘肃政法学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提供一个窗口，能够成为观点碰撞、思想交流乃至学术批评的平台，能够成为促进提高学校科学研究水平的契机。

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甘肃政法学院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为我国法学教育事业奉献着青春、智慧和力量的政法学人表达由衷的敬意！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取得更多、更丰厚的收获；也真诚地祝愿甘肃政法学院以60年校庆为契机，以60年发展为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谱写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谨以"文库"作为庆祝甘肃政法学院建校60周年的献礼！

甘肃政法学院院长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序

侯文昌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付梓出版了，可喜可贺。

现存我国汉唐时期的契约文书主要保存于出土文献中，汉代契约见于出土汉代简牍中，中古时期契约文书则见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书等。由于契约文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活动、法律生活等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重要价值，因此在敦煌文书发现之后，对于其中保存的中古时期契约文书的研究就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不管是资料的收集与刊布，还是对于各种类型契约文书的研究，都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然而，相对于敦煌汉文契约文书的研究状况来说，我国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则颇显薄弱，研究者寥寥数人，成果也甚为稀少，甚至于敦煌吐鲁番等文书中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如回鹘文、佉卢文等契约文书的研究成果都要多于吐蕃文契约。文昌同志的这项成果，正可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填补空白。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契约类文献在吐蕃文社会经济文献中仅占一小部分，其数量更是无法与汉文契约文书相比。尽管如此，但与同期汉文契约文书比较来看，吐蕃文契约文书类型齐全，格式较为完整，意思也基本表达清晰，其学术价值无疑亦很高。作者通过多方检索、裒辑到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约30件左右，按照雇佣契约、租佃契约、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分类顺序依次对各类契约的格式、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每部分均以史学和法学场域为切入点，以吐蕃文契约与敦煌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为主线，对于每类契约从其表层程式、本身内容、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史学、法学价值等方面，细针密缕，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并在对吐蕃文契约文书进行了整体的分析和概括，得出了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

诚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语言障碍，作者所使用的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皆为王尧等学者汉译后的材料，尚未翻译过来的资料并未利用，这使得本书所研究的某些种类的吐蕃文契约文书材料略显单薄，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还并不足够。然而瑕不掩瑜，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所利用的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在种类上是较为齐全的，所以根据汉译文献也可以对吐蕃文契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文昌同志原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经历过历史学、法学良好的教育与熏陶，2009至2012年期间，又跟我攻读敦煌学博士学位，对于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又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与较为严格的训练。文昌同志一贯刻苦认真，兢兢业业，多年来潜心学问，学术功底扎实，学术视觉敏锐，思维创新能力强，毕业后这几年来又不断有新成果面世。愿文昌同志一如既往，在学术的道路上奋进不息，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李并成

2015年8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前

敦煌出土之吐蕃文社会经济文献中，契约类文献仅是其中之一小部分。据笔者不统计，目前我国学界所能见到的这批遗物共计三十件，其中雇佣契约一件，租佃契约二件，买卖契约六件，借贷契约二十一件。细察之，尽管此类文献数量有限，但其与同期敦煌汉文契约比较而论，类型齐全，程式完整，意思表达清晰，据其可以窥见吐蕃文契约的一般情形。由此而论，这批遗物的发现可以弥补汉、藏文史籍文献记载之缺失，为进一步探究唐代吐蕃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以及民族关系等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又一批实物资料。

因索取资料之便，吐蕃文契约文书的研究起步于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武内绍人，被誉为"敦煌、新疆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中亚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即是该领域研究的及时部专著，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而我国学者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是从搜集、刊布资料开始的，至今仍滞留于汉译与表层考察阶段，有专论者更是凤毛麟角，实乃敦煌界、藏学界之一憾事。

本文对吐蕃文契约文书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概言之，全文共分两部分。及时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一方面探讨了吐蕃文之渊源问题，即对"印度说"和"象雄说"作扼要介绍，且据目前之资料条件，这一问题迄今仍是不解之谜；另一方面就中外学界对敦煌吐蕃文资料的搜集、刊布以及契约类文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进而又对吐蕃文契约的资料价值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笔者意为，吐蕃文契约资料在吐蕃法律史、经济史等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以类比，定会有裨益于敦煌学界、藏学界。

第二部分即本文之及时、二、三、四章。本部分依此类文书数量少多为序，分雇佣契约、租佃契约、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四部分，每部分以汉文、吐蕃文契约文书结合与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对每类契约之程式及其蕴含的内容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性考证，在揭示两种文契约异、同之基础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当然，因文书数量多寡不同，各部分之详略亦有差异，但绝非因文书数量有限而简略之，如谈及租佃契约时，尽管仅有二件，但其反映的信息足以能支撑吐蕃文租佃契约之程式、性质等问题之讨论。凡此种种，此处不赘。

总而言之，本文仅是对敦煌吐蕃文契约之探索性研究，《诗经》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能抛砖引玉，当是本文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