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系这一行我曾经是外文系的学生，现在我是外文系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觉里，我永远是外文系的学生，我学的是这一行，迷的也是这一行。三位一体，我的快乐便在其中。对于自己当初的抉择，我从未懊悔过。

我曾经考取过五家大学的外文系，北大、金大、厦大、台大、师院(即师大前身)。北大没有进成，因为当时北方不宁，可是对于考取北大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师院也没有去。

因为同时考取了台大。不过和师院的缘分，并未因此断绝；自从做讲师以来，我始终没有脱离过师大。梁实秋先生对英千里先生尝戏谓我是"楚材晋用"。楚人显然不急于收回这块"楚材"，因为我回到母校去兼课，已经是毕业后十四年的事了。至于"晋用"，也有一段"秘辛"：我任师大的讲师，先后垂八年之久，这在儒林正史上虽然不算较高纪录，相去恐亦不远了。"蹭蹬"了这么久，事实上还是该怪自己不善于填表格，办手续。，还是先做了美国的副教授，才升为中国的副教授的，"楚材晋用"变成了"夏材夷用"，很有一点"远交近攻"的意味。

我的外文系老师，包括英千里、苏维熊、黎烈文、梁实秋、赵丽莲、曾约农、黄琼玖和吴炳钟。最前面的三位不幸作古；面的一位是电视名人，他的一张"娃娃脸"很是年轻。"吴炳钟也教过你吗？"是朋友们常有的反应。

不过，在语文上影响我较大的，大得使我决定念外文系的，却是在中学时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师孙良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学外文系，发音清畅，教课认真，改起卷子来尤其仔细。在班上，他对我一直鼓励多于呵责，而且坚信自己的这位学生将来一定会有"成就"。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时代的恩师是不是还在大陆甚至还在世上，已经十分渺茫，虽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诲，和严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种神情，犹回荡在我的心中。时常，面对着自己满架的著作和翻译，较大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这些书亲手捧给老师看。

现在轮到自己背负黑板，面对下面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种轮回的感觉。轮到自己来教英诗，恰恰也在台大文学院楼下的那间大教室。一面朗吟莎翁的十四行，一面打量左边角落里的那位学生，可是我并没有看见她，我只是在搜寻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个不快乐其实也并不忧愁的青年。一面朗吟，一面在想，十六年前坐在这讲台上的英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讲到这一首的时候，他的诠释是什么？十多年来，我教过的科目，包括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散文、翻译、英诗和现代诗，尽管自己写的是现代诗，最乐意教的却是古典的英诗。一位充实的学者未必是一个动听的讲师：后者不但要了然于心，而且要豁然于口。一位成功的讲师应该是一个巫师，念念有词，在神人之间沟通两个世界，春秋佳日，寂寂无风的上午，面对台下那些年轻的脸庞，娓娓施术，召来济慈羞怯低回的灵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们的身上。吟诵之际，铿然扬起所谓金石之声，那真是一种最过瘾的经验。一堂课后，如果毫无参加了召魂会(s6ance)的感觉，该是一种失败，诗，是经验的分享，只宜传染，不宜传授。

诗人而来教诗，好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种种理论，皆有切身经验作为后盾。缺点至少有二：及时，诗人富于经验，但不尽巧于理论；长于综合，但不尽善于分析，也就是说，作家未必就是学者。

第二，诗人论诗，难免主观：风格相近，则欣然引为同道；风格相远，则怫然斥为异端。知性主义的名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引言中曾说，雪莱的诗，他一首也不喜欢，虽然他明知雪莱是大诗人。知道诗人有这种偏见，我在讲授英诗的时候，就竭力避免主观的论断，在时代和派别的选择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倾向。我的任务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学生认识，至于进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们的"慧根"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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