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神情淡漠

现代文明有个极为意味深长的侧面，体现在对“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之上。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健全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这个词有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经过分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出的各种神经疾病，如今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疾病也比上个世纪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神经病患者，而是指一般的西方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却不断地被通过各种途径被提醒神经系统是他们身体的最重要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术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就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种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相比，他们的神经状况当然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又十分匆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吃东西，神经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结果众所周知。

我们时代的做事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虑的神情(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他们似乎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命运。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好像此时此刻不马上记下来，就永远来不及了。我们摩拳擦掌，好像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手忙个不停，不时地像野生动物那样回头张望，以免忽略任何危险。我们总感觉到现在应该去做些事情，即便刚刚办完几件更紧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因过度工作，而表现出“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等症状。

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现在的情况是睡的时间短，休息得又不好。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比如树上的鸟叫、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线、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被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带着每天的生活烦恼一起休息，结果却没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几乎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行长得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坐收其利之时，行长正倒霉透顶，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已经详尽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开始熟悉中国人的时候，这些事实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中国，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毫无疑问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个“黑发民族”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尽管中国人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与我们所熟悉的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某个位置无论他待上多长时间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会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个手工艺人，他会待在一个地方从晨光曦微干到天色变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尽管日复一日，单调得没有任何变化，也不会感到有一丝的枯燥乏味。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到各种限制，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调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疯的。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人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孩，一生下来就乱动乱扭。大一点儿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滑稽的动作，活像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常常一动不动地，或站着，或坐着，或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认知差异。他们无法理解所有外国人的一个共同喜好：没有目地的散步；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西方人要玩“狗追兔子”的模拟打猎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在乡下奔跑；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西方人会整个下午站在太阳底下，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走不过去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只球，为了在另一个人的“垒”里“毙掉”它。看到一位外国妇女在打网球，一位广东教师问她的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人家付给她多少钱？”假如告诉他“没有钱”，他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活，她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无法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明白。

关于睡眠，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一般地说，中国人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们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们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不考虑。他们用不着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着别人安静。“婴儿夜啼”只管啼，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时，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午夜的两个小时。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倒是无关紧要的。但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以入睡的能力为标准招募军队，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一间房子谈得上真正的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住房拥挤的事情，但这是常事，他们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或者说这种不便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就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明他们可以不受神经控制。

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忍受疼痛几乎是普遍情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即使我们最强壮的人也会望而却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暂且搁置不谈，我们只去注意一下乔治 艾略特[1]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话。“较高的召唤和选择”，她说——带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至少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神的召唤和选择。

白朗宁夫人[2]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折磨。”毫无疑问，这种人就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当他干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在别人仔细观察之下才会干得最出色。在外国人不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总是被好奇的中国人围观。我们常常声称，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会“发疯”，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是不可理解的。中国人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他会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些强烈地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要安静，生病时也会要求免受不必要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障安静这个康复的必要条件；如果康复无望，病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的对比差异是最明显的。病情是一种信号，与病人有关的各式人等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慰问，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不会有人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各式各样的法事。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幸福的超脱。当一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对此，西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接受。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时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现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一个中国人总难免官司缠身，哪怕全然无辜，打官司也会让人倾家荡产。这样的许多灾难不仅是可见的，而且可以感觉到它们正悄然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慢慢收紧。对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果。正因为不可避免，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只有亲眼目睹过饥馑年月里上百万个默默饿死的人，才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都仍是一个谜。我们只有在心中默想，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生存。在 20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孔不入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1] 乔治 艾略特(Mary Ann Evans，1819—1880)，英国女作家，著有《织工马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