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沈从文)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 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一生经历过各种坎坷，在``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沈尹默)的书风和大名，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一九四一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演昆曲《游园惊梦》，演出很轰动。章士钊作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就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

"沈先生(沈尹默)性格乐观，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

"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省立剧院院长，当时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江，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冀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不然这戏，可真就唱不下去啦……"

"胡适很喜欢写字的，也喜欢到我这里来写，我这里的笔墨纸张都全哪！他的字学的郑孝胥，喜欢把撇捺拖得长长的。我问他，果然不假，他直笑：`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来啦！`郑孝胥的字在他们那个年代很风行，很多人学的。"

赵荣琛(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题签上写着："充和表妹以为纪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家里有个`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他叔叔唱戏的时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赶出祠堂；可他还唱……")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较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

"(曲社唱过的戏)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较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

"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24小时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及时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

"我祖母是我学诗的及时个启蒙人。祖母会做诗，能背很多诗。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读诗，每次还要把我读过、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跟祖母长大。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她的父亲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

"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清史稿》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我没见过张爱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张家，是两个大姓人家。不过我们家，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来又搬到了苏州。"

"我祖母让我读的是家教私学，给我请过好多位老师。教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一位考古学家，叫朱谟钦，他算是考古界后来很有名的夏鼐、唐兰他们的长辈。他的国学底子好，一开始就教我给古书点句，读史书、读古文，就从断句开始。一上来就要我点《项羽本纪》。他先点几天，然后叫我自己点，点的是一种大版本的线装书。他要我博览群书，把文笔弄通，教我做诗、对对子，并不是死抠四书五经，教学风格没有一点儿科举味。"

"我写字也是跟朱先生(朱谟钦)学的，他真草篆隶都会，也是用朱笔给我批改。我临的《颜勤礼碑》，当时刚出土，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条条剪出来，为我做成字帖，按原样临写的。我看过后来出版的许多《颜勤礼碑》字帖，字体显得很肥大，走样了。那是因为拓片一经裱过，笔画就被撑开了。"

"开学那天，当时胡适是国文系的系主任，在系里的Party(派对，聚会)上，他点着我的名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太好(其实是大不好)，你要好好补一补呀！`我吓坏了，跑到教务处去说：`要怎么补呀？我怕补也补不成了，我加减乘除都不懂，我宁可不上了！`教务处的人一听就乐了，笑着说：`取了就取了，还补什么补，胡适是给你打官腔呢！`"

"写诗么，我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随地吐痰，吐容易吐呀，收拾起来就不容易。我写的那些诗，写过了就算了，就不管了，都是别人帮我打扫、收拾起来的。所以《桃花鱼》一印出来，我先就送给我弟弟定和一本。因为我里面的那些诗，好些都是他给我留心搜集、保存下来的。"

"那一年在南京——是七七事变之前的那一年，我给《中央日报》编过一年多的副刊，那副刊叫`贡献`，原来的主编储安平到英国留学去了，是他们的社长程沧波找到我，说是胡适的推荐，让我临时顶代的。那时为了填`报屁股`，我用假名写过很多文章，写过就丢了。有人(是卞之琳)后来留心剪留、抄存给我，也让我丢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他(卞之琳)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他(傅汉思)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沈从文)。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好的价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

"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喏，墙上的这两张小画，就是张大千画的我——画的是戏中的我。这张背面的仕女图，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闹学》还是《思凡》了；这张线勾的水仙，却是他画我的身段——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就这么一转一甩……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他笑嘻嘻地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