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部分，摘自于本书中的精彩故事：父子矛盾、胆量与自我、社会实践、神预测、缘何拒绝留法、北大工作：

试读章节一：与父亲的四大矛盾

节选自及时章第二节

1936 年，在陕北保安，斯诺采访的时候，曾跟他聊起了自己的童年，当谈到父亲时，令斯诺感到万分惊诧的是，竟愤愤地说：“那时，我就学会了恨他”。

那么，在童年时期，与父亲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以致多年后，他仍心存芥蒂，耿耿于怀呢？ 本书及时章，将从五个方面，为您讲述，他们父子二人矛盾的根本原因。

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和父亲最初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读书上。当时，父亲送他念私塾，是希望他能苦读经史，“尤其是,有一次父亲与人家打官司，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引经据典，,导致法官判他父亲败诉。”[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这件事,让父亲更加感受到了经书的妙用,所以，打那之后,毛顺生就更加严格要求儿子，要熟读四书五经，并加以致用，然而年少的，却对枯燥的经书，很不感冒，他更喜欢读的，是那些引人入胜的闲书。

据讲:“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熟读经书，可我并不喜欢它。我更爱看的是那些旧小说，尤其喜欢读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可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许多故事。那时,我不仅私下看,而且在学堂上，也常偷偷读这些书，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来遮挡”。[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的这种做法，让那些教学死板，抱守经典的塾师们，甚是不满，有时见训他不灵，就向的父亲大告其状。每当这时，毛顺生总是火冒三丈，常常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拳打脚踢，搞得父子之间，剑拔怒张。据回忆，十岁那年，就因老师来家告状，他怕挨揍，所以，他及时次离家出走了。

“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方向走去。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的家人找到了。我回家之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了。看来，我的抗议行动有了效果，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终于胜利了。”[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除了读书上的分歧，毛顺生管教粗暴，过于苛刻，吝啬扣门，也让儿子深为不满。

在的眼里，他父亲简直就是一个严厉的监工。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农田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们，他既不给蛋，更不给肉。”[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父亲的这种冷酷，给儿时的，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以致多年后，说起这些往事，他仍显得愤愤不平。

另外，在对待穷人的态度上，父子二人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毛顺生认为，一个人受穷，是因为其习性懒惰，命运不济，没什么值得怜悯的。而在这方面，却随他母亲，对弱势人群，在天性中，就富有深深的同情心。

说：“母亲可怜穷人，在荒年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敢这样做了，因为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曾为这件事多次发生争吵。”[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正因敬仰母亲的慈悲，藐视父亲的冷漠，爱动恻隐之心，所以在这方面，没少和父亲发生争执。

比如，有一次，一个农户答应卖猪给毛顺生，并收了订金，画了押。可过了几天，见猪涨价了，这个农户觉得价卖低了，就有些后悔。于是，当来收猪时，农户就对他诉苦说：“少几块钱，对你们毛家这样的富户，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我们穷人来说，那可是几个月的油盐钱啊”。听了农户的报怨，二话没说，当场就退了这桩买卖。没想到，回家跟父亲一讲，毛顺生却大发雷霆，骂儿子是败家子，净做亏本买卖，而也不客气地回敬父亲，说他是冷酷的守财奴。[萧三《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2页]

另外，与父亲，在人生目标的取向上，也相去甚远。

最令感到讨厌的，就是父亲总想按自已的人生模板，来塑造他的未来。比如，有时几杯老酒入肚，毛顺生就会情不自禁地，向两个儿子描绘他心中的蓝图：“润之这两年，先把田里的担子挑起来，这样爹就能专心做生意。等再过两年，润之去学做买卖，润莲接替你哥，去管田里的事。想当年，你爷爷留下那么个烂摊子，你爹爹我，都能靠辛勤努力，让咱毛家有了这么好的根基。今后，只要咱爷仨齐心协力，勤俭持家，我敢说不出一二十年，咱毛家就能置田百亩，成为湘潭远近闻名的富户。到那时，我就是饴含弄孙，安享天年，死也无憾了。”

听了父亲的幸福憧憬，却很是不屑。对做一个腰缠万贯的土财主，他打心眼里就不感冒。那时的他，更向往的是，能像梁山好汉一样，过那种有血有肉的生活；最渴望的是，能像《三国》的豪杰一样，叱咤风云地演绎人生。

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与父亲观点不同，摩擦不断，但究其根本，造成二人严重对立的原因，还是性格上的冲突。

应当说，毛顺生这个人，性格粗暴武断，专横跋扈，刚愎自负，喜欢别人顺从。他总是觉得，既然我是一家之主，是当老子的，我说的话，我吩咐的事，做儿女的，就应该服从，就要去执行。而，则性格倔犟，非常叛逆。他认为对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怎么阻拦，他都要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他认为不对的事，即使你再压再逼，再打再骂，他也决不妥协，决不屈服。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上的对立，，终于导致他们父子间，一次巨大冲突的爆发。

据讲：“我13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请许多客人到家里，没想到，我们俩竟因一点小事，在客人面前争论起来。他当众骂我懒惰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于是我也回顶了他，眼见他火冒三丈，我就冲出了家门。先是母亲急着追了出来，竭力劝我回去，紧接着，父亲也赶了过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这时，我走到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立即跳下去。一见我这样，父亲也有些怕了，但他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才肯罢休，我则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磕头，结果父亲默许了。就这样，一场激烈的冲突结束了。”[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与对父亲的态度相反，对母亲则是一往情深。

每当和别人说起母亲，他总是充满赞美之辞：“我母亲为人慷慨厚道，总是愿意帮助别人，是个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女性。”[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在给同学的信中，他也曾这样说：“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我母亲正是一种人。”[金冲及主编《传》，第4页]

当然对于大儿子，母亲也格外偏爱。每当他们父子俩发生矛盾，她总是站在儿子一边，极力维护儿子的尊严。尽管如此，她仍不希望怨恨自己的父亲，私下里，她总是劝完这个，再劝那个，竭尽全力想弥和他们父子间的裂痕。

对此，曾幽默地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个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则由我和母亲、弟弟们组成，有时候，雇工们也会包括在内。可在我们反对党内部，却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比如，我母亲的主张，是间接打击政策，但凡明显的情感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会给予批评，说这不是咱中国人的做法。”[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正因有了母亲的斡旋，和父亲的对立情绪，也逐渐有所缓和，而且在某些方面，对父亲的坏脾气，也学会了忍耐和忍受。比如，就曾说：“父亲的严酷，也不能说全没好处，它使我更勤快的干活，更仔细的记帐，以免有把柄让他抓住。”[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虽然，在原则问题上，跟父亲，从未停止争斗，甚至以离家出走，要跳池塘相威胁，但总体上看，那时的他，还不想与父亲彻底闹僵。他所做的各种抗争，更多的成分，还是想从父亲那里，获得应有的权益和尊重。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他向斯诺讲完跳水塘的故事后，不无得意地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如果公开进行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力，父亲就会软下来，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则反而会打骂的更厉害。”[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虽然，从对父母的态度上看，属于典型的抗父爱母，可纵观的性格，你却发现，他反而受父亲的影响更多。比如，毛顺生的勤奋执着，刚毅果敢，坚强不屈，永不服输，理性务实，脚踏实地……甚至包括他的刚愎、独断、固执这些特点，都在儿子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然，与毛顺生的吝啬、冷漠、刻板、只知赚钱、缺乏情趣不同，则情感丰富，富于想象，有很强的同情心。有时他还会睹物思情，多愁善感。而这些性格特征，又恰恰折射了母亲的影子。

难怪，一位国外学者指出：“读的诗词，你会觉得他想象超强，思维跳跃，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可你再研究他与的搏奕，又发现他攻于算计，非常谨慎，极为冷静，不抱一丝侥幸，从这方面看，他又是一位超理性的政治家。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反差极大的两面性格，却在的身上，实现了的兼容”。

试读章节二：为何不留法

节选自第三章第二节

如今，出国留学是很多人的梦想，而在一百年前，留洋镀金，更是让年轻人心驰神往。然而，面对出国的诱惑，青年却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天赐良机呢？下面，我们就将为您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据史料记载，在1918年的勤工俭学大潮中，正因筹款得力，才使很多湘籍学子实现了出国的梦想。的同学罗学瓒，在给祖父的信中，也曾这样赞到，“此次长沙同学进京，组织预备班，筹集款项，润之出力最多，也最为同学所佩服。”[《1918年10月16日，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

然而，令同伴们奇怪地是，就在留法预备班开学的那24小时，此次筹款较大功臣，却没有来上课。起初，别人都以为他病了，于是下课后，就赶紧结队去看他，哪曾想，一进屋见正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根本没有病的样子。为此，有人不解地问，“润之，你怎么不去上课呀？”没想到却回答说，他不打算出国了。“什么？不想出国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几乎都愣了。

的确，的此举，也太出人意料了。毕竟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北京，又为大家鞍前马后，忙的不亦乐乎，如今当这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扬帆出海之时，他却变得踌躇不前，他这又是为个啥呐？

关于临时变卦的原因，目前的解释，无非有四种。

比如，萧瑜就讲，“虽经我们的努力，船费已减至一百大洋，但这对于润之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润之也知道，当时，是无人会借给他这么一大笔钱的。”[《早年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7页]萧瑜的这句话，听上去弦外有音，其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说，因缺钱，才失去了赴法的机会。那么，果真如此么？

大家知道，三六年，斯诺采访时，他曾说过家里的经济状况。据讲，父亲当时就已有资本三千多元。这种富裕的程度，在整个韶山，也是数一数二的。与毛家相比，蔡和森家的情况，则要窘迫得多。萧瑜也承认，“蔡和森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失业在家。他跟母亲和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那时，他们的生活，异常窘困，常常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早年传记、史料与回忆》，第302页]

有了上述对比，我们不禁想问，既然像蔡和森这样的穷困子弟，都能凑足两张船票(一张是他的，一张是他妹妹蔡畅的)，那么，以毛家的实力，又怎会连一百元钱也拿不出呢？显然，萧瑜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另外，萧瑜还讲，“除了钱的因素，在语言方面，润之也有不小的障碍。比如在学校，他连最简单的英文发音，都弄得不十分清楚。”[《早年传记、史料与回忆》，第408页]

萧瑜的这种解释，更是让人可笑，试想一下，去的又不是英美，这跟英语的好坏，又有啥关系？至于说到法语，他们这帮人，都是零基础，否则，干嘛非用半年的时间，进行留法前的培训呢？

当然，早有学者意识到了“萧说”的漏洞百出。于是，又有人提出，之所以拒绝赴法，是因为他正打算留俄，为此，还列出了言之凿凿的证据。比如，给陶毅的信中，就曾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去法，想安顿往俄，而叔衡则想留法，我为此劝他，留法不如留俄。”[《早期文稿》，第466页]

其实，仔细查下讲这段话的时间，你就不难发现，此说，是断章取义。

大家知道，1918年夏，苏俄正遭四面围攻，政权危在旦夕，俄共连自身都难保，哪还有闲心去招留学生啊。再说了，那段时期，北洋政府对俄共，也非常敌视，所以想从中国去俄留学，当时连门都没有。

然而，到了1920年春，情况却大有不同：一是，经历一年多的抗战，苏联已打破各国围剿，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而此时的苏共，也有了向中国青年，敞开接收之门的想法；二是，经过五四的洗礼，激进的知识精英，开始大力宣传十月革命，追捧社会主义，这也让年轻人，对俄心驰神往；三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与苏俄政权逐渐冰释前嫌，准备建立领事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月20日，才向陶毅提出了上述想法。

由此可见，1918年夏的不留法，与1920年春的想留俄，是两个时段，两种心境之反映，二者之间，根本就扯不上干系。如果硬将其嫁接在一起，生造出一个留俄说，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有张冠李戴之嫌。

既然金钱说、外语说、留俄说，三种说法皆不成立，那么，又为何要弃此良机呢？

对于这一点，目前的一些学者，更倾向萧三的解释。萧三说，“润之之所以帮别人实现了留法计划，可自己却不愿去欧洲，是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研究，需要做。因此，他认为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比出国留洋更为有益。”[《早年传记、史料与回忆》，第85页]

不过，萧三的这种国情说，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有人就讲，如果仅为研究国情，毕业后，留长沙就能干这件事，干嘛还要千里迢迢来北京，整天为赴法费尽心机呐？

还有，如早有此心，即使不便对别人讲，至少跟蔡和森，总该漏点口风吧？他干嘛非等预备班开学那天，才告知大家这个消息。

其实，只要查查出发前，进京后，所讲的那些话，平心而论，最初的一段时间，他还是一心想要赴法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突然，让改变了主意呢？

关于这一点，翻翻他的自传，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比如，曾讲，“九月的时候，他恳求请老师杨昌济，帮他找份工作，杨昌济就把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与见面后，他决定让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并答应，每月可给他八块大洋的薪水。”[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应当说，这份差事的出现，让很是犯难。首先，这不是份临时工，可先干上一俩月，等预备班一开学，就拍屁股走人。其次，该工作还要坐班，所以，一旦接受了它，就再没机会，天天按时学法语，经常到工厂去实习，说得直白一点，选择了这个职位，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出国的机会。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最终还是决定，去北大上班。

听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读书那个年代，出国镀金，是件多么令人惊羡之事，难道就为个图书管理员，他连这样的天赐良机，也不要了吗？

其实，仔细梳理一下这件事，你就不难发现，当时的这个决定，绝非是心血来潮，而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

首先，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只能念三流大学，所以，单以师资实力而论，这些学校与北大相比，也是略逊一筹。另外上班前，就和商量好，他可多在周末晚间值班，以换取一些时间，去课堂上旁听。既然两头，都是边工作，边学习，与其赴法勤工俭学，还不如留在北大，继续深造。

其次，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劳工身份赴法，所以，勤工时间长，俭学时间短。而留北大做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本身，就可享受读书的快乐。想当初，在湖南省图书馆，24小时两饼子充饥，都乐不思蜀，如今月月有工钱，每天还能在较高学府博览群书，这等美差面前，出国又算得了什么！

另外，大家知道，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由蔡和森、萧瑜、三驾马车领导，如果他们三人都去赴法留学，国内新民学会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阻碍，所以，决定留在国内，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如果能以北大为中心，在这所较高学府中，多招募一些会员，就能使新民学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再有，早在一师时，就曾将陈独秀、胡适二人奉为楷模，如今能与偶像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指导，这个梦寐以求的良机，自然也不愿错过。

当然，能在手下当差，也让深感欣慰，毕竟，有这位名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这对来说，也是一种成长上的幸遇。

分析到这儿，也许有人又说了，出国镀金，至少能弄张洋文凭回来，北大再好，也只是旁听生，连张毕业证都混不上，二者相较，哪个更有利呢?

其实，在出国这件事上，之所以众说纷纭，争来争去，最根本的误区，是一些人总用习惯性的思维，去看待。他们不知，这个人，他最不在乎的，就是文凭那张纸。

比如，想当初，那湖南省立一中，可是全湘及时重点，而这名中考状元，就因该校限制多多，就曾毅然辞学，自断高考之路，去到湖南省图书馆自修。

在湖南及时师范学校，他也没把文凭当回事，否则，就不会因不守学校规矩，几次差点被开除。

还有，这次进京前，虽然，杨昌济鼓励其他人赴法勤工俭学，但在私下，他却希望，能考北大。然而，对老师的这份要求，却婉言谢绝了。对考北大，还是勤工俭学，更看重后者；对当图书管理员，还是出国深造，又宁可选择前者。那他为啥偏偏对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这么情有独钟呢？

在看来，一旦成了北大正式生，为了应对考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各种课都得去上，否则，就要受到学校的纪律处置。认为，仅仅为张文凭，几年的青春，都要被考试牵着走，实在是太不值了！然而，当旁听生却不一样，想听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不想听什么，也不用勉强，自己的学习，可以自我做主。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读书生活，才是他最向往的。所以，在的心中，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位，不仅出国镀金无法相比，就是那些北大骄子，也是相形见绌啊。

听了上面的分析，可能有人还想说，如果的放弃留法，真如你之所言，直接诱因，是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那为什么自己却说，他之所以不愿去欧洲，“是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不够了解，是想多花时间留在国内，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其实，的这种解释，与他想留北大，一点都不矛盾。

首先，当时的北平，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留在京城，不仅可近距离观察中国时局的变化，还可经常跟杨昌济、黎锦熙等人讨论国内社会问题。

其次，当时北大是中国的学术中心、思想阵地，而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对中国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经常聆听这些思想巨擘的启蒙，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对中国的实际，有着更加透彻的理解。

为此，给周世钊的信里，还列举了留在北大的诸多好处：“在这里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时间内，就求得更多的知识。另外，如今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里有本国古今学说之大要，如吾人将其深入研究，再到西洋留学，就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还有，要为当今世界尽点力，自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对地盘内的情形，如不加以实地考查，这层工夫留在出洋回来再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就做为好”。[《早期文稿》，第474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终于揭开了弃法之谜。现如今，他终于走进了北大，有了心之所属的工作，那么，他在这里的境遇，真会如其所愿吗？

试读章节三：为何离北大而去

节选自第三章第三节

前面说了，为进北大，可以说是费劲了心机。然而让人惊诧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