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娜是我的个儿童病人。我见到她时，她只有七岁。她坐在芝加哥大学儿童精神诊所的候诊室里，瘦小而脆弱，和妈妈还有弟妹们挤在一起，不知道新来的医生是什么样的人。当我把她领进诊疗室关上门时，真是很难说清楚我们俩谁更紧张：是这个只有三英尺高，梳着特别整洁的小辫子的非裔美国小女孩，还是我这个六英尺高，留着满头长卷发的白人男子。蒂娜坐在我的沙发上，用了好一会儿时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然后，她穿过房间，爬上我的膝头，依偎在我怀里。

我被深深地触动了，天哪，这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多可爱的孩子。接着，她微微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把手伸到我的两腿间，想要拉开我的拉链。我不再感到焦虑了，现在，我只觉得难过。我抓住她的手，从我两腿间拿开，小心地把她抱下来。

那天早晨，在与蒂娜会面之前，我读过她的"记录"――就是一小张纸，上面记录着我们的接待员通过电话所获知的很少的信息。蒂娜和妈妈萨拉以及两个年纪更小的弟妹生活在一起。妈妈萨拉打电话到儿童精神诊所是因为女儿的学校坚持要求她将女儿带来做评估。蒂娜对班上的同学"挑衅而且行为不端"。她裸露自己，袭击其他孩子，使用性语言，想让其他孩子和她玩性游戏，上课不专心，时常拒绝听从指令。

这份记录中有关联的信息就是蒂娜曾经受到过长达两年的性虐待，从4岁开始，到6岁结束。犯罪者是一名16岁的男孩，保姆的儿子。当蒂娜的母亲出门工作时，他骚扰过蒂娜和蒂娜的弟弟迈克尔。蒂娜的妈妈是单身，很穷，但却没有得到公共资助，当时她在一家便利店里工作，用常微薄的薪水来开支家用。她只能请得起邻居临时安排照顾孩子。不幸的是，这个邻居又常常忙着自己的事情，将孩子留给自己的儿子看管。而她的儿子却是个变态。他将孩子们绑起来，强奸了他们，并且用异物鸡奸他们，还威胁说如果被告发的话就要杀了他们。后，被他的妈妈发现，这样的虐待才停止。

萨拉不再让邻居照看自己的孩子了，但伤害已经造成。(那个男孩被起诉，去了诊疗所，而不是监狱。)一年以后，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萨拉他们。她的女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毫无办法，而我对受虐儿童也是一无所知。

"好，现在我们来辨析颜色。"我轻声地说，并将她从我的膝头上抱下来。她看上去很不安。是她让我不高兴了吗？我生气了吗？她用那双深棕色的眼睛焦急地探询着我的表情，观察我的举动，倾听我的声音，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非语言的暗示，以帮助她明白这次会面的意义。我的举动并不符合她之前对男人体验的内心模式。她只知道男人是性的掠夺者：在她的生命里，没有慈爱的父亲，也没有疼爱她的祖父，没有善良的叔伯或是可以提供保护的哥哥。她所见到的成年男子都是自己母亲的男朋友，常常是些行为不端的人，还有虐待自己的人。经验告诉她，男人想要的就是性，要么从她那里获得，要么从她妈妈那里获得。所以从她的观点来看，这很符合逻辑，她认定我也一样。

我该怎么办？如何能用一周一小时的治疗，来改变长年累月被关在某个地方的经历所养成的行为或信仰？我之前的经历和训练都让我在面对这个小女孩时手足无措。我无法理解她。她和别人交往时都认为别人想要从她那里获得性吗？即便对方是女性或是女孩儿？难道这是她交朋友的一方法吗？她在学校里的侵略性和不端的行为也与此有关联吗？她会不会认为我是在拒绝她呢――这又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

当时是1987年，我是一名芝加哥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的员工，正在接受后两年的当时好的医学训练。我当时已经有将近12年的本科受训经历，还是药学博士、哲学博士，并且做了3年的药学和普通精神病学的实习医生。我还管理一间基础神经科学的实验室，研究大脑的压力反应系统。我学习过所有关于大脑细胞和大脑系统以及其复杂的网络和化学反应的知识。尽管这样，当时我能想到要做的却是：和蒂娜一起坐在我办公室里支起来的一张小桌子旁，递给她一套蜡笔和一本涂色书。她将书打开翻看着。

"我可以在上面涂颜色吗？"她温柔地问我，显然不知道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该做什么。"当然可以啦。"我对她说。

"应该把她的衣服涂成蓝色的还是红色的呢？"我问蒂娜。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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