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质量的复杂性

从文化内涵和整体质量来衡量畅销书，就会发现，其中既有质量上乘之作，也不乏庸常之作，很难一概而论。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质量无关”的特性。从实际来看，人们对畅销书质量的认识和评价有两种极端：一种是以经济属性取代文化属性，推崇“销售好的书就是好的书”，“能够上榜的图书就是好书”，很多读者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也会认为“大家都在读的书就是好书”，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书单就成为他们购买阅读图书的重要指南。另外一种则认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势同水火，不能共存。既然畅销书主要甚至只以挣钱逐利为目的，那肯定就无文化品味可言。不少评论者认为畅销书都是质量平平甚至粗制滥造的，认为“畅销书作家没有经典意义上的作品只有行情和名目全新的标准化产品。” “不读畅销书”就成为很多人义正言辞的响亮口号。

其实上述两种认识都有偏颇之处。在畅销书历史上，同时存在着“经典也畅销”与“畅销变经典”的实例，比如《围城》《傅雷家书》，张爱玲、金庸的小说，《狼图腾》《哈利 波特》，等等。以金庸小说为例，研究者指出，“金庸小说从最初的民间流传，到后来的荣登大学殿堂、成为学院研究的对象，金庸本人也从一个畅销书作家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院长，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深意的大众文化经典化现象。这与大众文化将经典大众化正好是相反的两个过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众文化与经典之间界限的模糊性。”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带有普遍性，绝大部分畅销书都是在畅销期过后归于沉寂，无法跻身经典行列。但也不能就此认为畅销书一无是处，即便无法成为经典，也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价值，如卡耐基系列著作、心灵鸡汤系列、《细节决定成败》《水煮三国》《杜拉拉升职记》《欢乐颂》这样的畅销书，对于刚走出校门进入职场中的人而言，还是非常有阅读价值的，甚至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作用。当然，那些不符合出版法规、粗制滥造的图书，即使销售量十分可观，也应排除于畅销书的行列之外。可以说，畅销书家族是个质量参差不齐的“大杂烩”，不能用“非优即劣”的简单标准来评判。如果非要分出优劣高低的话，就好比是一个金字塔形，绝大部分都是流行一时的平凡之作或普及之作，一部分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佳的难得之作，个别的则会成为塔尖上的幸运儿，最终跻身“名著”和“经典”的行列。

畅销书质量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社会效益的多样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 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畅销书的鲜明特征之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决定了畅销书会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产生重要的社会轰动效应，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这种轰动效应与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行为或现象，并不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这种“效益”也是复杂多样的，既会有积极的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有消极的负向的阻碍作用，或者就仅仅是让读者读完一乐，读完就扔，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的过眼烟云。一本通过市场运作而推出的水平低下、质量欠佳、充斥着诸如色情暴力等“负能量”的畅销书，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却意味着较差的社会效益。所以说，畅销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一种在文化发展与思想意识方面具有“较大伸缩性”的效益。就像苏特兰所言：

畅销书表达并满足广大读者的某些需求，能加固偏见，提供慰藉，富有疗效，唤起共鸣或给人以刺激。畅销书可以在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向公众灌输或控制观念。在其他情况下，例如涉及性问题时，畅销书可能会起一种破坏性的社会作用，引起一些新的准则，激起波动、放纵等。

他进而指出，“要给畅销书的思想或社会效益作普遍性的结论，或者概括畅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是荒诞不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对畅销书进行界定时，不能把“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作为其属性之一，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畅销书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甚至可以说，对于一般畅销书而言，文化积累并非其必然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