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 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 年11 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 "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 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到二十六年(1937 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引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 页)

摘自《蒋梦麟："北大功狗"》

1948 年12 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 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之后梅先生病故，一无遗产留下，更证实此语之不虚也！"许多人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写道："不过凭良心说，在当时作者听到这句话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刚从美国久住回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大学校长可把校款私用，公款公用是一位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他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现在看来……梅先生能在长时期无人监督的情形下不随污逐流，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陈可忠先生认为梅先生的`两袖清风`，是较高的美德，诚有极深刻的意义！也影射着我们社会美德的堕落也！"

孙先生认为："与节俭一样重要，但一样被人忽略的是廉洁。"什么是廉洁？"廉洁就是不贪污。"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偷窃或抢劫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作为私用"。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偷窃或抢劫别人的财物和权力，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似乎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任意偷抢，而不认为是在偷抢，因此贪污几乎已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化。"(同上，第382—384 页)

摘自《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 月31 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 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 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

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 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392 页)

1930 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较高长官梅津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

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及时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46 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

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 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302—303 页)南开校园被毁后，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261 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到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摘自《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