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古代希腊家庭及财产的社会史，它以古希腊史的编年顺序为线索，尝试性地描画出从远古时期至古典时期的家庭及财产面貌，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其政治维度。本书尤其关注古典时期的家庭及财产的政治及法律意义。本书借鉴古典史学家格罗特和摩西·芬利的做法，把古代希腊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远古时期(公元前800年以前)、古风时期(公元前800年或750年至公元前500年)、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及希腊化时期(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至罗马对东部地中海的征服)。但这份研究只涉及前三个时期，因为正如格罗特先生所说，古典时期的结束乃希腊历史的终结。关于远古时期，我们手头拥有的是一些神话传说以及像荷马与赫西俄德那样的文学文献。根据神话传说，公元前15世纪，亦即青铜时代末期，希腊历史上有一场大洪水；它被说成是宙斯惩罚人类的恶而降下的灾难，就如《圣经》中描写的大洪水一样。自大洪水后，希腊人的历史才重新开始。希腊人相信，他们是神的后裔，在他们之先，诸神及其后裔(英雄)实施过统治，自己的历史乃那一神圣历史的延续。诸神统治结束后，柏修斯(Perseus)家族、赫拉克勒斯家族和佩罗普斯(Pelops)家族先后入主伯罗奔尼撒半岛，相继对其实施统治。柏修斯缔造了希腊史前最伟大的都城迈锡尼(Mycenae)。它因公元前15世纪与克里特文明的接触获得了文明的契机，从而发展出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在特洛伊战争前后达至顶峰，自那以后便逐渐衰微。

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战争后，文明戛然而止，一个新时期即铁器时代开始，随后的数百年是一个黑暗时期。说它是黑暗的，乃因历史一片空白。但在该时期内出现了两个意义重大的社会现象：铁的发明以及希腊历史的曙光。可以说，铁把史前的希腊人带到了历史的门槛处，神话的迷雾、过去的黑暗与历史的曙光交织在一起。当公元前8世纪文字重现于世的时候，我们突然在希腊大地上发现了城市—国家及执政官制，它们仿佛横空出世而来。雅典此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德拉古统治，而德拉古立法是希腊进入历史时期后我们所知的及时件事情。正是从这里，我们逐渐见证了雅典，这个希腊世界里最伟大的城市—国家的演进历程。继德拉古立法后是梭伦改革，希腊社会于公元前776年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至克里斯蒂尼的时代为止，希腊人一直在致力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对政治实行根本性变革。可以说，梭伦改革奠定了日后雅典民主政制的基础，于是公元前509年克里斯蒂尼着手对雅典政制实施民主化改造，由此缔造出世界历史上及时个民主政制。自此以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历史慢慢进入古典时期。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臻于鼎盛；正是在这一时期，不仅作为民主政制的制动器的陪审法庭和作为发动机的公民大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文化及思想尤为活跃。它成就了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由于内讧，希腊城邦世界渐趋衰微，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被马其顿控制。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古典时期结束。

以上对希腊历史的简要勾画有助于我们分析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并从中清楚地看到家庭与财产的结构及其变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关于希腊早期历史，我们的知识太过贫乏，能够为我们使用的信息材料乃一些神话传说及文学文献。而神话传说除了提供一些名字外，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得不仰仗荷马史诗。荷马认为，他的两部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关于英雄时代的迈锡尼社会的"真实"记录。然而，考古学则驳斥了这一说法，因为考古学关于英雄时代的诸多发现与荷马宣称的"英雄时代"不符。荷马是诗人和思想家，而非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少有兴趣，对历史事实未予充分关注。史诗实际上处理的是公元前10~9世纪的社会历史，尽管如此，仍不妨把它们视为是对英雄时代的描述。诚如芬利先生所言："倘使欧洲历史始于希腊的断言是真的，那么希腊历史始于奥德修斯的世界也同样真实，尽管奥德修斯的世界背后也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因而，对希腊社会及家庭的研究还得从荷马开始，从奥德修斯的世界出发。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展示的是一个国王与贵族的社会。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及其他财富，过着一种显赫的尚武生活。国王是祭司、立法者、裁判官及军事统帅。我们在这个社会发现了一个阶梯式的官僚制以及有条件的土地授封。《伊利亚特》关于社会结构的描写不多，但《奥德赛》则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它描写伊萨卡贵族们的众生相，同时也展示该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由此，我们见到了一个金字塔般的等级结构，位于这个结构顶端的是贵族阶层(aristocracy)，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及所有权力；伊萨卡社会结构中位于中层者是平民，而处于底层者是大量的奴隶及各种仆人。史诗没有明确地定义平民的范围及地位，但显然他们既不是奴隶，亦非贵族，而是自由人。这一社会阶层十分复杂。从史诗的描写来看，这一阶层大抵由手工业者、牧人、农民、预言者、说唱诗人以及医生构成，当然也包括作为自由人的雇工。注意，在荷马史诗所勾画的世界里，无论是无名者，还是奴隶和仆人，都不是处境最悲惨的一群。最不幸的是雇工(thetes)，他们是无所属、没有财产的劳作者，因临时受雇他人而劳作。在这样的社会里，家(oikos)是主要的社会单位，也是生活中心，而共同体则非常弱小，作用极其有限。尽管史诗的世界之发展超出了原始阶段，但血缘亲属思想渗透一切，甚至相对新生的、共同体的非血缘建制都尽可能地以家及家庭形象来塑造自己。贵族家庭乃权力中心，在早期希腊社会里，家庭由家神、家灶、土地及其他财产构成，并渗透着宗教的光环，显得非常神秘，其差不多负载着一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家是一个既给予物质上的安全，也给予心理上的价值及满足感的实体。

家庭几乎是一个万能的实体。要实施各种活动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力量，而家庭力量由家长的管理能力和各类财产构成。必须记住，家庭财产不仅包括土地、房屋以及各种动产，家庭成员和奴隶亦属于家庭财产的一部分，甚至雇工和扈从的劳动力也概莫能外。土地养育的是阶层，并维持社会分层。不过，土地并非最重要的财富，在尚武社会里，金属乃最贵重的财富，一件金属物品可能价值连城，其价值甚至超过城池。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为了修复与勇士阿喀琉斯的关系提示出了大量赔礼，其中有铜鼎、大锅、城池和美女，但居于首位的是铜鼎和大锅。金属对尚武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工具和武器；没有它，作为主要的社会及政治活动的战争就无法开展，英雄追求的价值—荣誉便不能实现。家庭的财富中心是储藏室，它珍藏着一个家庭在岁月的流转变迁中积累起来的所有劳动成果。家庭储藏室有如现代国家的国库，家庭经济就以它为中心，一个家庭靠储藏室来维持和养育，所以它与家庭的存在同样古老。储藏室消失，家庭也就四散而不复存在。家庭财富所满足者主要是主人的身体需要，并服务于荣誉这一尚武社会的根本价值。

自公元前11世纪以后至公元前776年间希腊历史出现了一片空白，我们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内希腊世界发生了什么。黑暗时期以后，我们突然来到了德拉古时代的雅典。这一时期属于古风时期，雅典的社会制度是氏族(gente)—胞族(phratry)—部落(tribe)三位一体的结构，部落由胞族构成，胞族由氏族构成，氏族是由大量的家庭汇聚的结果。古风时期的雅典是典型的氏族社会，家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的核心是炉灶或家火，家火是家的保护神，亦被称为户神或灶神，一切神圣事物都环绕在它周围。历史地看，家庭曾是唯我独尊的中心，个体和共同体都处于它的阴影下。家长乃家的"国王"，事实上，共同体的国王也依家长的形象确立起自身。可是，随着社会的慢慢发展，家的独立性在法律及经济上逐渐受到限制；氏族和胞族缓慢而稳步地出现在家庭身旁，但独立于后者，从而与家庭比肩而立。氏族和胞族的发展导致了共同体的壮大，并随着城邦在政治上日显成熟，它慢慢地产生出摆脱家庭的愿望。的确，城市—国家要获得充分发展，就必须摆脱家庭而拥有自己纯粹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原则。在梭伦的时代，城市—国家已经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以至于它必须革新氏族社会，因为在日益发展的城市—国家面前，氏族制度的旧原则已无力治理一个此刻已经抵达文明门槛的民族了。革新的基础乃财产。财产是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推动力。梭伦借由财产实现了对雅典社会结构的变革，并确立起一种新的政制，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为Timocracy(财权政治)。

梭伦确立的财权政治依财产的多寡分配政治权力，它把那些并非属于传统士族的外来贵族接纳进政治行列，因而破除了传统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由此拓展政治群体和权力群体的范围。尽管如此，雅典的政治体制并未受触动，梭伦改革后的雅典仍然奠定在氏族社会上。以家庭为基础的氏族制度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可是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的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它严峻地考验着古老的氏族制度。结果证明，狭隘的氏族制度严重地妨碍着政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破除政制之墙，以一种全新的制度代之以氏族制度。它就是"德谟"。德谟是克里斯蒂尼用以改造阿提卡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东西，德谟取代从前的家庭而成为政治的基本单元。在克里斯蒂尼那里，德谟既意味着地理区划，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基层单位，也是指政治主体，掌权的公民群体。它是一个中性概念，所有公民被整合进不同的德谟；被整合进德谟的人统称为德谟特(demote)，德谟特是自由公民的别称。一个人，无论来自何方，有何种起源，只要进入德谟，就被称为德谟特。可见，德谟特消解了身份和起源差异。

德谟体制对阿提卡进行的重塑拿掉了家庭和氏族的政治之维。自此之后，城邦和家庭分道扬镳，各自获得了自己发展的形式而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城邦是公共空间，是政治竞技场，而家庭是私人领域，应对诸如生殖等必然性的事物。这样，在古典时期，古希腊的家庭经受了剧烈的变迁。结果是，家庭原有的政治意义丧失而从政治领域退隐，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单位。家庭，这一"经济单位"，不仅从事物质生产，而且也负责人的生产，即人的繁殖和养育。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服务于政治目的，因为一个人能否进入城邦这一政治的世界取决于对生活必然性的驾驭而从事物的世界里解放出来，而这最终仰赖家庭经济及其管理。于是，家庭管理和家庭经济即家政对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就成为尤为重要的事情。

古典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凸显，这使家庭成为一项纯粹的财政建制。这一建制不仅服务于个体家庭的需要，而且也服务于整体的城邦。尽管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城邦，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但共同体的实力仍然有限，共同体的大型事业诸如城墙和街道的建造，港口、水渠和神庙的修建以及海军的供给等都由富有的家庭承担。和平的建设和战事都仰仗个体家庭的经济实力。古典家庭围绕着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管理和利用而运作，对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和调整也定向于此，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物质需要也包括本能的满足。所以，古典时期的家庭经济的目的在于消费，而非效益及利润。然而，必须记住，它并非向所有成员平均地提供物质满足，而主要针对家长，当然也包括家长以外的男性公民。

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于把少数人从生产性活动中解放出来。这样，在古典时期，任何有关"经济"的东西依其定义就必然是一种非政治的家事。色诺芬的《家政学》(Oeconomics)详尽地阐发了古典的家政思想。正如芬利先生所说，《家政学》教授的是家庭管理艺术，这门艺术有如政治家的政治技艺，因而是民主政治背景下土地所有者或绅士们必备的指南。在该著述中，家庭是一个三分结构：家长、家属和财产。这是一个典型的绅士家庭。家长经营和控制人力和财产。为了实现公民的理想，有必要动用整个家庭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必须为自己的生计而劳作的人都不配享有公民身份。由此可见古典城邦财产的政治意义。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斯多葛哲人如何看待财产，古代人关于财富的基本判断清晰而简单：财富是必需的，因而是好的(good)，它是善的生活的前提条件。在家庭财富中，土地的价值自不待言，可奴隶的经济作用则值得探讨。奴隶在希腊历史上作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但只是在古典时期他才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

古代希腊家庭，尤其是大家庭的经济需要，促成了奴隶的产生。古典时期的雅典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奴隶，因为城邦占据了公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公民们忙于城邦政治而无暇顾及家务，况且民主缔造的自由氛围与活力极大地刺激了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创造和发展，因此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人需要别人提供家庭服务以获取时间进行哲思。此外，希腊人需要在家庭之外发展友爱。政治活动、哲思与文化创造以及友爱的发展都需要充分的闲暇，所有这些刺激了对奴隶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如此，矿藏的开采和大型工程的建设也需要奴隶。古典时期的雅典无疑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奴隶对古典时期的雅典经济来说至关重要。无论在被雇用的工作中，还是在社会结构里，他们都很根本。雅典的公民阶层，尤其是统治的公民阶层，极大地依赖他们及其劳动。这样一个社会必定有足够数量的奴隶存在，这是底线，否则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奴隶制在古希腊世界发展最完善的地方是雅典城邦，它无疑是伴随公民政治的新形式而出现的一种新需要；这种需要在于解放公民，把公民自身从动物性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而获得从事公共活动的自由或闲暇。雅典的公民政治代表着古代社会民主制发展的典型形态，而雅典也是利用奴隶制最充分的城邦。雅典的奴隶制最发达，自由也最充分，所以，古典时期的雅典展现为一对不可克服的矛盾及诱惑，它有一双同时紧握自由和奴隶制而不断迈步前进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