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女孩(1890—1906)

1.乐园的小鸟

消息像燎原的野火一样，传遍了宾州的乡镇：李曼小姐带了一个中国人回来住！

真的！当我从那广大无边、多彩多姿的中国，初到宾州乐园镇来住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多年前我在上海买的那只火鸡一样惹人注意。因为火鸡在南京很少见到。我听说美国人有个特殊风俗，喜欢在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一只，准备送给我最敬爱的宣教士李曼牧师全家。我抱着这只放在笼子里的珍品，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去。同车的人都挤过来，要看看这只怪禽。"它吃什么？"我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也不知道。很可惜，一到南京，有人喂它麦精牛奶，结果李曼家还未来得及把它烹制成精美的大餐，它就夭折了。

我终生的挚友和同工李曼小姐，用爱心把我带到美国来，就住在乐园镇的李曼家。那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十九年了，正像那只火鸡困在笼中，根本不能逃出来一样，有如以下这首诗歌的情景：

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远离青葱花草佳美田郊，为你被囚，我心何等高兴，终日向你歌唱吐露柔情。

因为我的主啊，这是出于你的美意！到美国后，我才体会到美国宣教士跟我一道去中国乡下布道的心情。人人都对他们的金发、蓝眼睛、白皮肤好奇，问东问西。通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陪着他们，因此有些乡下女人毫不客气地撩起我的袖子，要看看我的皮肤是不是真的跟他们一样的颜色。有时还问："你是地道的中国人吗？"

我非常喜爱在美国的新朋友，可是我们需要彼此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他们回羞怯地排队进来看"中国女孩"，事实上当时我已经五十九岁了。他们又常常不知道怎样开口，在找不到话题来跟我聊天时，总是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吃什么？"

我尽量以最礼貌的态度回答他们，并述说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确实过得非常奢华。家中五打以上的仆婢听我们的使唤。所以我回答他们说："在我的家乡，我们早上吃稀饭，配上馒头、咸板鸭、油鸡、炸油条，还有几种小菜，中午饭有一汤三荤三素，下午四点吃茶吃点心。两餐之间还有许多水果零食。晚餐是……"

我还没有说明正餐的山珍海味，他们已经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啊！我们还以为中国都是穷得只有米饭吃，住茅屋，指甲长长的，留辫子，缠小脚的呢！"不错，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我生活在清朝末年一个官府之家，慈爱的上帝没让我预料到，我会大半生过"金鱼缸"式的生活：常常展览在人前，极少有独自安静的机会；而且我曾这样病弱无力，非受人照顾不可，而我幼年最怕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

记得小时候，我哥哥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弄我这个"最平凡的小妹妹"。他们常嗤笑我长得跟我二十三个兄弟姐妹一点也不像。他们有的长得像父亲那样英俊，有的生得像母亲那样美丽。在亲友之间，母亲素有"北京美人"之称。因此他们常嗤笑我："你不是我们的同胞妹妹，你一定是从茅屋捡来的！"他们这样使我变得又敏感又害羞。我常跑到奶妈那儿哭："为什么妈妈的美丽一点儿也不传给我呢？"我怕见生人，就是碰上新年耍花灯那样热闹的场面，也只敢躲在奶妈背后，抓住她的围裙偷看人。如果要与生人同桌吃饭，我的喉咙就像堵住了似的，什么也吞不下。

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这时候我也就少受兄弟们的骚扰了。但到了过新年，在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他们又故态复萌的捉弄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后花园里父母听不到的地方，我们真是尽兴而玩，不受打扰。我们有十八天的庆祝，大吃、大玩、演戏、赌钱。哥哥们围着我跑，当着我的脸两手击钹，笑我说："看！看！你的脸盘这样圆！"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又着急，又伤心，想发明一种新发型，可以遮掉半边脸就好。于是我变得更加孤独了，整天不想见人。

再大些的时候，我开始念中国古书。我喜欢写字，毛笔在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书比人更能做我的好朋友！"我这样跟自己理论，书真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那时我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当时我以为绝没有要求得过分。我对将来的梦想，是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因此三个愿望，都集中在这方面。及时，如果我有一间雅致的书房，里面放一张宽敞的书桌，一把舒适的椅子，一盏台灯，可以无止境地安静读书、写字，那就满足了。谁知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床上度过的！连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自己料理解决。毯子成了书桌。又因疾病损害了视力，我必须用放大镜才能吃力地稍微看点书。室内的灯和窗户都要用黑布遮起来，因为我的眼睛对光特别敏感。这样差不多五十年来，我做了"暗室之后"。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自从我脱离佛教归向基督以后，主耶稣将喜乐和谐带入我的生命中。我喜欢弹中国乐器的七弦琴，又从西教士处学弹钢琴。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病不容我摸任何乐器，也不能听什么声音，别人很难听得见的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却像是敲响了一千片锣。门外公路上的货车声，像是瀑布在怒吼。初来美国的时候，许多个黑夜，我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苦恼万分地想：如果他们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不在白天开呢？每当疾病再度发作时，我总像听见几百个纺线机在我脑子里转动一样。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拥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里面整齐摆列着各种我喜爱读的书籍，分门别类——方便我找得到。可是我珍藏的中西书籍，都因每次的逃难散失了。剩下的几本重要书卷、信件，就塞在床底下的纸盒里，只绑了不同颜色的彩带，以此识别。想当年，在那么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我，哪肯床底藏放东西，而现在若不想麻烦别人，就只能把最需要的东西藏在床底下，可以自己弯身去找。

我还有些简单的愿望，譬如在凉爽的树林中散步，在田野间跳跑，在清澈的溪水中赤足嬉戏，爬山到书上念过的地方去游历。我刚生病的时候才三十九岁，正是生命最旺盛、事奉主最热烈的年头。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可能要卧床三个礼拜。"我忍不住哭了，三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月了，我怎么受得了这么久的病？谁想到现在竟然躺了几乎半个世纪！

我早年的愿望差不多都没有实现，是不是上帝对我残忍呢？不！"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84:11)我怪上帝不公道吗？不，"泥土岂可对抟弄它的说，你作什么呢？"(赛45:9)在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不敢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我只问他：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学保罗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腓4:11)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替我作的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他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1953年写完《暗室之后》以后，我以为我的生命史就此完结，下一页无疑是我想望的"完"这个字。然后我要从暗室中回到天家与我光明之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见。所以写《暗室之后》那首诗时，我想未完之路实在不长了。可是我的主有不同的计划，在宾州乐园镇，这个新舞台上，我生命史的续集将要上演。

上帝从世界各地带领人到这个偏僻小镇来，而病弱的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迎合他们灵性上的需要。但是圣灵总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供应话语，通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说出来。耶稣基督，我暗室中的光，也是世上的光，继续不断地照亮那些来到我床边诸男女老幼的心，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上帝！

2.在逆境中成长

那24小时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中国老百姓正在过花朝节，普天同庆万花生辰，各处树木大小枝头都缠满了红布条。红布条在微风中轻轻舞动，喜气洋洋地将生日祝福送给初放的花儿们。

我父亲却在总督衙门忙着批阅公文，没时间去庆贺佳节。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母女平安。"

"又是个女的！"我父亲叹了一口气，"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便成了我的乳名。我的出生虽然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喜，他们却也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在我满月的那24小时，亲友们就带着绣花帽子、童鞋、围兜等礼物，到我家来吃满月酒，酒席上特备了一大碗鸡汤面。这面条是长寿的象征，中国人在生辰筵席上总是会摆上一碗的。

我父母虽然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可没多久，我又有一个妹妹呱呱落地。他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个妹妹，这已经是第二十个了，所以她的乳名就成了"多余"。我的姐妹们都很好看，只有我相貌平平。不过，唯独我这个"太多"离开深闺，进入教会学校念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有幸写成此书献给各位读者。

我老家在杭州，坐落在华中靠海之处。蔡家世世代带居住在这里，先人坟墓也安放于此。杭州是中国名胜之地，云英绕山，西湖如画，有古寺高塔掩映其间，还有湍急的钱塘江潮水，自城南横扫而来，涌入狭长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水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皆为潮水所没，这一奇观被称为杭州潮。杭州的确美不胜收，所以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我祖父生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的统治之下。他中举之后，又通过了京试，朝廷就派他做广东这一南方重要省份的抚台。于是，他告别了自己在杭州的妻子、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远离家乡，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便不幸染疾逝世。我祖母听到这一噩耗之后，痛不欲生，接连几天像木雕一样呆坐不语。无论儿子们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前面那一块地。现在，她自己无依无靠，下面却有六子一女要她抚养。祖母素来养尊处优，现在却要日夜不分地操劳起来。她不得不遣散仆役，卖掉房屋，将细软衣裳典当出去，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不过，她决心不辞一切劳苦，供儿子们念书，要把书香门第之风传扬下去。

我父亲在叔伯中排行第二，他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幼年时所过的贫苦生活。每当我哥哥们抱怨功课太辛苦的时候，他便会反诘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是怎样求学的呢？我们没有老师，连所需的课本也没有。我要冒着大风雪，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向别人借到一本书，而且还要答应在几天之后一定送还。然后，我和你们的叔伯们在辛苦工作一整天之后，围坐在桌前，借着桌上一盏小油灯的微弱灯光赶着抄写那本借来的书，饿了就抓一把篮子里剩下来的冷饭吃。到了冬天，我们的手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作辛苦呢！"

尽管如此，这个家还是维持了下来。父亲和叔伯们自修苦研，大的教小的，到了弱冠之年，就预备好了要像祖父和曾祖父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踏上仕途。唯有姑母，因为是个女子，就没有让她读书，只让她学着操持家务而已。

我父亲和伯父在杭州中了秀才之后，便一起去南京应试举人。到了指定的那24小时，兄弟两个一同进了考场。他们俩都穿着蓝布长袍和黑马褂，头发编成光洁的辫子，戴着黑瓜皮帽，各自带了一个考篮，里面装有水果、笔墨和一副碗筷。

考场入口处张灯结彩，大门边的两个公差粗略地搜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的身，看有没有夹带小抄或书籍。之后，他们进到了一个露天的大院子里，已有很多考生和公差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高大的阁楼，四围成列考棚中的情形可一览无余，每列考棚有一百间左右的考房，考房正对着狭长的走道，前面是敞开着的，并无任何遮风挡雨的物什。

两兄弟非常紧张，他们形影不离，相互壮胆，但不久后便被拆散到单间考房中去，各自把考篮放在了各自的考房中。考房只有电话亭一般大小，每个单间有一块窄窄的木板当坐凳，墙上有一个放灯的壁龛，钉着一只挂考篮的钉子，另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不久，考官们就把考生召集到大院子里点名，并发给每个考生一卷纸。考生只能用这卷纸答题，因此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纸卷放在衣袋里。天色渐暗的时候，考官们便到各街门前举行隆重的关门封门仪式，这表明考试即将开始。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因任何缘故都不得出入考场。

有位考官会从那座高大的阁楼上走出来，打锣把所有的考生都召集到大院子里。大家抬起头，见他一边摇旗，一边高声喊叫道："喂！亡灵幽鬼哪！这些考生站在这里，你们可要看仔细了！若有谁曾经得罪了你们，现在就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那些紧张的考生们信有邪灵，吓得瑟瑟发抖，有的怕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不久锣又响了，考生们这才回到各自的考房中去。

有个公差打着个大灯笼，灯笼两边写着考试题目，缓缓地从每个考房前走过，让每个考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题目。在这三昼夜中，考生们不能躺下睡觉，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一个公差会在走道上来回巡查，预防考生作弊。

吃饭的时候到了，锣声响起，每个考生都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到大院里去，那里有大锅大锅热气腾腾的白粥，各人按己所需把粥盛在碗里，"呼噜"一下大口喝完，然后各回各房。考生们长期备考，心里焦虑不堪，再加上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过长，因此每次考试都会有几个考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死在考场上，他们的尸体全都会通过墙边的一道暗门运送出去。

应试文章写完之后，每个考生便将自己的姓名写在考卷附袋内的纸上，密封好之后就把考卷交给考官。这时大门才会打开，考生离开大院，个个精疲力竭，什么话都不愿说，只想急着找个地方躺上几个小时。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考题。考官们会批阅每篇文章，根据文章本身的优劣来判定高下。分数较高的考生往往会得到官职。这种科举制度已在中国实行了有一千多年。

24小时，有个报信的拿着报帖来见我祖母，报帖上通告，我父亲已经高中了！祖母手头没有钱来赏这个报喜信的人，于是就拿自己好的一件外衣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来打赏。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可伯父很失望，回到自己房间里大哭起来。不久，又来了一个报信的，报帖上通告，我伯父也高中了。于是祖母又拿了件外衣到邻舍押钱，打赏给第二个报喜信的人。全家人都坐下来庆祝这件大喜事，大家虽然穿着破旧衣服，心里却是无比自豪。

家里每个孩子都在朝廷里居高位。大伯父做了直隶藩台，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藩台，住在南京，不久后就升为制台，并兼任很多重要职位。三叔在京城做了高官(京畿道尹)，四叔做了保定知府，五叔做了扬州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知府。而那位素来不起眼的姑母，后来嫁了皇帝的太傅，他的官阶可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高！这就是苦境中结出的甜美果实！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成了南京考场的主考官。那时他常常穿着锦袍，头戴后缀孔雀翎毛、顶珠丹红的帽子(只有较高官阶的人才能戴这样的帽子)，坐着八人抬的绿色大轿出行，还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地跟着。

父亲非常同情穷苦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考试期间，24小时晚上，他想看看下面情况如何，于是脱下官袍，换上公差的衣服就下了阁楼。在黑漆漆的大院子里，他听到有人在呜咽，然后发现有一个考生蜷在石阶上伤心欲绝地哭泣，便问："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

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是无锡人，家母守寡，家境贫寒，无力送我赶考，后来有几个朋友凑了些钱，借给我应考。可我写好的文章从衣袋里滑了出来，掉进粪池里去了！天哪，我没了卷子，失去了应试机会，又不敢回去告诉家母，她会伤心透顶的，现在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非常同情他，于是对他说："我还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你，这样你就可以重新答题了。你在这里等一等就好。"不一会儿父亲就拿了试卷过来，那考生抬头看他的脸，认出他就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您可救了家母和我两条命啊！"

在中举之后，父亲联了一段奇怪的姻缘。在中国，男女年幼之时，常常就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事定下，而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根本素未谋面。有时，父母们甚至还会指腹为婚。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和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少女订了婚，女家远在北京。那时还没有邮政局，接连几年都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于是祖母催他进京完婚，并把妻子带回家。

父亲长途跋涉几个月，到了北京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她早在两年前就过世了，在那儿等着他的是她的棺柩！根据中国传统，她仍是他的正室，因此他必须得把她的棺柩带回杭州，并在蔡家坟山里下葬。及时个妻子既然已经过世，他就得要续弦，于是就娶了一位杭州女子，可那女子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之后，也早逝了。在她过世之后，他再次进京，娶了一位自己深爱的美丽少女。这就是我母亲，她不仅美丽，而且还很能干，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皮肤如象牙一般细致光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洁整齐，挽了个髻搭在颈项上，戴着金玉的妆饰。她为父亲生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伺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过于繁重，于是就劝我父亲纳妾，好分担一些家务。后来这个侍妾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样偌大的一个家，哪怕在大家庭较为普遍的中国，也可算是较为少见的了。

父亲任过几个官阶很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去了南京，1870—1910年间就定居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