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连横(1878—1936)，号雅棠(或雅堂)，台湾台南人，与郑成功、刘铭传、丘逢甲一起被称誉为台湾四大历史文化名人。章太炎、连横是近代中国海峡两岸著名的学者和志士,两人彼此之间桴鼓相应、引为知己，成为海峡两岸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和佳话。

章太炎、连横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

章太炎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历经磨难，数次遭遇生命危险，都与民族革命事业或民族文化事业有关；连横则被日本殖民当局列入台湾民族运动黑名单(即“台胞人名簿”)首页，与台湾民族运动首领林献堂、林资修、蒋渭水等人并列。日本人还曾在全台湾地区检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及相关人士，连横被传讯。连横还曾赴厦门创办具有鲜明反清政治倾向的《福建日日新报》，引起同盟会的重视和清政府的忌恨。在清、日当局的勾结下，这份报纸终遭封禁。据载，在封禁报纸之前，清廷当局还数度派密探去拘捕连横。有一次，连横正在理发，清吏派人来逮捕他，幸亏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他顾不得头发才理了一半，就匆忙躲开。

章太炎虽然在日本居住多年，但是他明确表示“鄙意必不欲入大东版籍。凡入日本籍者，多为所鄙弃”；连横则在1914年呈请中国政府恢复其中国国籍，还命其独子连震东在日本学成后返归中国以“效命宗邦”，并催促连震东也恢复中国国籍，连震东后来代表国民政府参加了接收台湾的重要工作。章太炎晚年坚决要求抗日，他宣称“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连横则在临终前给家人留下遗言说“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并且他还嘱咐儿子和儿媳说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章太炎家族由明入清以后一直谨遵死时“无加清时章服”的“先世遗教”，即使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连横家族也恪守台湾的明朝遗民“生降死不降”的誓约，从连家迁台始祖至连横的祖父、父亲，“皆遗命以明服殓”。

章太炎、连横都以民族意识显著、民族情感深厚著称，他们在华夏民族文化建设上的毕生努力和突出成就也是得到社会各界公认并且载入史册的。对于章太炎而言，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柳亚子在《有怀太炎威丹》诗中称誉章太炎为“中国玛志尼”。《复报》曾在“批评”栏的《生章炳麟与死邹容》中盛赞章太炎和邹容说，“其首以微言大义，变易一世，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使有今日之影响者，舍章余杭、邹巴县外，更谁属哉！两先生宗旨同，言论同，为言论而遭虏廷疾视，代众生入地狱同……传有之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两先生之一生一死，亦可作如是观矣。生者以言论救天下，死者以血肉殉同胞……然则两先生之造福于国民，岂浅鲜哉！”槟榔屿《光华日报》的时评《文字功》称赞说，“章生平不应虏试，提倡民族主义，所著《訄书》，发挥透辟，于是而革命之学说，如怒芽茁生，日渐加长矣”。《民立报》在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中赞誉章太炎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认为“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呼吁国人将其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即卢梭)。对于连横而言，国民党元老张继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日(即1945年8月15日)为连横《台湾通史》作序称：“且以著者抱失地之痛，抒故国之思，激发正气，非斯人不能作也……雅堂先生平生著作丰富……无不充沛民族精神、爱国热诚。尝以台湾所失者土地，而长存者精神；民族文化不灭，民族复兴亦可期。”著名学者徐炳昶为《台湾通史》作序曰：“且斯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唆削之际，故先生对于民族之痛，怀之至深。于割地后诸英杰毫无希望，而犹艰贞力争自由之逸事，再三致意。”武昌的释太虚和尚在回复连横的书信中说，“比荷投赠《台湾诗荟》，读之，觉延平故国虽沦异化，而夏声犹振。”泉州的施韵珊在回复连横的书信中说，“比日沪上归来，检阅手翰并惠《诗荟》……具见先生主持文坛，提倡风雅，使中华国土沦于异域而国粹不沦于异化者，谁实为之？赖有此尔！……先生独能于海外振夏声之盛，为宗邦起文运之衰，殆天下之未丧斯文欤！”

章太炎、连横都是著名文人，“奇文共欣赏”，并且彼此之间都感觉到“于我心有戚戚”，这正是两人交往的典型写照。他们在发扬“国粹”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事业中互相砥砺、声气相通。章太炎曾经是“台湾旅客”，有研究者认为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供职时就曾与连横结识；连横也曾多次在祖国大陆游历和办报，最终病逝于上海。当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时，正在祖国大陆游历的连横多次前往拜会。连横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生动地描绘说，“先生据案高谈，如瓶泻水，滔滔不竭。其后将归，乃以幅素求书，先生则书其诗曰：‘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据称章太炎的这幅亲笔题字至今仍然挂在连战家客厅的重要位置。当连横回首这些往事，他深深感慨说，“中原俶扰，大道晦冥，愿先生善保玉体，俾寿而康，以发扬文运，此则不妄之所祷也。海云千里，无任依依。”可谓情意拳拳、别意依依。连横曾表示“少读其文，心怀私淑”，他称赞章太炎“为现代通儒，博闻强识，著述极多；而《新方言》一书尤为杰作”，并加案语说：“盖太炎此书，作于有清之季；痛黄胄之不昌、振夏声于未绝，光复之志见乎辞矣！”章太炎对连横的品德、才华也激赏不已，他在接到张继转交的连横的《大陆诗草》后“再三翩诵”，赞叹说“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章太炎还主动提出给连横的《台湾通史》作序，并在《台湾通史》序中赞叹连横正是他在台湾寻求的“遗民旧德”者。连横还指出，“此书刊行之时，日本朝野购读颇多，而中国人士则视之漠然。唯章太炎、张溥泉两先生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横亦颇以此自负”。

台湾学者陈昭瑛指出，“因张继的关系，章太炎在1927年为《台湾通史》作序，此事绝非偶然。就‘种姓’、‘排满’、‘光复’、‘民族史学’等一系列思想，连横与章太炎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以章太炎长连横九岁，且早成名于晚清之学界政坛，章太炎可为连横之先驱，甚至可以说章太炎之‘种姓’思想为连横‘种姓’思想之来源。”此外，大陆也有研究者指出，距1903年沈荩被酷刑处死不久，沈荩(1872—1903)，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后迁居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会，后组建自立军，联络会党，准备起兵“勒王”，遭失败。据留日学生和革命派的宣传，以新闻记者身份掩护的沈荩因为设法获取《中俄密约》并发表，被慈禧下旨杖毙。连横就毅然受聘主持号称“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的副刊《黑暗世界》，攻击腐败官僚，还刊发长篇连载小说《南渡录演义》，借宋人抗金的历史故事，做反清宣传，唤起读者的民主意识。连横的这一系列表现以及他在《鹭江报》上的文字所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都同章太炎的影响不无关系。

章太炎与连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原本在海峡两岸隔海相望，可是他们身后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西湖两岸隔湖相临——章太炎纪念馆和连横纪念馆分别靠近西湖的南岸和北岸。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天意的安排，也许是这对挚友期待已久的最终聚首……岳飞、张煌言(苍水)、徐锡麟、秋瑾等鼎鼎有名的历史人物都埋忠骨于西湖地区，他们都是章太炎、连横共同景仰的英雄烈士，这很可能也是章太炎与连横都钟爱西湖的重要原因之一。张煌言抗清兵败被俘后严拒敌人劝降，慷慨就义。章太炎、连横都读过张煌言诗集并且都对张煌言表达了衷心仰慕之情，章太炎称赞张煌言说：“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乡往。”连横也称赞张煌言说：“精忠大义，百折不挠，而诗亦激昂慷慨、叱咤风云，使人起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读后感——“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与连横的读后感——“读之而不发愤者，非人也”的辞义、语气简直如出一辙！浙江人张煌言曾经与“开台圣王”郑成功为保存和延续明朝正朔而并肩作战，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几百年以后，浙江人章太炎与“台湾遗民”连横又曾经为保存和延续华夏民族文化而并驾齐驱，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章太炎希望死后埋葬在西湖边，与民族英雄张煌言为邻，他曾经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1914年连横则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畅谈游览西湖之乐：“谓他日苟偕隐于是，悠然物外，共乐天机，当以乐天为酒友，东坡为诗友，和靖为逸友，会稽镜湖为侠友，苏小小青为腻友”。他还寄诗给妻子云，“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这首诗流露出连横希望安家于西湖、与西湖相伴终生的人生理想。章太炎最终实现了与民族英雄张煌言“死当邻穴”的遗愿，令人欣慰！连横最终却没有实现“他日移家湖上住”的夙愿，令人遗憾！虽然一者为身后事而一者为生前事，一者如愿而一者未如愿，但是他们两人都是那样地醉心杭州西湖，都乐于以西子湖畔为自己的人生归宿。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在他著名的诗歌《乡愁》中写道：“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诗中弥漫着由于海峡两岸隔绝而产生的惆怅和哀愁。今天，两座名人纪念馆之间的西湖显然已经不同于《乡愁》诗中那“浅浅的海峡”了，而是章太炎、连横两人共同欣赏、共同守护的美景佳境，不再有乡愁，不再有无奈，有的只是两位老人、两位老朋友的殷殷相望、心心相印。多年以前，章太炎、连横之间曾经远隔海峡两岸；今天，两人以西湖为邻，他们知心的千言万语也许尽都化于杭州的湖光山色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