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辛亥革命 就在我的父亲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即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中，四川人民蜂拥而起，对封建王朝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尽管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志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斗争的烈火却愈烧愈烈。毫无疑问，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重要作用。

我的父亲以一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爱国热情，在成都同广大群众和学校中的罢课学生一起，为推翻封建王朝，拯救中华而四处活动，奔走呼号。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论功行赏，委任我的父亲到川东奉节去任夔关监督。奉节扼长江上游的咽喉，是四川的门户，过往船舶必经此地，必须向夔关缴纳税金。人们都把夔关监督看作"肥缺"，年俸4万元。但是，我的父亲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谢绝了这一委任，仍然留在成都，继续在补习学校教书，继续从事爱国革命活动。

这时候，各地学生仍在罢课，革命斗争烈火仍在燃烧。

很可惜，辛亥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表面的，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既没有巩固的组织，内部成分也十分复杂。各式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分子纷纷钻进革命党。其中有钻进来借"革命"发横财的，有钻进来谋求捞到一官半职的；有钻进来结党营私发展个人势力的；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官僚、军阀，投机革命，摇身一变，变成"革命党人"的。这些家伙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半点国家民族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敌视民众，敌视革命党，是革命的死敌。因此当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就立即开始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互相厮杀，战乱不休，祸害国家和人民；尤其严重的是反过来向真正的革命党人下毒手，妄图摧毁革命党，将革命扼杀于摇篮中。

四川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的第三年，大军阀胡文澜登上了四川都督的宝座。于是一场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阴谋便开始策划。

成都空气渐渐紧张起来。我的父亲眼见形势不好，即托合川来成都经商的人将我的三叔卢尔勤带回合川，自己一个人留在成都。

1913年，是四川都督胡文澜在成都和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的血腥的一年。

当这一罪恶活动将要开始的时候，成都已经风声鹤唳，许多革命党人开始转移和隐蔽。补习学校的老师们都替我的父亲担心，劝他赶快离开成都。我的父亲不以为然，镇定自若地继续在补习学校任教，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

有24小时，成都街头上的士兵突然增多起来，到处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补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催促我的父亲立即离开学校。

直到这时，我的父亲才不得不离开学校隐蔽起来。果然，当天就开始了搜捕。

接连许多天，成都沉浸在恐怖之中。每天都有人被逮捕，每天都有人被杀害。我的父亲自知已不能再在成都久留，于是悄然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返回故乡合川的路途。

他沿着东大路驿道，一直往东走，经过龙泉驿、石桥、简阳，渡过沱江，又经过安岳等地，一路上平安无t事。24小时傍晚，他来到了大足所属龙水镇，住进路边的一个客店。

谁知大足县的驻军，奉四川都督胡文澜之命，这几天也正在搜捕革命党人；在县城的四门和各乡各镇盘查过往行人，凡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抓起来。我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落人虎口。

半夜时分，店门乒乒乓乓地一阵响，一群士兵闯进了客栈。我的父亲被抓了起来，押解到大足县，和其他许多被抓的无辜老百姓关在一起。

审讯的时候，我的父亲沉着冷静，侃侃而谈，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参加审讯的一个士绅，觉得我的父亲确实像是一个学生，没有可疑地方，决定将他释放。这样，我的父亲才脱出了虎口，没有遭到杀害。

他又住进另一家客店。这家客店的店主人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第二天天不亮，这位店主人便起身亲自打开店门送我的父亲启程，临别的时候，再三嘱咐我的父亲千万不可回合川去，因为合川那边也在疯狂地抓人。

我的父亲于是决定不回合川，折身向重庆而去。

到了重庆后，发现重庆的形势也很紧张，通过友人推荐，到川南江安县的县立中学去任教，担任数学教师，作为避祸的暂时栖身之所。

由于从幼年起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忍饥挨饿，在成都自学及任教期间，过于刻苦，损伤了身体；这段日子，又四处奔波，十分疲惫，我的父亲的身体到这时已经非常衰弱。在江安中学任教以后，有了一笔固定的工资收入，本可用来调养一下身体。

但是我的父亲却一心挂念着贫穷的家庭，挂念着在贫困中挣扎的父母和兄弟，除留下低限度的生活费外，将绝大部分薪金都寄回家去，以减轻父兄的负担。然而，他自己却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患上了一场几乎夺去他的生命的重病，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学校的师生关心他，照顾他，总不见好转。我的三叔卢尔勤奉祖父母之命，赶到江安县去服侍他。后来经过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的悉心诊治，我的父亲慢慢好了起来。就是在他病得十分沉重的时候，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体，尽量节省医药费，把钱省出来寄回家去。

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