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地陷

1 ............日本人打来，把我们"炸"进了天主教

那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提了书篮，哥哥背了书包，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还没出院子，就听见天上有"嘭嘭"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几架飞机在飞，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挺好看的，于是我们停步看了起来。这时，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快回来！不上学了！"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不是演习，真的打起仗来了。

方才是Aunty谭打电话告诉妈妈的，妈妈还在不住地接朋友们的电话，都是报告这个消息。房客贝特兰站在窗前，朝天上和海那边的九龙眺望，不一会儿，他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妈妈说他投军去了，还说："看人家，国难当头，不用叫，自己就去了。"之后，妈妈也匆匆地出门去了。上午，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一袋是碎白米，两袋是玉米粒。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扬撒。刘妈过来说："这是救命的粮食，不是玩意儿。幸亏你妈妈跑得快，抢到这几包，打起仗来，没吃的怎么办！"

爸爸死后，我似乎开了些窍，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刘妈一说，我也就乖乖地走开。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不久，妈妈回来了，看见我和哥哥挺高兴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当小孩子多好，什么心也不操，天大的事也不用他们愁。"我本来想，当小孩儿没一点儿自由，大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听妈妈这一叹，隐约地感觉到，打仗是件很严重的事。

下午飞机还在炸，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的呼啸之后，就是沉重的一响，看得见中弹房屋腾起的烟火。哥哥吓得直哭，拽着妈妈要去教堂受洗礼，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走到中区的主教大堂找到神父。因为早都认识了，他二话没说，带我们进了大殿，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们额头上，入教的仪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上，炸弹还在呼啸，可哥哥一蹦一跳地特别开心。他说一受洗礼，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现在是最纯洁的人，若是现在就被炸死，一直就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现在就被炸死。再说，我也没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险。妈妈一路沉默。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事，她说，战争一开始，她就没寄希望于港英政府，知道沦陷只是迟早几日的事。倘若日本人登陆后和在南京一样见人就杀，我们就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入了教，就可以逃到教堂里，日本人总不敢到哪国人都有的大教堂里去杀人吧！

就这样，我们全家都成了天主教徒。

2 ............泉水叮咚，野菜满锅

虽然有了以防万一的办法，但战争还要延续多久，沦陷后又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三包粮食能否接济到社会恢复正常也是个悬念。袁妈、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还得去找寻或试吃。婆婆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野茼蒿是可以吃的，于是第二天，她们三人提了只大筐子上山，我也跟着。香港冬天草木不枯，野茼蒿好认，也多，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晚上煮了一大锅，她们当饭，却不给我盛。我就围着要，刘妈给了我一点儿，我觉得虽不难吃，可也不算好吃，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

自开战后，灯火管制，家里没开过电灯，蜡烛也不许点，所以我们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不几天，自来水也停了。所幸我们那个架空的院子下面是岩石，石缝总在滴水，接水的任务就是我的了。提上一只桶，桶内放个小缸子，另一只手拿个小板凳，走到院子下面，选好地方，听着小缸子里的叮咚声。接接倒倒一坐几个小时，等桶里的水快满时，刘妈或袁妈就会来给我换只空桶，提水走的时候，还总不忘表扬我几句，这是我以往几乎听不到的，心里觉得怪美。

3 ............来了两位一起避难的长辈

房客贝特兰参军后，大学生房客也到学校集中参加战时服务去了。这时，家里又来了两位亲戚，一位是江南才女，很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抗战开始，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因此他们就需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1938年元旦未到，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出血死在旅途中。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爸爸总揽的一应后事。以后熊婆婆独自主持慈幼院，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这次路过可能是父亲才去世，妈妈又在外工作，熊婆婆不想来打扰，就下榻九龙。偏偏赶上了战争，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能，妈妈请她赶快过海来我家，九龙不是可以停留之地了。

另一位是陈八叔，妈妈的同学、好友陈蕙君的堂弟。周家和陈家是世交，同辈人都很熟识的。不过这陈八叔年轻，当时三十来岁，清华大学毕业，学电的，在九龙工作，还没成家，差不多每周都来，可袁妈、刘妈都不喜欢他。我们有时故意叫他八哥，降他一辈。有一次，我对着他念童谣："八哥，八哥哥，学我说话，学会了和我吵架。"他飞起腿要拿尖头皮鞋踢我，被刘妈挡住，还训斥了他一顿。就这位八叔，现在九龙吃紧，他当然是不请自到了。妈妈说国难当头，大家还是互相帮助，多包涵些。袁妈、刘妈只能接纳他了，但对这位的男子汉，谁也没抱什么期望。

4 ............差点儿被炸死

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开炮时，我就停止接水，回家和全家一起，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说是这里最安全。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接着就是沉闷地一炸，能感觉到地下一震。若是啸声低粗，爆炸声就会很大，表示弹落不远。开战后，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兵荒马乱，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挤住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躲炮时没人说话，说也听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可是天天如此，人慢慢也就麻木了。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

胡惠德医生的家就在医院旁边，他家也到医院里避弹。胡医生的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儿。他带着我们兄妹在医院里玩，从顶楼跑到底层，再从另一边楼梯跑上去。医院楼层多，过道拐来拐去，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就像入了迷魂阵，开心之至，以前对医院的紧张感全烟消云散了。

有一个傍晚，我和哥哥在医院门厅玩，看见有汽车开过。本来这条路是不准走汽车的，我们便到路边去看，一下看见了我学校的秘书、英国人白伦斯女士，开着一辆货车往坡下走。我们离开学校好些日子了，看到老师特别高兴，不由得欢呼雀跃。老师也看见我们，笑着跟我们招手，慢慢地开了过去。我目送着，当车的尾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就像胸口挨了致人眩晕的一击——后面是两条被齐齐炸断的腿！人躺在车厢里看不见，这两个截面，白的骨头，红的肉，太吓人了。我的感官和心灵都还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刺激，也没有这种准备。我忍着哭，好像也不是要哭，胸口压着，呼吸都困难起来。一连好些日子，这可怕的画面老在我眼前，觉也睡不好，吃也没胃口。炮弹掉在院子里只是惊了一下，随后就庆幸开心起来，而这两条断腿的印象竟纠缠了我数十年。

有24小时，我家那只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样被放出去撒欢，可到傍晚还没有回来。哥哥扒在窗前盯着院子大门，呜呜地哭得怪可怜。我也喜欢多利，可我不抱什么希望，它肯定是被人捉去吃了。炮火连天，人还死呢，何况狗乎！这大概是哥哥在战争中最伤心的事了。

开战十几天了，日本的炮越打越近，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24小时在饭桌上，陈八叔说："日本人来了，我就当顺民。"哥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直瞪着眼睛冲他大喊："你这是想当亡国奴，没准儿还要当汉奸呢！"在我家，冲长辈大声嚷嚷属于"没样子"，是不许可的。陈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说："看把小苓气得，真是爱国！"也不知他是表扬我哥哥，还是在揶揄他。袁妈把哥哥拽走算完事。可是日本人来后，"亡国奴"就不是谁想当或不想当的事情了。

第四章·铁蹄

1 ............明抢

香港史称"黑色圣诞"的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我下坡去接水，看见路上丢了好几件巡逻队的制服，还有防毒面具。我看面具好玩儿，拾了一个，被刘妈随即扔掉，说日本人看见要杀头的。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炮是不响了，但山下市区时有枪声，也不知是谁打谁。有人来告诉妈妈防"烂仔"(地痞流氓)来抢，若来了就敲锅盆，大家邻里互救。还算幸运，"烂仔"没来，可日本人来抢了。

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支大枪，站在门边。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才算不出声了。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

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带个翻译，把几个房间看看，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他明天就要房子。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知道和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更不要去求他们，二话没讲。他们走后，妈妈定定神，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客厅在一层，挺大，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收拾的收拾，运输的运输。陈八叔停战后就回九龙去了，袁妈、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像蚂蚁一样，穿梭来往，东西一放，马上回来，真叫马不停蹄。

下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一看，按住这件，说"这不要搬"，又按住那件说"这不要搬"。他一转身，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重也顾不得了。这是我及时次跑这么多路，出这么大力。晚上，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在堆得满满的郑家客厅里，靠在行李卷上，腿疼得没地方放。天亮又接着干，等上午日本人来，基本上剩个空房子了。他愤愤地说了句"我不要了"，扭头而去。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直搬了一个月，还交了两边的房租。

朋友们说打仗以后，房租都停交的。妈妈说，人家肯给我们救急，就感激不尽了，怎能再前说后不算。这一个月，我和哥哥基本上都在郑家这边。郑家最小的四个小孩儿，双生的儒钧、儒玉和她们的妹妹儒咏都是我们圣司提反的同学，还有他们一个弟弟，年龄也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玩得最多的是"做戏"，随便出一个题目，大家就分分角色，自编自导自演起来，即兴发挥，却都是挺投入的。剩下我和哥哥二人时，就在那阳台上玩皮球。不上学的日子也自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