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3]1993年到1997年，我在现代民族战争的各种景象之中穿梭：到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去了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还到过阿富汗。我见过武科瓦尔[ 武科瓦尔(Vukovar)，克罗地亚东部城市，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此展开激战，整座城市变成废墟。(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万博[ 万博(Huambo)，安哥拉中西部省份。]和喀布尔(Kabul)的废墟，奈阿卢布耶(Nyarubuye)[ 奈阿卢布耶(Nyarubuye)，卢旺达城市。]教堂里的尸体，以及马扎里沙里夫[ 马扎里沙里夫(Mazar al Sharif)，阿富汗第四大城市。]的孤儿。在检查站，我遇到新型战士：持有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自动步枪的赤脚少年、戴弧形太阳镜的武装分子、正在检查枪支旁边的祈祷跪垫、包裹头巾的塔利班狂热分子。

我展开这些旅程，正巧是在新一波干涉主义的国际主义在海湾战争期间兴起之后，又在这波国际主义于波斯尼亚退潮之前。我想找出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团结和傲慢的混合物，让西方国家开始这一推动世界走向正确的短暂冒险。是什么样的冲动让我们去监督缅甸的选举，试着从萨达姆手底下保护库尔德人，把联合国部队派遣到波斯尼亚，[4]恢复海地的民主，将安哥拉的战士推上台面？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仍旧联结着也许是本书的大多数读者和我所居住的安全地带，与民族争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危险地带？

在此前的一本著作《陌生人的需求》(The Needs of Strangers)中，我关注的是在民族国家之中、在国内环境下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义务。在这里，我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部落，超越我们的民族、家庭、熟人网络的道德义务。《战士的荣耀》是关于一种冲动，那种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某则来自波斯尼亚、卢旺达或阿富汗的骇人报道时，都觉得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为什么恰恰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觉得对这些陌生人责无旁贷？除了偶然看到电视上播出的暴行图像刺激我们采取行动，是哪种介入(involvement)的脚本和叙事，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承认自己对那些人承担义务，而他们与我们毫无干系？

在十九世纪，帝国的利益将两个世界捆绑在一起：象牙、黄金和铜使得帝国的人深入黑暗之心[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英国作家约瑟夫 康拉德的著名小说，叙述英国殖民者深入刚果河非洲腹地的故事。]。在冷战的五十年间，如果某一个超级大国的人、间谍或是雇佣兵在一场特定的民族战争中出现，那么对立的另一方也必定在那里现身。现在，不再有迫使安全地带将危险地带视为自身事务的帝国竞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叙事。剩下的是一种同情叙事，而这种变化无常的、模糊的关系正是我的主题。

为什么我们应当管远在半个世界以外、处于危险中的人们的事情，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道德宇宙的边界是部落、语言、宗教或民族的界限。仅仅因为同属于一个物种，我们对于边界以外的人类就应当承担义务，这种理念是晚近的创造，是因为我们几乎没[5]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在本世纪[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本世纪指20世纪。]的恐怖实验和种族灭绝中死去的成千上万陌生人，从由此而产生的羞耻中觉醒的结果。这些实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除了带来一种意识，即我们全都是莎士比亚所谓的“天赋原形”：草味的人类，寒伧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中的名句，译文参考朱生豪译本。]。正是“天赋原形”成了现代普世人权文化的主题——以及其基本理念。

以下文章探索这种新文化让我们得以创造的道德联系。部分文章是讨论那些将陌生人的痛苦看作自己事务的西方人：激发他们介入的义愤和理想，紧随介入而来的道德复杂性，以及常常伴随心力耗竭和脱身之后的幻灭循环。这种介入是现代道德想象一个极重要的新特征。在十九世纪，这些人可能是外交官、传教士和帝国避暑山庄中的指挥官。现在，他们是援助人员、记者、战争罪行法庭的律师、人权观察家，所有人都以一种无形道德理念的名义工作，即：不管其他人有多遥远，他们的问题都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但几乎每一个试图按照这个理念生活的人都有一种糟糕的感觉：没有人能确定，我们的参与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没有人能确定，我们的参与应当扩展到多远；没有人能确定，我们的承担事实上有多么深入——毕竟，它们是通过电视传播，而我们的参与可能是密集的，但却浮于表面。康拉德的道德厌恶寓言——《黑暗之心》——仍然拥有令人不安的作用。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一旦介入，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让世界显得如此危险和喧嚣？谁是后现代战争的新建筑师，那些正在将1990年代的失败国家撕裂的武装分子、游击队员、民兵和军阀吗？[6]战争过去是在战士之间进行战斗；现在，是非正规人员在战斗。这可能是为什么后现代战争如此野蛮、为什么战争犯罪和暴行现在成了控诉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