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峥嵘，棒杀洛阳大权贵

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曹操开始时被任命为郎(帝王侍从官的总称)，接着由尚书右丞、京兆尹(相当于郡太守)司马防(字建公，司马懿父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踏上仕途。

尉的官职不高，是县令的副手，主管军事，负责查禁盗贼，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曹操既然出任洛阳北部尉，就要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但洛阳是京城，四方会集，五方杂处，社会治安很乱。又因为是在天子脚下，权贵不少，经常有权贵的子弟、亲丁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一般人和职位比较低的官吏都不敢招惹他们。一些豪强子弟和地痞流氓又常在夜里走街串巷，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把洛阳城搞得乌烟瘴气。

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后，年轻气锐，很想有所作为，为百姓除害，干出一番事业，树立自己的名声，加上家中又有后台，便放手干起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曹操到任的及时天，就命令工匠把年久失修的都尉衙门粉饰一新，又下令连夜赶造五色棒，涂上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在衙门左右悬挂。同时张贴告示，申明禁令：禁止夜行。如有违反禁令，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

夜禁令一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下夜里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也有的说，这只不过是新官上任，做给人看的。至于那帮作恶多端的豪门贵戚，根本不理会什么夜禁不夜禁，小小部尉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是个官，夜里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在街上胡作非为。曹操手下的衙役也不敢得罪豪强，遇到豪强子弟为非作歹，也是见怪不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瞒着曹操不敢禀告。因此禁令颁布了好几天，治安仍不见好转。

宦官蹇硕是“十常侍”之一，十分受皇帝宠信，统领禁军，权倾朝野。因而，蹇硕的叔父常常仗势为所欲为，京城里谁也不敢得罪他。曹操下令夜禁，他当然也不把曹操放在眼里，故意违禁夜行。

24小时，曹操决定亲自夜巡。他带着几名巡官和兵丁绕过白马寺，来到豪门贵族居住最集中的街上。走着走着忽见一个头戴乌纱帽的干瘪老头匆匆走过大街，后面还跟着两名家丁，老头在一家民房前站住了。家丁上前敲门：“开门，开门！”屋里没有动静，家丁大声喊叫：“快开门，老爷驾到，还不快出来迎接！”屋里仍没有反应，只见家丁猛地一脚，“咔嚓”一声，大门被踢开了。老头和家丁一拥而进，屋里传来妇女的哭喊声。

这一切，曹操看得真真切切，他愤愤地下令：“把那人抓来！”

不一会儿，一位巡官回来悄声禀告：“大人，那位老爷我们惹不起……”

曹操一问，才知道那老头是宦官蹇硕的叔父。

曹操正要找一个可以杀鸡儆猴的机会，杀杀权贵们的威风，他心想：“今日放过这种人，日后怎能做到令出必行？”

决心一下，曹操斩钉截铁地下令：“带走！”

第二天清晨，北部尉衙门前人头攒动。当人们得知蹇硕的叔父被抓了起来，一片哗然，都想看看这位年轻的北部尉如何处置这位老爷。兵丁把蹇硕的叔父押到衙门前，曹操站在台阶上，指着门旁悬挂的五色棒喝道：“你看清楚，这是什么？”

老头虽然被抓，料定这个芝麻小官不敢把他怎么样，又见曹操如此年轻，欺他不懂人情厉害，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小孩子耍的玩意儿。”

曹操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毫不客气地吩咐左右：“开打！”话音刚落，几根五色棒向着蹇硕的叔父劈头盖脸地打去。不一会儿，他就像条死狗似的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五色棒结果了蹇硕叔父的性命。小小的洛阳北部尉棒杀了皇帝身边大红人的叔父，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全城。

维护公权，政治明星新起步

曹操在洛阳北部尉任上兢兢业业，较大的成就是棒杀了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狠狠打击了皇亲国戚、豪强的嚣张气焰。而且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使得那些憎恨他的人无法开口，只好找个理由将他赶出京城，去做了顿丘令。但他的雷厉风行、不畏权贵的整治作为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声望。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曹操离开京城洛阳，去顿丘做县令。后来曹操带兵南征孙权，临行前勉励他儿子曹植说：“我过去任顿丘令时，才二十三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无悔于今天。”说明曹操在任顿丘令期间，对自己的表现与作为还是很满意的。

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就被朝廷召回任为议郎。议郎的职务是顾问应对，可参与时政的议论。议郎属于闲职官，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权。次年，即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诬陷，废掉宋皇后，宋皇后的父亲宋酆及其几个兄弟被杀死。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因是宋皇后的同宗也被杀。曹操平时刚直不阿，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他们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京城。再加上有了这档子事，宦官们捕风捉影，把曹操也牵连上了，因而将其免官。

曹操被免官后，不愿在洛阳闲居，便回到家乡谯县居住。光和三年(公元180 年)又被征召，拜为议郎。

议郎虽然是个闲职，但曹操却忠于职守，不甘寂寞，想为朝廷多提些建议，使政治清明。他首先想起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被宦官杀害的事件，想为窦武、陈蕃申冤鸣不平。他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认为窦武、陈蕃等死得冤枉，应该给予平反，以求得公正，有利于改善政治。

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皇帝请求为窦武、陈蕃平反。上书中有这样的话：窦武等人正直为公，却被无故陷害。奸邪之人充满朝廷，而真正贤臣的晋升之路被阻塞了。

从这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曹操不仅把矛头指向害人的官僚，翻历史的案，而且还针砭时弊，对灵帝也旁敲侧击。对曹操的建议，灵帝表面上非常赞赏，实际却无动于衷。

曹操虽然没有成功为窦武、陈蕃平反，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吏治的腐败。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正月，灵帝诏令公卿检举害民的地方官，予以罢免。太尉许有彧、司空张济趁机大肆收受贿赂，对那些民愤很大的宦官亲属、宾客，一律不予查处，反而打击了一批有政绩却没有门路的官吏，惹得民怨沸腾。那些被冤枉的官吏，纷纷向朝廷申诉。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说明事实，结果却被宦官诬陷，反而被灵帝罢了官，押入大牢，冤死狱中。

曹操对许有彧、张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却苦于没有机会只好隐忍不发。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大瘟疫，四月全国又发生大旱，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发生大火。因此，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政治谣言。灵帝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因“灾异”下诏征询政事得失。曹操借机上书，谴责公卿举奏不实，专门打击清明小吏而回避贵戚及宦官子弟，他们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蒙蔽“圣听”，丝毫起不到改变时弊的作用。灵帝由于灾祸连连，似乎有所“感悟”，不得不重视此事，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三公府衙)，责备许有彧、张济的失职行为，许有彧还在稍后的十月被罢官。这次曹操抓住时机，一举成功。通过这件事也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

曹操反对权臣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他同硬直派官僚的立场是一致的。一个出身于宦官家庭的青年，能够走上反宦官集团的政治道路，颇得人们的称赞。

此后，朝政越来越黑暗混乱，豪强不法之徒越来越猖狂。曹操知道用上书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汉帝国就像一座快要倒塌的大厦“不可匡正”了。他只有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匡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