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对自恋的解释

科胡特彻底改变了关于自恋的精神分析思考。他反对蔑视自恋的普遍论调—自恋是婴儿化的自体—专注(self-absorption)—因为自恋中蕴含着新的成长可能性(Friedman，1986)。他把自恋“从一种幼稚的形式”重新概念化为“活力、意义和创造力的源泉”(Mitchell and Black，1995: 169)。在他看来，自恋不是需要被超越和清除的人格面向。而是至关重要的个体资源，有待滋养以确保它的成熟。科胡特相信自恋的成熟会带来宝贵的品质，例如成熟、幽默、创造力和智慧。

科胡特重构自恋是试图修正他坚信的对自恋的理解的失衡。按照弗洛伊德对精神健康的非正式定义—爱与工作的能力，精神分析理论强调发展道路的终点是具备爱的能力。科胡特把注意力转移到自恋发展道路，它的终点是具备相对稳定的自尊和创造力(Goldberg，1974)。这样做时，科胡特挑战了弗洛伊德认为自恋和客体爱互相对立的观点。

科胡特对弗洛伊德自恋概念的异议

科胡特逐渐确信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总体的力比多发展理论的一部分—已导致数个遗憾的理论和临床结果。首先是存在说教式的蔑视自恋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自恋就暗示着不成熟和自体—中心(self-centeredness)，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阶段。自恋被看作需要被清除的病理，只有这样才能收获成熟，尤其是获得爱的能力。科胡特质疑自体爱是否妨碍了爱他人的能力。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形成对照的是，他观察到的是对自身的确信感将极大地增加一个人与他人充分相处的能力。科胡特认为自恋型病理付出的代价，与其说是关系不如说是成熟的自恋形式，例如自尊调节、共情、创造力和智慧(Lachmann and Beebe，1995)。“在弗洛伊德的单轴理论范围内，持续存在自恋必然会被看作早期性心理发展的病理遗留或者是后期退行于此”(P. Ornstein 1978: 67)。弗洛伊德对自恋的看法，临床上导致分析家对病人行为的自恋面向，持有批评的对立性立场。

科胡特相信，弗洛伊德的概念另一个令人遗憾的临床含义，是自恋仅仅起着阻抗治疗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是分析师的敌人。朝向自恋的这种态度也促使分析师对病人行为中的自恋面向，持反分析的对立性立场。

另外，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导致对某些病人类型的治疗持有相当的悲观态度。弗洛伊德认为显著自恋(意味着自恋型病理)表明病人没有足够的客体力比多，无法形成成功治疗所必须的移情。附着在分析师上的移情，是催化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基本要素。移情被认为是一种媒介，借由它，病人内在强烈冲突的感受和幻想被激活并朝向分析师，接着经由分析师的诠释而意识化，从而置于自我的支配之下—“本我所在之处，就是自我应在之地”，弗洛伊德的著名格言。弗洛伊德对“移情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和“自恋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是精神分析可以治疗的，例如癔症和强迫症；而后者是精神分析不可治疗的，例如精神病和重度抑郁症。弗洛伊德把这些自恋状态概念化为客体力比多不足，因此他相信是无法经由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来分析的病人越来越多是受困于自恋型病理。这就把精神分析置于很大的困境：大部分潜在治疗人群被认为无法经由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治疗，而且这个比例会持续增加。

旧瓶装新酒

在《自体的分析》(1971)一书中，科胡特从弗洛伊德驱力理论方面—能量的后设心理学—构造他关于自恋的新设想。科胡特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及时，他想要保持精神分析传统的连贯性。实际上，起初科胡特并没有认为他的设想，表示与经典传统的彻底分离。科胡特曾坚定地忠诚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传统。他敬重弗洛伊德，并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他相当重要。第二，他做出这个选择(关于如何构造他的新思想)是希望让他的新思想更易于被精神分析组织所接受。当现有理论的各个面向受到质疑时，作为精神分析组织的领导成员，他很清楚这个组织强大的条件反射式的保守主义。可是，他把“他的新思想的酒放在精神分析后设心理学的旧瓶中”(R.D. Stolorow，私人谈话)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就是，从一开始就让他的设想更加地难以理解。

科胡特在《自体的重建》(1977)用自体客体概念(selfobject concept)取代“自恋的(narcissistic)”。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术语上的改变。自体客体概念强调了他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自恋现象反映了一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挫败和扭曲。在关系性情境脉络中，这些是自体的健康需要(Bacal，1995)。

自恋连续体

科胡特把自恋重新概念化为从健康到病理的一个连续体。在健康自恋中，自信和自尊连同稳定、成长—促进(growth-promoting)的关系已经在极大程度得到发展。这并不是说拥有健康自恋的个体在遭遇失望和挫折时，会免受自我怀疑(self-doubt)，不会暂时失去自信。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仍然会容易感到受伤和暂时退缩，同时体会到一定程度的抑郁感受并感到羞耻和愤怒。但是，自恋发展健康的个体通常能够相对快速地“回弹复原(bounce back)”，并在合适的时间内恢复饱满自信的感觉。

相反，病理性自恋呈现出紊乱的自体—关注(self-preoccupation)并且难以调节自信和自尊，间或难以调整自体—统整。这些困难的起因是在满足自体客体需要所必须的回应方面，体会到重大失败，以及和这个失败有关的被动防御机制。导致的病理性自恋具有高度不稳定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特征，伴随妄自尊大(self-importance)的夸大幻想、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只能将他人体验为需要—满足(need-gratifying)的提供者。这种明显自恋困难的个体显得特别容易受到痛苦的羞耻感和羞辱感的伤害。为了尽力保护他们自己免受这些痛苦感受，他们常常试图创造一种无动于衷乃至无懈可击的感觉。

这些状态就表现为自负的表达方式，似乎是贬低他人的态度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显然，具这些表达特征的行为举止通常不受他人欢迎。悲哀的是，当这样的个体最需要给予理解和支持性回应时，他们反而常常体验到冷落。简而言之，基本的人际关系被这些自恋失衡的病理特征所损害。

自恋发展路线

对比于弗洛伊德认为自恋和客体爱是在同一条发展路线，科胡特认为自恋有它自己的独立发展路线。他指出力比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早期部门在分析理论中一直没有被讨论。他声称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没有考虑到蓄存力比多继续投注在自体(也就是，仍然保持自恋的)所产生的效应，也就是它会继续强有力地影响个体的自体感。他把这个忽视归因于自恋这个术语被赋予负面内涵(Berger，1987)。所以科胡特的构想与弗洛伊德单轴发展线的概念(即从自体性欲到自恋再到达客体爱)截然不同。

科胡特认为自恋具有独立的发展路线，并且和客体爱的发展路线相当不同。科胡特建立的理论认为，自恋与客体爱并行发展而不是与之对立。实际上，他又假设了一条轴线，这样就有两条发展路线将自体性欲引向自恋、再引向更加成熟的自恋。他详细说明了这两条并行的发展路径：夸大—表现癖自体和理想父母影像。科胡特指出，对自体客体移情的分析和这些移情的修通，使得他不得不把自恋和客体爱考虑为两条独立的发展轴。这就和以前的观点迥然不同，在自恋人格疾患的分析中，传统观点把自恋看作阻抗成熟(P. Ornstein，1978)。

自恋与客体爱关系的重构

在科胡特的自恋重构中，重要的是他对自恋和客体爱关系的重新思考。弗洛伊德(1914)把自恋和客体爱概念化为彼此对立，而且处于彼此成反比或者你消我长的关系。换言之，一个人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越多，可用的客体力比多(object libido)越少，反之亦然。自我—涉入越多，照顾他人的能量就越少。这就隐含着对自己感觉良好妨碍了爱他人的能力。但是这个看法和通常的体验相矛盾。恋爱中的我们倾向于感到我们两个非常好。

正如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假设了一条客体爱发展路线，即从自体性欲(autoeroticism)到自恋、到达客体爱。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自恋阻碍了爱的能力与成熟。所以他把自恋看作治疗阻抗的重要来源。

相反，科胡特宣称自恋有它自己的发展路线，与客体爱的发展相分离。科胡特坚称自恋并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与客体爱相冲突，并且力图改变自恋的轻蔑和说教内涵。

理想双亲影像的自恋发展路线

科胡特建立的理论提出，理想双亲影像的自恋发展路线是两个“系统(systems of perfection)”之一，起因于婴儿原发自恋中的失调。科胡特相信这些失调，源于不可避免的母亲照顾婴儿过程中的不足。他认为婴儿会经由两种或其中一种方式极力维持原始感、全能感以及和母性照料者人物的一体感：投注于照料者以和全能力量(Lee and Martin，1991)，或者投注于原始自体以和全能力量(见下)。

婴儿或儿童在感到抑郁—沮丧、焦虑或恐惧等—的时候需要一个可理想化的力量、安全和慰藉的来源，他能向其求助(并与之连接)。在这些时候，孩子需要参与到他的依恋对象的力量和稳定中。这个理想化连接或者与依恋对象融合，帮助孩子恢复平静和次序感。这就是理想化自体客体体验原型。

在后设心理学层面，科胡特把这种交互作用的特征，概念化为给孩子碎裂的自体—结构(self-structure)提供一种重新整合的体验。用科胡特的语言表达就是这个理想化自体客体经验帮助孩子的“虚弱自体(enfeebled self)” “恢复(restores)”到统整和安全的适宜水平。不断累积这些类型的理想化自体客体体验，逐渐帮助孩子内化或者表征这个安抚或者安全—增强的自体客体体验。一直这样做，就能促使个体在以后感到悲痛的时候提供自体—安抚(self-soothing)。除此之外，科胡特相信，这个内化为青春期和成人期发展目标和理想铺平了道路。

夸大—表现癖自体的发展路线

科胡特概念化的夸大—表现癖自体的自恋发展路线是第二个“系统(systems of perfection)”，起因于母亲作为镜映他人不可避免的不足。他提出理论认为，这表示经由向原始自体投注感和力量感，以试图保留原始力量感、感以及和母亲的一体感。

通过呼应、反射、认可和欣赏，阶段—恰当(phase-appropriate)的母性回应确认了孩子的夸大—自负自体(grandiose-expansive self)。恰到好处地，这些回应促使孩子古老的夸大性和表现癖通向正常的转变内化的成熟过程。尤其是当人格(科胡特称之为夸大自体)这些面向被父母接受和喜爱时，孩子的夸大欲、表现癖和全能感就会经历转化。这个无意识逐渐转变内化的结果，是有能力追求自我协调(self-syntonic)的抱负和目标，有能力享受不同功能和活动，并且达到现实的、稳定的自尊。科胡特认为这些是自恋发展路线的终点。它们是成熟的统整自体具有的功能(P. Ornstein，1978)。

自恋的成熟

在科胡特看来，发展和精神分析治疗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自恋的成熟。如前所述，科胡特认为自恋—如果发展充分—是丰富个人人生的关键资源，而不是一种需要被消除的不成熟和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的形式。有足够的自体客体体验、没有创伤的情况下，自体的夸大和理想化两极就从古老形式发展为成熟的形式。自体的夸大—表现癖一极的成熟结果是现实的抱负、持续追求这些抱负的动力及发展出稳定的自尊。自体的理想化一极的成熟结果是不但增强共情能力、幽默能力和创造活动，而且更能接受生命的无常，以及有时发展出智慧。科胡特相信自恋的成熟涉及接受一个人既依赖于自体客体环境，也与自体客体环境相互依赖。正如已讨论的，科胡特相信我们从未超越我们对我们的自体客体环境的依赖。而是说自体客体需要的成熟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宽泛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既以具体的也以象征的方式。就这个信念的提出而言，科胡特正在质疑当时盛行的自我心理学的观点，自我心理学强调个体独立是成熟的首要标志，因而，是精神分析治疗的首要目标。关于这一点，科胡特认为努力寻求自治(autonomy)是古老自恋的标志而不是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