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篇苦难洗礼

一、故乡家世

在山东省境内的鲁中大地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博山。博山，古称颜神，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周朝，起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

大约两千多年前，博山县境内的凤凰山下住着一户郭姓人家。郭家的儿子长大后，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颜文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颜文姜刚过门，丈夫就突然暴病身亡。颜文姜年仅19岁，就失去了丈夫。但是她秉性勤劳善良，贤淑孝悌，决心侍奉公婆，抚养幼妹。

然而，颜文姜的婆婆却是个出名的"恶婆婆"，硬说颜文姜是"扫帚星"，"妨"死了她的儿子。从此，颜文姜每天受着婆婆的虐待。那时候，当地水源奇缺，恶婆婆就让颜文姜翻山越岭，到十多里外的石马庄去挑深山泉水。为1-2了不让颜文姜途中休息，婆婆特意找人做了两只尖底水筒，让文姜一路不能放下休息。颜文姜面对这样的婆婆，总是逆来顺受，百般的孝顺。

24小时，颜文姜挑水回村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骑着毛驴经过。时值酷暑，老人向颜文姜讨口水喝。颜文姜爽快地答应了，可没法放下担子。老人用自己的龙头拐杖，在石板上敲出了两个石坑，正好放下两只尖底水筒。老人喝完后，又提出想用这水饮饮他的毛驴。颜文姜想了想说，你从这个桶里饮驴吧，这个桶的水是我喝的，另一桶是婆婆喝的。老人被她的孝心和善良打动了，于是送给她一条马鞭，并告诉她只要把鞭子系在水缸里，等水少了，提一提鞭子，水就会涨上来。从此，颜文姜不再受挑水的痛苦了。

恶婆婆见颜文姜不去挑水却天天甜水不断，感到很奇怪。于是，她假装关心地让颜文姜回趟娘家，探望一下父母吧。颜文姜很高兴，临走时还问："还带点活吗？"婆婆假惺惺地说："活不多，今天去，明天来，七双袜子，八双鞋"。尽管如此条件如此苛刻，颜文姜还是欣然领受了。

三天后，颜文姜带上做好的鞋袜回婆家。可是，当她刚走到村头，就听村里人声嘈杂，乱成一片。原来，贪婪的婆婆提起了那支马鞭，舍不得放手了，结果水不断涌出，村子里大街小巷洪水滚流，婆婆手里拿着马鞭子，淹死在水缸旁边。颜文姜看到这种情景，连忙举起鞭子向北一指，洪水立即向北流去，形成了一条河。为了纪念颜文姜，人们把这条河称为"孝妇河"，河边的建城后，被称为"颜神城"。

颜文姜的故事流传了三千多年，"颜神"的名字也伴随着这片土地走了三千多年。直到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政府在这里设博山县，隶属于青州府，"博山"的名字才正式代替了"颜神"。传说中颜文姜"指鞭止水"后形成的那条孝妇河，则一直到今天还流淌在这块土地上。孝妇河冲积成出一条峡谷，附近有一些山头，统称为崮山。人们根据这些山头的位置，又有了北崮山、南崮山、东崮山这样的称呼。在北崮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名叫北崮山村。据村志记载，北崮山村位于博山城南13公里，处岳阳山、崮山之阳，明正德年间建村，以山名村曰"孤山庄"，后沿革为"北崮山"，又因处南崮山村之北，故名"北崮山村"。

今天博山县凤凰山南麓的山头镇西神头村，矗立着一座颜文姜祠，又称"灵泉庙"、"顺德夫人祠"。据《齐乘》记载，颜文姜祠始建于南北朝的后周时期，唐天宝五年(764年)重建。宋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进行了扩建，以后历代皆有重修之举，一直延续至今。颜文姜忠贞、善良、坚韧的形象，令一代代博山人景仰。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就出生在北崮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据《焦氏族谱》记载，焦氏族人是在明朝初年，由北直隶的枣强(今河北枣强)迁往山东章丘清平乡，后又迁往颜神北崮山。焦裕禄出生的时候，焦氏族人已经在北崮山村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之久。

北崮山村地处山区，石层厚、土壤薄、乱石多，一旦暴雨降临，土壤被冲刷而去，庄稼所剩无几；如果遇到干旱年景，却又会颗粒无收。由于务农很难保障生活，北崮山村的村民们往往要靠给人家推车、挑担，卖苦力谋生。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焦裕禄出生的时候，恰逢阴雨连绵的天气、青黄不接的季节。焦家的土坯房渗水漏雨，几乎就要坍塌了。一家人提心吊胆地迎接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却又为母子二人的吃食担忧。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无奈之下，只好到自家的地里，把正在生长着的玉米棒子掰了几个，回家煮一煮让妻子吃了。焦方田和父亲焦念礼则默默地啃着妻子吃剩下的玉米棒芯，聊以维持生命。来往较多的乡邻们听说焦家添子后，也送来了一些米面，缓解了焦家的燃眉之急。

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是一位刚强的山东汉子。虽然家境贫苦，他还是为这个孙子的到来感到兴奋，因为这毕竟为焦家的将来增添了一份希望。焦念礼老汉为了寄托自己的希望，特意请来村子里一位知书达理的教书先生，为这个小孙儿取一个有着吉祥、幸福含义的名字。先生思忖半晌，说出了"裕禄"两字。"裕"是富裕的裕，"禄"是高官厚禄的禄，意思上让这孩子将来能够不受苦、不受罪，人财两旺，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这个对一般农家来说有些绕口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焦念礼老汉理解了这个名字的含义后，非常高兴。据说，焦念礼老汉兴奋地倾其所有，慷慨地招待先生吃了一顿萝卜丸子和豆腐汤，以表示为孙儿命名的感谢。但是，焦裕禄的母亲却一辈子也没有理解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是按照乡俗亲昵地称儿子为"禄子"。

那么，这个时候焦家的状况是怎样的呢？焦裕禄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写过一份"自传"，留下了一些他在少年时代的珍贵记载：

八岁至十五岁，家庭十五口人，十三亩地，牛二头，骡子一头，房子廿余间，全家种地，冬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分是借外债。[何香久：《焦裕禄传》，第10-11页。]

焦家的15口人，是焦裕禄的父亲和叔叔没有分家另过时的情形。当时的家人包括焦裕禄的曾祖母、祖父焦念礼和祖母、父亲焦方田、母亲李星英、哥哥焦裕生，以及叔叔焦方佃一家。焦家的那座油坊，还是焦念礼的爷爷辈传下来的。焦家的那头骡子，是碾轧蓖麻油的主要畜力，后来累死了，油坊也就没法做了。焦念礼少年离家，到城里做学徒，见过世面。他30多岁的时候回乡，一面种地，一面做些小生意，勉强撑起了这个家。他的两个儿子焦方田和焦方佃都是勤劳本分的庄稼人，往往辛苦一年也就得个温饱，一遇到灾荒，家庭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焦裕禄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北洋时代短短的17年里，山东省就换了7任督办，最长的干了4年，"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些靠着枪杆子割据一方的军阀们，根本没有把民生放在心上，只是争夺地盘，搜刮民财，争来斗去。山东省博山县的这个小村庄自然也不例外。焦裕禄出生后，焦家如同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在民国乱世的狂风恶浪中漂泊跌宕，屡遭困厄。然而，苦难将他"百炼成钢"，艰难困苦的洗礼，让他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七品官"，成为千千万万党员干部的榜样！

二、艰难学业

焦裕禄的童年记忆，是从劳动开始的。从他刚刚记事起，就跟着大人一起下田了。对于那个时代普通的农家子弟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虽然不能像大人那样从事繁重的农活儿，但是至少也要学着拾柴、拔草、挖野菜，晚上回家还要跟着大人搓草绳，以便能够填补一点点家用。劳动，就是焦裕禄接受的"学前教育"。但是，对于天分很高的焦裕禄来说，学堂里传出来的那些琅琅的读书声，却构成了一种"诱惑"。据一些史料记载，早在上学之前，焦裕禄就喜欢躲在学堂教室的窗外，"偷"听老师讲课。

焦裕禄的父亲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平素少言寡语、老实本分。面对困窘的生活，大概从未想过要让孩子去读书。母亲的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李星英的娘家在南崮山村，是远近闻名的木匠，父亲和哥哥靠着家传的手艺，生活过的还不错。李星英嫁到焦家以后，虽然不愿接受娘家的接济，可为了孩子读书的事儿，还是鼓起勇气开了口。

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也是极力主张让焦裕禄读书的。原来，焦念礼曾经因为不识字，吃过一次大亏。他曾给邻村的财主做工，说好的工钱是10块大洋。但是，不识字的焦念礼被骗了：对方告诉他是欠发工钱的条子，让他在上面按了手印。可实际上那却是一份他欠对方10块大洋的借据。结果，焦念礼辛苦劳作一年后，不仅没拿到工钱，还倒赔了两亩地，去还那子虚乌有的10块大洋欠款。焦念礼经过这件事，发誓砸锅卖铁也要让自己的孙子去读书识字，免得重蹈覆辙。

1929年夏，焦裕禄8岁的时候，在爷爷和母亲的极力主张下，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焦念礼嘱咐孙子，穷人读书不易，要有志气，努力学习。父亲焦方田也拉住儿子的手叮咛："禄子，这回进了学校，可千万用心呀！"肩负着全家人的期盼，焦裕禄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活。

焦裕禄就读的，是本村的小学。入学后，焦裕禄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早起的习惯，每天都很早来到学校，打扫完教室后，就坐在座位上读书写字，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焦裕禄的同班同学李洪生和李安祥晚年回忆，焦裕禄给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

不站稳不说话，不笑不说话，不说不讲理的话，不饶舌，无废话，不快不慢，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年长的、年幼的，貌和、神和、情和，心与口合，没有不和的人，无论此人什么性格。而且乐于助人，没有不愿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殷云岭等：《焦裕禄传》第13页。]

在学校里，焦裕禄读书用功，常"超额完成"作业。比如，老师规定写一张大仿，他总是写两三张；老师规定写一页小字，他总是写两三页。然而，这带来一个"负面"影响：文具比较费。焦裕禄的文具有的是用鸡蛋换的，有的是靠典当东西换来的。有一次，为了个他买墨水，全家竟然几天没有吃盐。焦裕禄知道家里的窘境后，感到有些内疚，于是他以木棍当笔，以地当本，练习写字。但是不交作业也不合适啊，于是他只有在放学后上山砍柴，换一点钱购买笔墨和纸张。

在各门课程中，焦裕禄的语文课成绩特别。他的记忆力好，善于背诵长篇的古文和诗词，特别是作文成绩很出众。据李安祥回忆，焦裕禄的一篇题为《阚家泉的风景》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让全班同学学习、背诵。李安祥还记得，作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围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流经南崮山我的学校，奔向山外的天井湾去。我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蚊龙是怎样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

这片千余字的作文有情有景，展现出一位早慧少年的情怀，让老师赞叹不已。在老师的组织下，焦裕禄和同学们一起去参观了阚家泉。参观后，不少同学触景生情，写下了不少关于阚家泉的作文，在全校掀起一阵"阚家泉风波"。少年焦裕禄也成为师长和同学心目中的才子。

与才气同样出众的，还有焦裕禄的骨气。那时候，乡村里贫富差距很大，有钱有势的财主欺压贫苦百姓是常见的事儿。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到学校里，财主的少爷们欺负"穷小子"的事情很多。一些出身贫苦的同学被欺负后，往往忍气吞声，但焦裕禄最恨财主的儿子横行霸道，从不向他们屈服。

在回忆焦裕禄学生时代的记载中，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24小时放学时，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财主儿子的墨水。财主的儿子不依不饶，连打带骂地让他赔一瓶新的。穷学生哭了，央告说我给你半瓶中不中？财主儿子伸手就打，一定要赔一瓶新的。见此情景，焦裕禄挺身而出，提出自己去替那位同学赔，把自己刚买的墨水给了他。财主的儿子得意洋洋地想溜走，同学们纷纷指责，要他把剩下的那半瓶墨水给焦裕禄。焦裕禄气愤地接过半瓶墨水，看也没看地摔在地上，说："我才不要他坏良心墨水呢！我还怕弄脏手熏黑心呢！"

读到四年级的时候，焦裕禄因为品学兼优、身体健壮，担任了体育班长，负责同学们的出操。那时候，学生们出操要吹军号。焦裕禄担任体育班长后，非常认真地练习吹号。24小时清晨，焦裕禄正在操场上练音拔号，一个财主的儿子悄悄走上来，突然夺走他的军号，吵吵着："穷小子，吃不饱，力气小，不配响洋号。你不配，叫我吹。"焦裕禄大怒，一把夺回军号，与那财主的胖儿子厮打了起来。

1934年秋，焦裕禄由本村小学转到南崮山小学读书。南崮山小学的正式名称是"博山县第五区第五高等学校"。这所学校一到四年级还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从五年级开始读"洋书"。李安祥回忆，在这所学校里，一些进步师生组织了一支乐队，学胡、琵琶、军号、钗鼓等乐器。乐队排练的节目，都有进步意义。如《伏尔加船夫曲》，让人想起劳动者的凄惨和痛苦；《木兰辞》借古抒怀，激发起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五三惨案歌》叙述了1927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历史，让学生们有了"勿忘国耻"的爱国意识……焦裕禄在乐队中是活跃分子，他先练习军号，后来又学习了二胡和鼓乐，其音乐才华很受大家赞赏，革命和爱国的思想也在这个少年的脑中有了萌芽。

如果不是贫困的压力，让焦裕禄能够完成学业，他也许会走上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成为学者，或者更早地参加革命。然而，贫穷的枷锁几乎扼杀了这位早慧的少年。1935年除夕，焦家屋外是一片寒风呼啸、雪地冰天，屋内则家徒四壁，只有几个康糠菜团子作为年饭。这天，放高利贷的债主上门逼债，让原本困窘的生活更加无望。看着全家人满脸菜色、满面愁容，焦裕禄实在不忍心让家人再为自己上学而痛苦了。他做出了人生中及时个选择：退学。

于是，焦裕禄过早的告别了自己的学业，也彻底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此后，他要和成年人一样，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寻找生路，挑起生活的重担。这一年，焦裕禄仅仅13岁。

三、生活重负

用今天的视角看，退学后的焦裕禄实际上是一位"童工"。他虽然刚刚13岁，就不得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讨生活了。春播时节，他要和大人一起在家里的几亩薄田中播种、施肥、浇水、除草；夏忙时节，他要侍弄庄稼、割草打柴；秋收时节，他要收获庄稼，确保颗粒归仓；冬闲时节，他背起粪筐，去野外拾粪拾柴，给自家的几亩薄田增加一点肥力。这样的生活，对少年焦裕禄来说是开始的太早了，太残酷了。但是，生存的压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使他只能这样做，只是为了能用稚嫩的肩膀分担一点家庭的重担，让全家人能够在贫困、动荡的岁月中活下去。

然而，焦家那几亩薄田的产出太微薄了，虽然增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劳动力"，还是无法养活这个大家庭。荒年欠下的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成为悬在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把这个家庭逼上绝路。因此，退学后的焦裕禄在家劳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迫走上了打工之路。关于焦裕禄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各种传记和史料中都有一些记载。笔者对这些记载进行梳理，力图还原一段比较完整的少年焦裕禄的苦难生活。

包身工。由于欠高利贷，焦裕禄被债主带到城市里的一个工厂里做学徒，成为一个包身工。在同一批包身工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但是每天却必须干18个小时的活儿，吃的只有稀粥。不久，焦裕禄由于出天花，包工头担心传染，把他丢到了野外。顽强的生命力使焦裕禄活了过来，挣扎着想要回家。

渔夫和纤夫。焦裕禄身无分文，只有边打工边回家。在回家路上，他误入"贼船"，被一个船主"收留"。船主想让他成为一个免费打鱼的渔夫，焦裕禄只得学习驾船、打鱼。他发现，船主对他和包工头没什么两样，只是想让自己免费劳动，于是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了出来。这次，一个运货的船老大收留了他，让他随自己去当了一名纤夫。然而，祸不单行，在一次运货时船主和一些纤夫被日本兵杀害，焦裕禄只得再次逃走。经过一番辗转，他一路乞讨，终于在大雪飘飘的冬季回到了家乡。到家的时候，家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车夫。为了维持生计，少年焦裕禄还和叔叔焦方佃一起，开始干运油的活。他们用木制的独轮车，把自家油坊或其它油坊里榨出的油，从北崮山运到博山城，回来的时候，再从县城拉上一车煤炭。博山多山，一路上全是凸凹不平的山路，独轮车加上油有300多斤。遇到上坡时，焦方佃弯着腰、蹬着腿，拼命往上推，焦裕禄在前面拖着绳子，使劲往前拉。下坡时，焦方佃架着车把，挺着身朝后坠，焦裕禄倒推着车头。24小时下来，叔侄俩往往累得浑身酸痛。即便是这样的重体力活儿，赚得钱也不足以顾养家糊口。

矿工。博山县的煤矿，早在清朝前期就开始开采。但是生产条件极差，矿工们几乎是用血汗和生命为矿主赚取利润。当地人说，下窑挖煤的矿工，是"活埋一半"的人。《博山县志》中记载了一首描写矿工生活的诗，其中有"揉煤不顾风波险，穿径犹将肢体蜷。乍见惊为泉下鬼，重逢宛若洞中仙"的句子。然而，为了生存，焦裕禄只得去当这种"活埋一半"的人，这一年他刚满16岁。在漆黑的矿井巷道里，焦裕禄忍着饥饿，背上还要背着沉重的煤，像蚂蚁一般爬行。一次，他由于饥饿晕倒在井下的铁轨上，几乎被运煤车轧死。工友们发现焦裕禄昏倒，跑过来救起他，都说他命大，才逃过了这一难。

但是，即便从事这样辛苦的劳作，焦裕禄一家仍然是温饱难求。1941年，博山大旱，粮食歉收，焦家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日子，更加没法过下去了：赖以榨油的骡子死了，油坊停工了，原有的土地也卖掉了大半，焦裕禄的哥哥也离家逃荒去了。几年前借的本家财主焦兆忠的2元大洋，现在也"利滚利"地滚成了10元。债主上门，生计无着，焦裕禄一家饱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滋味。

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回忆，焦兆忠并不是那种凶神恶煞般的财主，而是一个比较宽厚、斯文的人。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债主，也成为压垮焦方田的一根稻草。一个寒冷的早晨，焦方田早早起床，在油坊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勤奋老实一辈子的山乡农民，在40多岁的年纪就走上绝路，只能说是被生活彻底压垮了。

焦裕禄一家哭成一团乱麻，李星英边哭边诉，诉说这焦方田老实、委屈的一生，苦命、短命的一生。焦裕禄哭倒在哭昏的母亲面前，一遍遍呼唤着亲爹亲娘，诉说着自己会挑起养家的重担，会查清父亲的死因，会为爷爷养老送终……

在焦裕禄的哭诉和呼唤中，李星英醒过来了。这位坚强的母亲知道，为了这一家老小，自己必须活下去。在闻讯赶来的乡邻们的帮助下，焦裕禄为父亲简单地办了丧事。丧事的花费，就是用现从山上砍伐来的木头打造的一口棺木。这是这个家庭可以负担的起的花费了。在葬礼上，焦裕禄代替不在家的哥哥，履行了一向由长子履行的"顶包打瓦"的义务，这也是他能为父亲做的的事了。

焦方田走了，但是他并不能把这个家庭的苦难一起带走。19岁的焦裕禄，只能扛起全家的重担，担当起全家顶梁柱的角色。可是，他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苦难在等着他。

四、九死一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遭难。焦裕禄也是其中之一。他被日军抓到辽宁抚顺挖煤，其间的经历，可谓九死一生，而虎口脱险的过程，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足以称为惊心动魄。

史料记载，1941年4月，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达成《关于入满华工的协议》，通过华北日军向东北强制输送劳工。此后，华北日军以治安讨伐为名，大肆抓捕青壮年百姓，强制送到东北充当劳工，仅1941年就输送了94.92万人。[《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第40页。]1942年，焦裕禄不幸成为被日军抓捕的劳工中的一员。关于这段经历，在他的"自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十九岁(四二年)……这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早饭后，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到床上想睡觉，忽然大门外狗咬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走，但未走多远，从正南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叫我带路，找一开杂货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的小铺人已经跑了，汉奸将小铺的钱、纸烟等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三辆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三村的人，我对门一家的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在从四面向汽车跟前抓人，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齐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了人不能想象的地狱生活了。

汽车到了宪兵队门口，被抓去的人下了汽车，一行行的跪在宪兵队院内，鬼子登记一个用皮靴踢一脚，便关入监牢，我被押入及时个监牢，一进门见到两人躺在地下哭喊，后来问清才知道，一位是朱家庄村放牛的青年，正在山上放牛被抓去的，审问后，被日寇用火油烧的遍身焦烂，正在时而昏醒高声喊妈，并时而高喊小牛犊吃了人家庄稼打牛打牛。一位是郭庄村的老农民，审问后被日寇用铁锹将腿砍断了，还有三、四人，有的还未被审问，有的审问时打的较轻和只灌了凉水。我们一同被押进去的十几人一看都吓坏了，后来才询问已被审问者，曰寇都问些什么，和如何问，他们对我们说，日寇一开始便问在不在共产党，在党就打的轻，何时不说何时挨打，灌凉水不说，就用报纸沾火油烧，到底不说就打死了事。我们一同押进去十来人便商量好了，日寇问时都说在共产党。说了少挨打，日寇要杀，死也死在一齐(起)，每个人都在心惊胆跳的(地)等待审问，过生死一关。晚上牢门一响，我看到一个鬼子一个翻译，每人就有被鬼子用各种方法治死的危险。整个家庙内被押的几千人，终日都有被日寇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男女裸体跳舞等等残(惨)无人道的迫害，差不多每夜都叫我们向外抬死人。

……

半月后，日寇将我们押到了伪济南政权的救国训练所，我们到时已有数千人，大部分为日寇抓去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在此所内每天吃两顿饭，汉奸(给)每人发了一张编印好的誓词，每顿饭前有(由)一汉奸领着念，念完了再吃饭……

在此训练所住了六、七天，并轮流检查了身体，又将我们交给了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送上火车到了抚顺市大山坑煤矿，下煤窑。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但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叫吃饱了，但吃的过多肠子涨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殷允岭等：《焦裕禄传》第33-36页。]

抚顺有个地方叫千金寨，意思是靠挖煤可以日进千金。抚顺煤矿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控制下的较大煤矿。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就强占了这里，强迫中国矿工进行"人肉开采"，把这里视为"帝国的一大宝库"。据统计，在40年间，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造成中国矿工死亡达25-30万人。日军在华北等地抓捕的像焦裕禄这样的"特殊工人"，有4万多人，但是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七八千人。除极少数逃离虎口外，大部分被折磨死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是这些"特殊工人"的真实写照：

"来到千金寨，就把行李卖；新的变旧的，旧的换麻袋；要吃矿工饭，就得拿命换。……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到千金寨。"

焦裕禄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这里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人烟，矿区里外围了三层铁丝网，东西南北还有几个碉堡，日夜有日本兵站岗，谁敢跨出铁丝网一步，就会立即被开枪打死。这些"特殊工人"每天要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工作15个小时以上，收工后被关在狭窄的工棚里，一个工棚里住50个人，睡的是野草和破麻包，一人只有一尺多宽的地方。冬天的抚顺非常寒冷，再加上工作繁重、事故频发，很多工友病倒或受伤了。对于伤病的矿工，日本人根本不给治疗，只是扔到"万人坑"了事。至今，在抚顺煤矿还有30多个"万人坑"遗址，埋葬的都是被日军折磨而死的中国工人。焦裕禄到大山坑不久，同住的32个人，就只剩下了17人了。

在井下，有日本人的工头监督矿工干活，矿工们稍有懈怠，就会挨皮鞭。监督焦裕禄他们的工头，是一个姓杨的中国人。杨工头对矿工们非常恶毒，一次焦裕禄把石块塞到传送机里，被杨工头发现，报告了鬼子。鬼子把焦裕禄抓去，用蘸水的皮鞭抽打他，还用刺刀划破他的前胸，逼着他承认是故意这么做的。焦裕禄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必定被处死，只得就咬紧牙关死不承认，鬼子只好放他下井去。

焦裕禄在这样堪称"九死一生"的环境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