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济南惨案后天天在日记上写“雪耻”

为什么迟疑再三，反复再三，终于决定打八一三淞沪会战？各位读者知道先生日记中哪一个字词被他重复得最多次吗？雪耻！

雪耻，是蒋先生日记中重复最多遍的词汇。雪什么样的耻？日寇加诸我们中国人身上的耻辱！

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身受日寇屈辱，五三惨案当天蒋先生在日记上写着雪耻，九一八事变、一 二八淞沪抗日，蒋先生仍在日记上铭刻着雪耻！耻辱，如影随形，不断跟随着他。淞沪抗倭，堪称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今天我们回看上述历史事件，当了解它们之所以被蒋先生称为耻辱，是因为我们国家军阀割据，内部一片散沙，不团结，四分五裂，招来外侮侵逼而造成的。

蒋先生亲历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那是他及时次下野再复职后，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遭逢的较大挫折，日本不乐见中国出现一统天下的新政权，因唯有中国持续陷于分裂局面，日本方得以恣意侵略。因此，当带领着北伐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5月1日光复济南当天，日寇侵华军队竟然借口“保护侨民”，悍然派兵进占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这些地方何来日本“侨民”？)，且进而在5月3日，派兵直接冲进国民政府在济南临时设置的山东交涉署，挟持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蔡氏耳鼻，不分青红皂白，乱枪打死。复将交涉署全体职员一律杀害，肆意焚掠屠杀而去。

国民政府首位外交部长黄郛于1928年5月4日，奉之命，向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发电报，表达抗议，电文称“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田中义一毫不理会，日寇军队朝济南城内居民区开炮轰击，造成大量市民伤亡。并继续朝济南城内进军，见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他整顿北伐军队伍，带着黄郛，在日寇进军济南的混乱局面中溜出了济南。套一句军事用语，蒋先生在济南惨案事件过程中，堪称是“仅以身免”。(《战国策 燕策二》叙述“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

、黄郛仓皇逃出危城，在党家庄，给日军头领发了一封信，内文称：“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日寇何曾把蒋先生这封信看在眼里，敌寇益发逞其凶残。蒋先生做梦也不曾想到，国民革命军撤出济南，非但没有息事宁人，日寇反而变本加厉。5月11日上午，日寇在一场迹近战胜者征服战败者的入城式之后，展开了一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惨剧。日寇在济南城内恣意开枪扫射，抓到女人，不论老少，奸淫污辱，甚至将奸辱后之妇女双乳割去，乱刀刺杀，任其流血哀号致死。济南军民被日寇残杀1.1万以上，这场爆发于掌权之初的屠杀暴行，不但被我国舆论评为旷古惨案，更被视为政治生命奇耻大辱。

自比张居正 为抗日不惜被鞭尸

1937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月，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张居正愿以身为革荐，任人寝处其上，便溺其上，其意只为国牺牲，不顾一切，此余今日之处境乎？”

蒋先生日记里这句话，透露了在日寇侵逼，兵临城下的危局中，自己必须打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把天下兴亡之职责一肩扛下，任天下谤议纠集于己身，也要逆来顺受、师法明朝身后被抄家的大政治家张居正，情愿把自己一副皮囊供作天下人之床垫、床席，任人躺卧其上，任人在上面拉屎拉尿。为了国家民族，即便是牺牲，亦是在所不惜。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难道张居正这种自我牺牲，被世人拿来当床席床垫，随人便溺，任人坐卧，竟是我蒋某人的处境吗？

蒋先生为什么突然自我比喻为张居正，任人在自己身上践踏、躺卧、便溺，甚至险些被他生前苦心孤诣培植的学生万历皇帝鞭尸？明朝的海瑞，概括张居正的一生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所以才会落得被抄家灭族，甚至差点被掘棺鞭尸。吾人只要设身处地，为蒋先生设想一二，便可知道此刻他的心境。面对暴倭，中国究竟是和？是战？他处心积虑，苦思不得其解。蒋先生心里有数，无论他在和与战之间做下任何决定，他都得承受万劫不复的后果。面对暴倭，如果继续曲意退让忍耐，瞻前顾后，继续让敌寇恣意蚕食鲸吞，难逃国人咒骂唾弃事小，亡党亡国事大。如果单凭匹夫之勇，不顾一切，奋起抵抗，忖度中国薄弱之军力，贸然以赤手空拳拮抗敌寇之铁蹄魔掌，犹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日寇步步煎逼，天天威迫订定城下之盟。处此危境，只好走了一招险棋师法孙中山总理，再度联俄联共，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图谋中苏两国共同抗日。

读者诸君应该知道，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这个时间点上，是朝积极备战的方向从事努力着的，但他非常清楚，此际不论是主战或主和，无论在民国政府内外，他都可能面临粉身碎骨的结局。至少，国民党党内有些关口，他是不好过关的。

及时关，他必须先通过这关，当时的职位是国防较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蒋先生虽说已是国民党一言九鼎的领袖，但仍谈不上是一呼百应的皇帝，而在党内，仍有相当分量的发言权与派系影响力，不能不予理会。1937年8月初起，一再写信给，再三“提醒”，应该尽量与日本讲和，主张“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明示，他汪某人是主和的，而且愿意负责去和日本谈和。哪怕是1937年8月23日，蒋先生早已命令部队在上海开打，日寇杀人盈野，两军血流成河，还殷殷致意，向写信表达：“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沪战到了最紧急关头，还三复斯言，要求斟酌发表被民国政府禁止发表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干旋声明。广田要求仿照1932年《淞沪停战协议》的成例，劝中国军队退出上海，达到上海停火的目的。的种种动作，再三印证他的主和立场，与的主战立场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国民党党内的“杂音”，蒋先生不能充耳不闻。

第二关，蒋先生还得说服类似像何应钦这派军人这关，虽然何应钦服从蒋先生的领导，也听从蒋先生抗战的主张，但何应钦管的是军政，留学日本，知己知彼，他心态上是不赞同太早抗日的，不为别的原因，是何应钦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条件在战场上与日本较量，此时此刻比拼武力，中国的赢面实在微乎其微。何应钦此一心态，可以从淞沪战争刚结束，上海沦陷敌寇手第二天，宋希濂见何应钦时，何将军讲的一番话中，得窥堂奥。何应钦对宋希濂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宋希濂回忆，何应钦接着对于在上海战场牺牲之大，损失之重，以及兵员物资等方面补充的困难，表示摇头叹息。

何应钦未必是所谓“亲日派”，倒是有几分所谓“知日派”的况味，还有几分管家婆式的无奈，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非常明白，假使光是从物质条件而论，中国不经打，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对手。

自“九一八”东四省沦亡以来，蒋先生在政治上的处境之艰危，从来不曾好转。地方军头的割据，国共内战的绵延，核心骨干张学良的兵谏，党内对手胡汉民、等人处处作梗(胡汉民卒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半年)，敌寇似乎看准了中国祸起萧墙，内争不已，更是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行动。兵临城下，抵御外侮，蒋先生除了整军经武，别无他法，但诚如何应钦所说的，“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西安事变之后，当咨询他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假使中日开战，中国到底能撑多久？德国顾问的答案让很沮丧，但法肯豪森的评估虽不中亦不远矣。

法肯豪森和他的僚属们统计，中日开战之后，中国的海军应该会在一星期左右，便会失去全部的战力，中国的空中武力(军用飞机)大约可以支持一个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中国的军火后勤能力和武器储备量，也大概只够维持六个月。何应钦对宋希濂说的那番话，何尝没有在自己的脑海中响起巨大的声浪：“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

是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我们除了汉阳造的旧式步枪(汉阳八八式步枪)，30年代中国基本上不会造枪，不会造炮，更别说造坦克造飞机造兵舰，如此，我们“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遣密使和苏联谈判并肩抗日，但显然斯大林算盘打得比蒋先生精明太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可以签订，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可以派到中国，至于谈到中苏合作并肩打日本人？免谈！斯大林不想蹚中日大战的浑水，存心看中日两国残杀恶斗，好坐收渔利。日寇煎逼，贼人登堂入堂，令除了奋起抗日，别无选择。苏联没有合作诚意，这是蒋先生始终不变的对俄刻板印象。日后证明，斯大林拿与美国罗斯福等密谋的雅尔塔密约压迫中国就范，悍然进军东北，蒋先生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与远见。

敌寇都快攻进北平城里了，上海的浪人配合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天天在上海脱轨演出，斯大林依旧隔岸观火，苏联的“诚意”已经被看出破绽。他在8月6日的日记上提醒自己，苏联的外交政策是要推动中国对日抗战，所以才提出与我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我免于受日俄夹击之威胁。但此时其实早已洞悉斯大林的目的，欲使日本和我国对打，两国相争，减低日本对他们的敌对压力。

内外煎逼，错综复杂，各种考验纷至沓来，所以，才会说“张居正愿以身为革荐，任人寝处其上，便溺其上，其意只为国牺牲，不顾一切，此余今日之处境乎”？他显然做好了准备，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局面中，勇敢做一抉择，纵使被人在身上撒尿拉屎，把他的一身皮囊当成床席睡，也必须逆来顺受。

就在蒋先生写下日记，自况处境有如张居正的同24小时，国民政府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会中决议，中国准备对日作战。而所谓联席会议议决主战，日期选在华北与上海形势最紧张的1937年8月7日，从九一八东北沦亡至今，国民党当局与背负了不抵抗的历史骂名，蒋先生无法外泄正积极备战抗倭的相关信息，以免刺激敌寇，无异向敌寇预警。所以，的抗敌准备工作，格外低调隐秘，绝不可让日寇事先有所察觉。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主要在于四大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军队的整理；二是军火武器的采买与建立我国独力自主的军工产业雏形；三是在保持隐秘的前提下大兴土木在京沪地区建设较强固之国防工事；四是抗战总体战略的设想，设计全盘的御敌作战政略与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