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

6年之前的一次缘起，是战争时期，在阴雨的乡间，安宁的小茶馆，一位喜欢写作的年轻美国士兵与美貌的英国小姑娘的一次邂逅。她自然优雅的态度、不经意的羞涩以及可爱的敏感，都与我心灵的某处暗暗契合。不相熟的人之间有一种让人会心微笑的腼腆，像这个小姑娘，总是担心头发淋湿了不好看；他也总是想掩饰自己没补好的牙齿，所以一直要抿着上唇笑。本来只是偶然相逢的陌生人，可是因为气质相近，简短的谈话也这样温暖，抚慰人心。还有她的自称有着"橘红色眼睛"的小弟弟，因为自己的好谜语而得意着的顽劣又可爱的小孩儿。人间的故事愉快又美好，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一场人为的灾难，让我们从中体会着生活的悲哀。

战争临近结束，他亲手逮捕的纳粹女军官在书页上写："敬爱的上帝啊，生活是真正的地狱"，而他补写道：什么是地狱？我坚决认为那是由于无力去爱而引起的痛苦。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在亲历了鲜血淋漓的杀戮和死亡之后，在身体和精神都饱受摧残伤痕累累之后，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爱，还记不记得小女孩儿的真切祝福"好好保存你的全部才华"？还记不记得小男孩儿企盼沟通的谜语："这面墙对那面墙说什么了？――墙角见！"……怀有亲近的感情的人们，如果真能再见，还能不能再像原来的样子，还能不能再为你写一个故事，而它正像你所想要的那样凄楚？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是一首忧伤的人性赞美诗，一曲凄楚的生命恋歌，一个苍凉的青春美的祭礼。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美国作家，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

近我收到一封航空信，邀请我参加于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个婚礼。参加这样一个婚礼正是我巴不得的事情，在刚收到邀请时，我想我或许真的能坐飞机出国旅行一趟，至于花费问题，则统统不在话下。可是，在我和我的妻子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权衡之后(她这姑娘脑子清楚得要命)，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旅行计划。因为，别的且不说，我岳母还正盼着我们4月份后两周的时间和她一起度过呢，我把这件事已全忘在脑后了。我实在不很常见到格兰彻妈妈，岁月不饶人，她已不年轻了，已经58岁了(正像她未等你开口就会首先承认的那样)。

但是，无论我在哪里，都不会白白叫一场婚礼平淡冷清的。因此，在婚礼举行前，我草草写下了一些有关新娘的笔记，其中透露了些我约6年前与她相识时的事。假如这会给那位我尚未见过的新郎多少带来点不快，那样也好。此时此刻，谁也不想去哄他人高兴，不仅不想哄他人高兴，而且还有心给他人一些启迪和开导。

1944年4月，我们60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接受英国情报机构组织的特别进攻训练。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些人的性格似乎很独特：60人中一个善于交际的也没有。我们大体都属于那种老喜欢写信的人，大家谈话的内容除了公务以外，就总是互相询问是否还有没用完的墨水。我们如果不写信，也不进行训练的话，那就各干各的。我自己的活动是在天气晴朗时，到景色优美的乡间去散步。在阴雨天里，我一般就找个干燥的地方坐下读书。读书的地方又十有八九与乒乓球台相距咫尺。

特别进攻训练一共进行了3个星期，在一个阴雨的星期六结束。那天晚上7点，全体人员将按计划乘火车去伦敦，正像小道消息中传说的那样，我们将被派到为D日登陆而集结在那里的陆军空降师中去。下午3点时，我已经把所有的物品装进了背囊。其中包括一个我从美国带来的帆布防毒面具袋，里面装满了我从大洋彼岸带来的书籍。记得我那天站在半圆形活动房子的后一个窗子前，看着窗外那令人心烦的雨从天斜落下来，隐隐地感到右手食指有点发痒。此时我可以听见自己背后那许多支钢笔在印有"胜利"字样的信纸上，刷刷写字的声音。忽然，我漫无目的地从窗口走开，穿上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毛线手套和海外制帽(时至今日，还有人告诉我说，我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戴帽子：把帽子两侧稍稍拉下，盖住耳部)。然后对了―下手表，就沿着长而潮湿的鹅卵石山路下了山，向镇中走去，全然不顾周围的雷鸣电闪，遭雷劈也好，不遭雷劈也好，我都听天由命了。

教堂里正有10来个成年人在那里坐着，其中有几个人膝上放着小号橡胶套鞋，这些鞋都是底向上放着。我一直朝前走，在前排座位上坐了下来。只见讲台上，有大约20个孩子坐在三排排椅上，坐得很挤，他们大多数都是7岁到13岁的女孩子……

孩子们的歌没有乐器伴奏。或确切说，是没有任何东西搅乱他们的歌声。这歌声音调优美，感情也不过火，如果他们不是尽力提高嗓门的话，几乎可以使一个比我更笃信宗教的人都感到飘飘欲仙了。他们中有那么两三个年纪小的孩子把音节稍稍拉长了一点，但就这错误的程度来说，大概也只有作曲家的母亲才会去吹毛求疵。我从未听说这首赞美诗，可当时我满心希望它的诗行能有10来个或是更多。在听圣歌的当儿，我仔细地审视这些孩子们的面孔，其中有一张面孔，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孩子离我近，坐在排后的一张椅子上。她大概13岁左右，留着齐耳的浅亚麻色直发，长着一个秀美的前额，她的一双眼睛流露出厌倦的神色。我想可能她那时正在数着在场的人数吧。这孩子的歌声显然与其他孩子的没有唱到一起。这不仅是由于她坐得离我很近的缘故。她的高音区，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唱起来自然流畅。不过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似乎对自己的演唱艺术有点厌倦了，要不就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地方厌倦了，在唱圣歌的间隙，我看到她打了两次哈欠。这纯粹是女士们打哈欠的方式，嘴唇紧闭，但你还是看得出来。她那翕张的鼻翼泄露了她打哈欠的秘密。

圣歌一唱完，那个合唱指导就开始了她哕里哕唆的总结。说什么这个孩子坐着腿不老实，那个孩子在牧师布道时嘴不闲着。我推想合唱练概已经结束，于是趁那合唱指导的刺耳声音还没有把孩子们的歌声的神奇魔力驱散之前，我便起身出了教堂。

雨下得更大了。我沿街继续向前走。透过红十字娱乐室的窗子，可以看到一些士兵正三三两两地站在屋里的咖啡柜台前。我虽说同屋里隔着玻璃，但也还是听到了另一问房里打乒乓球的"乒乓"声。我过了马路，走进一家茶馆。里面除了一个中年女招待以外别无他人。看那女招待的样子，她好像更愿意招待一位身上雨衣已干的顾客。我尽量轻手轻脚地把雨衣挂在衣架上，然后坐下来，要了茶和肉桂面包干。这是我24小时中次开口同人讲话。我翻遍了所有的衣兜，连雨衣的口袋也翻了一遍，后终于找到几封信可读，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旧信。其中一封是我妻子写的，另一封是我岳母写的。我妻子在信中告诉我在斯卡拉夫特第88号街的那个机构是怎样垮台的。而我岳母则是要我一旦有机会出军营，就去寄给她一些开司米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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