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节选)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耳顺之年。虽然按照如今的算法，仍在壮岁，毕竟不如少年时来日方长的无忧无虑，却一如既往地满怀学术的热情与向往。记得读博期间，业师年满花甲，在弟子的眼里心中，已是纯然长者风采。如今在门下士看来，自己的形象或许亦相仿佛，只是内心浑然不觉老之将至。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昙花一现者多，几度辉煌者鲜。中国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化一脉相承，所以史料甚多，史学较精，在中国治史尤其是治中国史，是对学人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一大幸事。

屈指算来，尚待完成的计划为数甚多，在编拟编的大型资料和编年系列各有十数，在写拟写的专书还有数十，而且常常触类旁通，生发出许多预想以外的新枝。如果不从现在起就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势必抱憾终身。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治学总体上说当然是层垒叠加，后来居上，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喧嚣声中，不知有多少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才人的远见卓识被时光埋没。

缩短战线，并非如陈垣所说，减少时段与方面；而是如陈寅恪所为，不与人无谓争论，减少应酬，不好为人师，不争闲气。概言之，舍弃俗物牵挂，全力以赴，潜心著述，以待来者。顾颉刚少年成名后曾经慨叹，出名前穷死，出名后忙死。前者如今已经不成问题，后者却是扼杀无数才俊的陷阱，与鲁迅说的捧杀有几分近似。广州僻处岭南，应酬有限；极少担任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免去劳而无功的审议和光怪陆离的人情；遵循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无须江湖，不必乡愿。除了气候不宜居之外，正是孤往治学的理想所在。加以学问的兴趣广泛，空间足够，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之说，在抽象思维领域作用不小，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至少就近代以来的实际进程看，历次论战所导致的著述井喷，固然在引起广泛关注方面颇具影响，可是对于学术的实际推进，不仅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命运因缘，冥冥之中一线相牵。少年时到过的桂林良丰雁山公园，不仅曾经做过清季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园子，还与不少民国学界胜流有缘。1932年，广西省政府在此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1月，胡适南下，曾到此一游，还以附近有相思江、岩边有相思红豆树，为园中的岩洞取名“相思洞”。后来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热心之士的帮助下，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因为担忧身体无法适应西南大后方的环境，陈寅恪滞留桂林，便在广西大学临时任教，因此与从来礼让的傅斯年就去留问题发生分歧，产生隔阂，埋下不愿远走海峡彼岸的心理伏线。

小时候居住的奇峰镇，与良丰墟由相思江一水相连。只是当时全然不知这许多故事，如今也不必自续出来一段前缘。同一条江流淌着不一样的水，就好像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的名句不仅能够说诗，也可以转而论学。只是意思有二解，按照本意即不断推陈出新，不必固守模仿。可是，如果每一代都是才人辈出，又都能够各领风骚，则一时代必同时有无数各领风骚之人竞妖娆。各代之间，也就无所谓高下之分。另一转意，虽然历代均有才人，却只有少数能够各领风骚，而且并非每代皆有，所以数百年间只能由不世出的高人所笼罩和覆盖。如此一来，历代学术发展的峰值高下不同，每一代的高峰跌宕起伏，后代未必高于前代。能够登顶一览众山小的，寥寥数代区区数人而已。在那些相对低洼的时代，有心向学之士不得不对着逝去的古人高山仰止，望着无尽的来者徒叹奈何。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较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较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