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为童子时我所爱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为谁，问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听我为童子时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记，所记一二，请以语汝。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我父。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然我亦尝受鞭三次，至今犹历历可记，汝等愿闻此老受鞭之故乎？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

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时我父方在省城应试也。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人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

我若矢口自承其罪，则此鞭或遂逃却，亦未可知。无奈我忽睹母威，仓皇失措，妄思欺饰以霁母怒。汝等试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后发怒，岂复可欺饰者？当时我以童子无识，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怜我稚嫩温泽之躯，自出胎以来，未尝经一次苦楚，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为汝等告，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汝等试思，我母之言，得毋太过否？偶然说句谎话，何至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日："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

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

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日，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汝等试思此为名言否耶？最可怜者，我伯姊陪我长跪半宵，犹复独哭一夜。伯姊何为哭？惧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扑更甚于今夕也。虽然，我伯姊之瞑徒惧矣。我母爱我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尝为我父言也。呜呼！吾母弃养将三十年矣，吾姊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纸矣。汝等有母之人，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之教训，实不易多得，长大而思母训，恐母不我待矣。 我之为童子时 我所爱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为谁，问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听我为童子时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记，所记一二，请以语汝。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我父。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然我亦尝受鞭三次，至今犹历历可记，汝等愿闻此老受鞭之故乎？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饶恕。

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发觉。时我父方在省城应试也。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人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

我若矢口自承其罪，则此鞭或遂逃却，亦未可知。无奈我忽睹母威，仓皇失措，妄思欺饰以霁母怒。汝等试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后发怒，岂复可欺饰者？当时我以童子无识，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怜我稚嫩温泽之躯，自出胎以来，未尝经一次苦楚，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为汝等告，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汝等试思，我母之言，得毋太过否？偶然说句谎话，何至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日："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

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

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日，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汝等试思此为名言否耶？最可怜者，我伯姊陪我长跪半宵，犹复独哭一夜。伯姊何为哭？惧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扑更甚于今夕也。虽然，我伯姊之瞑徒惧矣。我母爱我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尝为我父言也。呜呼！吾母弃养将三十年矣，吾姊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纸矣。汝等有母之人，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之教训，实不易多得，长大而思母训，恐母不我待矣。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二册) 公车上书之经过及相关情形 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日拒和，二日迁都，三日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六册)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