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节选)

欧洲人对中国传说中的富裕深信不疑，因此费尔南多二世才会同意资助哥伦布第二次西航。随着欧洲人更了解全球地理，欲抵达中国的热情更为强烈，这心愿更可能成真。在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培尼狄克宣称，宁可去“从蒙古大可汗的脸上拔下一根胡须”，也不愿跟她讲话，借此拒斥与贝特丽丝为伍。伦敦观众懂得莎士比亚要表达的意思。若说那句话大概是男人所能许下最难办到的誓言，他们大概会同意，但那并非办不到。16、17世纪之交，这一传说中的国度在欧洲人的脑海中非常鲜活，让希望到中国发财致富的憧憬变得更为强烈。当时一则有关中国的谚语称，中国人有两只眼，欧洲人有一只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盲人——明褒暗贬那些执著于单一看法的人。

因此，尚普兰才会溯圣劳伦斯河而上：他要找出横越大陆抵达中国的水路。这是当时人已然深信的想法，因为安特卫普的制图大师亚拉伯罕 奥特里斯(Abraham Ortelius)，在印制于1570年的一张地图中，以红色标出这样一条水道。甚至在尚普兰之后，这看法仍存在于1634年《环宇水道测量图》(Universal Hydrographical Chart)中的北美地图上。这张地图是法国的地图绘制员让 盖拉尔(Jean Guérard)所绘，他在五大湖西边的空白处加注指出，“据信从这里可通到日本”。

尚普兰问了土著人可以走哪条路前往中国，但是得不到答案，于是转而问他们哪里有咸水。1603年夏，在圣劳伦斯河上游，有位土著人告诉他，从注入下一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的那座湖(伊利湖)再往上的那座湖(休伦湖)，湖水是咸的。这正是尚普兰所企盼的消息，但那个地区的其他阿尔贡昆人的说法与此相反。他仍继续问人。有个阿尔贡昆族青年说，他及时个会碰到的那座湖(今天的安大略湖)最西端的湖水微咸。尚普兰就需要这个叫人振奋的消息。他保障会回来亲自尝尝那湖水，但，他深入内陆，已是几年后的事。1613年，埃蒂安 布赫雷(Étienne Brûlé)——也就尚普兰用来当人质交换奥查斯特奎思的义子——告诉他，休伦湖不是咸的。又过了两个夏季，尚普兰才亲自造访这座湖。他尝了湖水，发觉douce，意即“甘甜”，证实一个令人气馁的事实：休伦湖并未与太平洋相连。

尚普兰是地图绘制员，及时次航行时，他就靠地图绘制本事，首次得到上司的注意。他一生替当时称作新法兰西(la Nouvelle-France)的那个地方绘了好些张详细地图。他的第三张地图绘于1616年，是史上及时张描绘休伦湖的地图。他把那湖称作Mer Douce，意为“甜水海”，一方面确认那个新发现的事实，同时可能在提醒自己，探寻之路还未结束。在这张地图上，尚普兰有一个含糊不清之处，还有一个夸大之处。含糊之处在甜水海的尽头：他让那湖延伸到地图左侧之外，做法叫人费解，难道是因为没人知道它通往何处？夸大之处在北侧：他把北冰洋的海岸线画成往南延伸，非常逼近休伦湖——那里某处必然有通往海洋的通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无非就是：只需锲而不舍的探查，法国人(他)就会找到那条横越大陆、连接法国与中国的隐藏通道。

十六年后，尚普兰出版他一张描绘新法兰西的地图。这张地图更完整描绘了五大湖区，但伊利湖、密歇根湖仍然未出现。这时候，尚普兰已知甜水海并未往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而是有尽头的(不久之后，甜水海这名称就会式微，为休伦湖一名所取代)。但在这淡水湖的尽头之后，还有一大片水域，大小、面积都不详的大湖(今天的苏必略湖)，靠一连串急流与其相接：有朝一日，这个位于系列湖泊中的另一座湖，说不定就被证明是通往中国的路径。

尚普兰从未踏足苏必略湖，但让 尼克雷(Jean Nicollet)却曾经去过。尚普兰旗下有好几名负责深入林区搜集皮货的皮货商(coureur de bois)，让 尼克雷就是其中之一。尚普兰出版1633年地图的一两年前，尼克雷碰到一个欧洲人从没碰过的部族，他或其他人就将那部族称作皮安人(Puants)，意为“发恶臭的人”。在一张地图上，尚普兰标出那个部族，指出有个“皮安族”，即“臭人族”，住在最终注入甜水海的湖泊边。法语的“臭人”一词乃是对阿尔贡昆语“脏水”一词的讹译，而阿尔贡昆族用“脏水”形容微咸的水，也就是尝起来带咸味的水。这个部族不自称皮安人。他们是威尼皮古人(Ouinipigous)，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温尼贝戈人(Winnebagoes)。但是因为一番曲折复杂的推理，欧洲人始终坚称地平线另一头的下一个水域必定是咸的，必定是“臭的”——必定是太平洋——的推理，于是，这个名称就冠在他们头上。

温尼贝戈族酋长邀让 尼克雷前来做客。尼克雷知道绝不能失礼，因此出席这场为他而办的盛宴，出现在数千名远道而来的宾客面前时，他穿上他行李里最体面的衣服：绣了花鸟的中国袍服。

像尼克雷这种活跃于内陆的商，不可能自己弄到这件衣服。他不可能有机会接触这种东西，更别提有钱买。那件袍服想必是尚普兰的。但尚普兰如何弄到那东西？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直到17世纪初才从中国流入欧洲北部。这件衣服今已不复存在，我们无从追查它的来处。它很可能来自中国的某个耶稣会传教士，那传教士把它带回或寄回欧洲，以证明他是为那个有教养的文明国家奉献一生。英格兰旅行家约翰 伊弗林(John Evelyn)在巴黎见到一批中国袍服，大为惊艳。它们是“非常漂亮的长袍，缝制、绣制在金布上，但色彩非常鲜艳，那种光彩、艳丽是我们欧洲人做不出来的”。尚普兰待在加拿大的头几年，在巴黎不可能弄到像尼克雷所穿袍服那样的东西，因此他想必是在1624至1626年这两年赋闲时，以高于行情的价钱买来，因为他深信这东西对他在加拿大的冒险事业很有用。他知道耶稣会士上朝时一身中国官服打扮，而如果他本人没有机会穿那件中国袍，他的使者可能会有。毕竟要上朝，穿着就要得体。结果，得以见到这华服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温尼贝戈人。

尼克雷的袍服只是说明尚普兰梦想抵达中国的另一个象征而已。从一开始赴北美洲冒险，那梦想就在他脑海中盘旋。他有个朋友是诗人，曾为他1603年的及时部自传写诗题献，在那首诗中，那位诗人称尚普兰矢志于“走得更远，传教，发现东方，不管是经由北方或南方，以抵达中国”。他的所有探险、结盟、战斗，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尚普兰湖岸，尚普兰冒生命危险射杀三名莫霍克族队长，就因为他想抵达中国。他要控制供应欧洲毛毡制造商所需毛皮的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得找出通往中国的路线。尼克雷的袍服是实现那梦想的工具，维米尔的帽子则是那追寻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