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罂粟

神出鬼没的老子

关于老子，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这样开始叙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南方的楚人，又在北方的周为官，做周守藏室之史，长期浸淫于北方，可以说，老子的思想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结合的产物。难怪他的思想包含着巨大的激情，同时又如此抽象、理智，甚至冷酷。

司马迁接着叙述了有关老子的两件事：一是孔子到周去，曾向老子问礼。老子告诫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去掉傲慢自得的神色与过大的追求。孔子回来后，用“龙”来向学生描述他见到的老子，可谓推崇备至。而《孔子世家》记的则是二人分别之时，老子对孔子的临别赠言，其中两句很发人深省，是一种老于世故人的口气：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意思是说，做儿子不要在父亲面前坚持自我；做臣下不要在君主面前坚持自我。这“有己”，我译为“坚持自我”，包含有“自作聪明”“比父亲、君王聪明”“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等内容。做儿子、做臣下，在父亲面前、在君主面前有自我，显得比他们还聪明，是不招他们喜欢的。老子是深察人性的缺点的。

还有一件事是有关《道德经》成书的记载。司马迁说，老子居周既久，见周之衰，就准备离去。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函谷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据说尹喜也是周之大夫，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他预先望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经过，便留意观察东来行人，果然迎得老子。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你要从人间隐退了，在你远行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吧。

司马迁接着叙道：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看司马迁说老子，一开始语气颇坚决自信，籍贯、姓氏、官守都言之凿凿。但在叙完老子出关，“莫知所终”以后，突然又变得不自信而自疑起来：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

老子是老莱子？老莱子是老子？更可疑者，司马迁这位反对“言不雅驯”的人，竟说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话来：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司马迁大约也是被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弄得神经兮兮了，才说出这样他自己历来反对的“昏话”。这还没完，老莱子我们还没弄清呢，他又说起了一个“太史儋”：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看来，司马迁这回真的是彻底地糊涂了。只好叹口气，说一句圆场的话：

老子，隐君子也。

是的，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尤其是他的终点，更是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悬案。一般人的一生，以死为终点，而他则没有死，只有“隐”，只有“出关而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敢情他的出关，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再生？

确实，对我们而言，他只是离席而去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他不是一个死者，而只是一个“缺席者”。我们在讨论自然、社会和人生时，一直给他保留着席位，一直在引用他的思想。什么时候他能姗姗而来，直接参与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我以为这不仅是有关他个人经历、心灵与智慧的隐喻性象征，更是有关我们这个早熟民族的心灵与文化的深刻隐喻。他的职业，“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隐喻，与前一个隐喻是一个因果系统——我们历史悠久，饱经风霜；我们少年老成，老奸巨猾。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他智囊般硕大的头颅内包含着无比深刻的人生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头上密密的皱纹中隐藏着太多的阴谋与陷阱。他神奇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昙花一现，然后又神奇般地远遁他方。在夕阳的余晖中，他骑青牛，执麈尾，晃动身影，出关而去，弃故土如弃敝民屣。描述他的行踪正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出如神迹，没如鬼杳。

他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就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史书，是王朝的大事记，是诸国的争斗书；是你死我活的兴与亡，是此起彼伏的盛与衰；是阴谋与权变，是杀戮与残忍，是眼泪与狞笑，是尔虞和我诈。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这些东西成为他了解和理解社会、人生的感性材料和基础，成为他哲学的依据和指控人类文明的证据。

对某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会成为他自己个体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他生在那么多既经的历史之后，正是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那岂不是在说，读史使人少热情而多冷静，少诗意而多理智，少幻想而多现实，少天真而多心机，少童心而多老猾，或者更直接地说，读史使人衰老，使人世故？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他的大慈悲，就是“无为”；他的大冷酷，也是“无为”。他弃人类于原始生态，岂不是大冷酷？他返人类于天地自然，岂不是大慈悲？

在他为我们留下的“五千精要”(刘勰对《道德经》的评语)中，除了谈到了宇宙的生成、构成，还有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点：一曰治国，二曰处世。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作《德道经》(马王堆出土的竹简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道家特别重视的“君人南面之术”。可他的治国之术，实在是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简单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这是对现存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为什么“不尚贤”？因为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得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世界上，很多坏事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很多的祸都是他们闯下的。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和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还要“不贵难得之货”。“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的解释，“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而，“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货越贵，人就越要去争；人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虚其心”“弱其志”就是使百姓心志空虚，无所欲求，安于现状。这当然是“愚民政策”，但客观地说，老子这种“愚民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和榨取，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样的“愚”乃“淳朴”的表现，是“赤子之心”的真实体现，是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的较高境界。另一方面，能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老子毕竟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阶级要仁慈得多了。

“使夫智者不敢为”，智者哪怕是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发现了上层权势者的阴谋自私与对大众利益的损害，但面对着一群肠胃充实而头脑空虚，筋骨强健而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呐喊么？他也只有彷徨于无地吧？

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疑惑：一个铁屋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也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的穆勒也对此现象进行过描述。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一般生活。愚昧的大众不仅是暴政的受害者，也是暴政的同伙，先知先觉的迫害者啊。而那集体的暴力正是暴君最爱调动的迫害力。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那么，合理的推论是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干什么呢？这种“治”，已经不需要“治人者”，没有了“治于人者”。也不再需要社会组织，比如“国家”等等，与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老子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是当代社会及其文化观念的较大颠覆者——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使得既有的各种机巧之器弃而不用，使得人民看重生死而不远徙他乡。即使有了船和车，也没必要乘；即使有了盔甲和兵器，也没有仗可打。使得人民再用起结绳记事的老办法。以其所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居住为安恬，以其风俗为快乐。邻国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而人民从少小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所定的规模。实际上，这里的“国”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它只是一些原始的自然村落与集镇。“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有利于杜绝人的“机巧之心”。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同时，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间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听闻，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不相往来”与“无为”互为因果。既然“无为”，“往来”哪有必要？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

倒退的历史

老子对所谓的人类文明史是否定的。他悲观地认定一切都是在堕落而不是在进步：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

——大道被废弃了，就有了对“仁义”的提倡；人的聪明智慧多了，就出现了大量人为的弊端；六亲关系不和睦了，就有人提倡孝慈了。

他这样预言：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道丢失了，才出现德；德丢失了，才出现仁；仁丢失了，才出现义；义丢失了，又出现了礼。这个礼，它就是忠信的消亡，混乱的开始。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其道德而言，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就其文化而言，更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所谓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是对人性中恶欲步步退却不断满足的结果。所以，人类要自赎，要保持淳朴的道德人性，必须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复归于人类本质。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根除了圣明和智慧，对老百姓而言，是百倍有利的事；根除了仁与义，人民就会孝顺和慈爱；根除了机巧与利用，盗贼也就消失了。

这就是道家有名的反知识论的最早、最经典的表述。显然，老子看到了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传统道德正在崩溃。智力的发达往往与本性中淳朴善良的丧失同步。生产力的进步、物质的积累，仅仅满足了人类的动物性的肉体欲望，而促退了人性的真善美。从某种角度看过去，道德确实好像更适宜在艰苦与匮乏中培养与体现。正如庄子后来观察到的，即便是鱼，在泉水干涸时，也会“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而一旦泉水充足，则往往“相忘于江湖”。如何既保持哲人们推崇的人类淳朴德性和不争不竞的秩序，又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提升人的文化水平，这是至今也没有答案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老子。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他们或超前于时代，提出未来之蓝图；或落后于时代，留恋过去之社会道德状况。超前的思想家发现当代之不足，恋后的思想家发现当代之所失。他们共同发现当代的缺与失、当代的不，并从而对之进行批判。唯其批判，才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使命即是批判。老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恋后的思想家。

老子的思想，即是这种批判哲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一针见血地把老子的真实思想及独特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出来。老子的很多怪话，不过是批判现实、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