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非凡时代的铁打“老板” 1.聘来的接班人

2014年，是何享健的本命年。1942年出生的他，如今已72岁。逐步走向耄耋之年的他，眼下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美的集团的大权该由谁来接管。

何享健膝下有一儿两女，按道理来说，独子何剑锋似乎是接班人的不二人选，但出乎意料的是，何享健将亲手打下的江山托付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及专业管理团队，这也就意味着价值千亿的资产将由外姓人打理。

当然，他也并非脱离美的，而是参与分权管理和授权经营，其子何剑锋则会在今后以大股东代表的身份列席美的集团董事会，但并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不会插手美的的日常经营管理。

心甘情愿将大权拱手让人的何享健，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当起了“太上皇”。放眼望去，众多顶尖企业无疑不是由儿子接班，何享健能够跳出这个套路，可谓开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先河。

实际上，何享健乐于起用年轻人是出了名的。美的集团原11人的管理高层平均年龄仅有39岁，而近期一班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年轻化突出。而且，他们都不是“空降兵”，新晋董事会成员基本都是在24岁左右进入美的，如此算来，他们在这里工作了不下10年，全都是美的的老员工。

“不做家族企业”是何享健早年立下的保障，尽管他的保障与儿子何剑锋无心“继位”有直接关系。在董事会成员名单中，如黄健、蔡其武、袁利群、黄晓明、栗建伟等人，与何享健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都是职业经理人，靠的是经营企业的本事。

作为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何享健的传奇人生向来为人津津乐道。1968年，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男人，与23位居民集资5000元创办了“塑料生产组”，生产药物玻璃瓶和塑料盖，随后转向生产发电机小配件。如今叱咤风云的何老板，在几十年前，背着这些小东西走南闯北开辟市场。

涉足家电行业时，何享健已然在商海摸爬滚打了十几年。1992年，他以雷霆之姿推动美的股份制改革，成果就是美的在一年后成功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家由乡镇企业改组而成的上市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了何享健的英明远见。

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张瑞敏、李东生和倪润峰等人是各种排行榜上的常客，何享健却格外低调，他耐着寂寞隐于民间，曾有人爆料称他之所以鲜有于公众场合露面，是因为普通话不好。或许，他的低调在这个风云迭起的时代是稀罕物。

如何将美的大权顺利交接给职业经理人，何享健对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美的集团，高比例的股份占有率确保他有的话语权，但他热衷于构建多方股东共同持股的股权结构。2009年，他宣布不再担任美的电器董事长，并就此不再参与美的电器日常的经营管理；2011年10月，他大手一挥，向融睿投资和鼎晖投资转让出15.3％的股权，由此开始，美的的股权结构焕然一新。

何老板向来不是吝啬之人，尤其对为美的效力的职业经理人，他所给出的报酬数额惊人，单是二级集团总裁的身价便可达千万，事业部经理则至少百万。除了让人眼馋的高薪，自由的权力也引人瞩目。以事业部总经理为例，其权力包括产品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甚至还有部分财权。

对部下如此慷慨的何老板，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退休”呢？

2014年，何享健凭借美的电器坐拥261.84亿元的财富，到了2015年，却不得不面对财富严重缩水的局面。在家电行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美的也在劫难逃，股价持续下滑，何老板急流勇退也是一种明智之举。

作为老前辈，他最能感知美的将面临的挑战，想要安然渡过困局，不再是仅凭他一人之力就可以实现的，美的需要更多激情澎湃的年轻人。

起初，何享健热衷于说服儿子何剑锋接管美的，然而多年来的盛情却没能打动特立独行的“皇太子”，何剑锋显然对偌大的美的集团不感兴趣。1994年，他在顺德创办现代实业公司，经营小家电的贴牌生产，若是换个高端大气的说法，就是小家电OEM，这是他自主创业的开端。

2002年，经过8年商场征战，现代实业集团正式更名为盈峰集团，成为拥有5个实业公司、2个经贸公司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经营7大产品种类，包括风扇、电暖器、电饭煲、电磁炉、洗碗机、电热水器及消毒柜等22个系列，共有120多个型号。从原本的几十人扩展到5000余人，2000年的经营收入高达13亿元。

何剑锋是“海归派”，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他，对创业有着自己的方向。2004年，他将盈峰集团旗下东泽电器高价卖给上海永乐，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接连收购上风高科和易方达基金。

2007年，深圳市合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他的运作下成立，随即从美的电器收购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2008年，盈峰集团正式更名为“广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意味着完成了实业公司向投资公司的转型。

随着老一辈企业家纷纷走入英雄暮年，接班潮也随之而来。何享健采用的接班模式是业内人士所推崇的“现代派”，让职业经理人充当更重要的角色无疑是企业未来的一大发展方向。而同样是福布斯财富榜常客的王健林，也大力提倡“实现股权和经营权分离”，从而“推动封闭式家族企业向社会化企业发展”。

由于国内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完善，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尚未真正建立起足够的信任，至于道德约束、媒体约束和市场约束更是微乎其微。诸多老企业家未能同何享健一样，将大权放心交给外姓人，归根到底，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也有一定的道理。正因如此，由何享健钦定的新任“君主”——方洪波，就更值得关注。他到底有何种魅力，竟然打动了“太上皇”的心？

方洪波45岁，正值壮年。他是历史系出身，在踏入美的大门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刊编辑，然而20年后，他成为美的的当家人。他深谙时尚，名表、名车和顶级男装是他的标配，这与其他同行是如此格格不入，人们难以想象何享健会将重任托付给一个如此张扬的“少年”。

存在即合理。在方洪波坐上头把交椅前，他已经扮演了11年的2号人物——集团副总裁兼空调事业部总经理。2001年上任后，业内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他将向前一步走，成为1号人物，即便此后他在福布斯中国上市公司最贵CEO榜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作为历史系的高材生，方洪波是外界眼中的才子，而事实上，他更是商业精英。

1997年，是美的屡遭不顺的一年，甚至事关生死存亡。在危难之际，何享健眼光独到地选中了方洪波，将空调国内销售业务的管理权交给他。此番临危受命，压力可想而知，摆在他眼前的是春兰、华宝、格力三座大山，同时还要应对异军突起的科龙和海尔。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否则会砸锅；有金刚钻的话，揽下瓷器活之后，也许就是人生的契机。方洪波接到任务后，大力度调整营销策略，紧急筹建起19批营销小分队。一年后，美的不但解除了自身的危机，更是以200％的增速一举成为家电行业的三强之一。此后，美的空调势不可挡，以内销220万台、出口30万台的成绩跃居龙头老大的位置。方洪波一鼓作气，同东芝、开利展开合作，更为令人震惊的是2004年兼并华凌，这让他在美的的地位彻底坐实。

就是这般呼风唤雨的人物，却始终本着谦恭的处世原则，方洪波在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时，始终缄口不谈，继续着自己的低调。身为老江湖，何享健没有看走眼，方洪波的确是承揽美的帝国大权的不二人选。

美的在新掌门的领导下，又会创造出怎样的辉煌呢？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跟时代“死磕” 1968年的中国还处在一个跟着红旗走的年代，当时的人们不了解市场经济，也不懂民营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却对此有着难以言喻的激动，中国青年压抑太久了，他们的内心仿佛有什么在蠢蠢欲动。

何享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虽然时代给了他不能逾越的沟壑，却也为他提供了便利。他和他的美的帝国，都要从广东顺德的一个山村开始说起。

顺德有着与其他山村一样的外貌：无边无际的农田和辛勤劳作的农民，远处林立着葱郁的树木和若隐若现的民居楼，袅袅升起的炊烟在昭告着劳作的人们归家的时间，那时的何享健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一样的是，顺德是出了名的侨乡，村民在24小时劳作之后，谈论最多的就是“谁的儿女又出去打工了、谁家儿子又寄回来什么东西了、谁家孩子又赚了多少钱……”此外，整个顺德甚至整个中国还充斥着红色的基调，批斗会、游行、学，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色彩。

只是，这样的事通常让何享健提不起兴趣，这个不高不矮、国字脸的憨厚青年，脑子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难道在咱们这就不能赚大钱吗，非要跑到外面去？”抱着这个念头，何享健开始找比别人挣得多的工作——“24小时挣6角钱儿的活”。

1942年，何享健在广东顺德县的北滘出生，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何享健小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先后当过农民、工人、出纳，还当过公社干部。也许是丰富的工作经历，影响着他今后的选择。

1968年，年仅24岁的何享健展现出他不安分的一面。北滘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广州和港澳，水陆交通方便，民风开化，在这里，多的是和他一样“头脑发热”的青年。有了“赚大钱”这个想法，何享健坐不住了，东问西问，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随后便产生了一个念头——“难道我不能自己给自己发工钱吗？”

如此，何享健想当老板了，但现实情况不允许他做白日梦，没政策、没条件、没资金，想要办厂的想法屡屡受挫。思来想去，此路不通走彼路，于是，“成立个生产组，以后再做大”的想法应运而生。但是在那个一切跟着党走的年代里，自己成立生产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还需要跟镇政府打好招呼。

在何享健多次向镇政府汇报之后，他办生产组的想法终于得到了批准。有了想法就要有行动，何享健开始招兵买马。1968年5月2日，包括何享健在内的24位村民踏上了创业之路，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正式成立。

彼时，乡间路上时不时蹦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激励着何享健这样的中国青年大步向前，由此催生出一代中国企业家“疯狂生长”的时代。

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对于此类生产组的看管并不严格，没有条件、没人重视的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开始了自救的过程。他们每人集资50元，再通过其他办法一共筹得5000元钱，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辛苦钱，分量自然重，沉甸甸的是他们的希望。

他们有了启动资金，并推选何享健担任组长。从原来的一个想法到此时的初具规模，何享健这个憨厚的青年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革命路。何享健和战友们远离“”的喧闹声，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此时的他还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为新中国经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走过闭门造车、文化大冲击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经济上的春天。虽然不是好的时代，但无数的想法经由中国青年们的实践均成为可能，这也给未来的开放性市场提供了温床。

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夏衍，谈到那个时期的中国民营经济时，有过一段很著名的描述，他在《野草》中这样写道：“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也被它掀翻。”这是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

此时的中国，有许许多多与何享健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自力更生创办的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正是这时崛起的一批中国企业，成为了日后代经济的支撑。

在浙江，有一位鲁冠球，他创业时只有19岁，当时他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了粮食加工厂。1966年，鲁冠球把自己之前经营的一切连同全部积蓄——1150元钱交了出去，换回来一块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这是未来万向集团的雏形。

鲁冠球创办万向集团的经历，是一个中国乡镇企业走向成功的启示录，通过鲁冠球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农民找到了致富之路，也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万向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这是中国改革之路的开端，也是中国经济复苏的起点，很多企业在当时都是被“跳出来、逼出来、冲出来、站起来”的，改革的这条路是他们硬生生闯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虽然经济形势让人看到希望，但国家对商业活动还处在严格控制的时期，很多经济行为受到严重约束。例如，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通知中强调：“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弄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

在这样的束缚下，中国的创业者是没有机会的，艰难的创业条件阻碍了很多人的梦，但更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无惧艰苦，在面对规则之时勇于踏出及时步，何享健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从此开始了属于他的“野蛮生长”。

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表述了当时像何享健一样的创业者的发展模式：“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长，也不是不讲理的生长，而是内心的一股劲头，是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何享健、鲁冠球，这些在中国经济刚刚萌芽之时抓住机会的创业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为中国贡献出最勃发的力量，这些以数百亿、数千亿论资产的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在大多数分岔路上选择正确之途，都仰仗于他们这一代不畏首畏尾，与命运博弈、跟时代“死磕”的创业先行者。

此时的何享健，在顺德北滘这个不为人知的边远山村，创办了日后名冠天下的美的集团雏形。未来的辉煌不可见，对眼下的何享健来说，最主要的是生产和卖货，这两样哪一样对现在的他来说都不简单。

3.从做瓶盖开始 在“”时期，何享健和他的弟兄们，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大帽子，很多人觉得他们干不了多少时间，舆论的压力让人想要退缩。

生产组成立不长时间，何享健等人就遇到了及时个难题，外界的质疑之声让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何享健的心中虽然被创业梦鼓舞着，内心充满希望，但“”时期，人们都看不起这些“胡闹”的创业者，甚至觉得他们不务正业，“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这个不起眼的作坊，在人们的眼中一文不名，时间一长，就连何享健他们自己也觉得最初的梦并没那么光彩。

几日之后，何享健等人觉得不能再这样无精打采下去，他们召开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的及时次会议，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何享健心里也有了迟疑，“本来自己只是想多赚点钱，原来的工作也算安稳，怎么也算个农村的小干部”。何享健原来负责管理农业生产，有事的时候拿着喇叭在村里走几趟，再去田间转一转就是他的工作了，一年也忙不了几天，这样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既轻松又体面的。“干了就不能这么结束”，疯狂发展的代创业者的激情感染了何享健，让他的内心也不甘于平淡。

最终商讨的结果是他们决定继续干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有了坚定的信念，也就不再有人嚷着退出。生产组的成功创立让何享健像打了鸡血似的，斗志昂扬。

时任北滘公社管委会资料员的冯润胜，是美的发展的见证者，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还真有些韧劲儿。他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时曾说：“美的这个企业开拓的时候，基本上不仅政府看不起，社会也看不起。街道小企业，办这个企业大家都不知道他搞什么产品？”

就是在这样的怀疑下，何享健和他的伙伴们坚持了下来。弱肉强食，今日的美的集团之所以如此成功，自是有它的原因。始终如一的坚守，加以强硬技术的支持，使得美的集团披荆斩棘，战胜困难，越走越远。

当时的何享健内心波澜频起，可他还要面临更为实际的问题。生产组的主要业务是生产瓶盖，而生产地仅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由工人们用竹木沥青纸手工搭建的厂房。生产材料的匮乏，使得他们只能回收废弃塑料，挑挑拣拣，纯粹地依靠手工操作来加工。在生产条件差，生产材料不充足的情况下，生产设备的落后更令工人的作业难上加难。

就拿最基本的工作——生产瓶盖来说，工人们在压制塑料盖时通常需要两人或多人配合，可不合适的机器在他们手中极为“倔强”，强大的作用力常常会伤到工人，有几次甚至还打掉了操作工的牙齿，何享健一干人等经常伤痕累累。

但就是这样费力生产出来的瓶盖也粗糙得不像样子，可想销售之苦，所幸还是在全员同仇敌忾之下，陆续接到了一些订单，就是这些寥寥无几的订单让他们得以生存。

这些艰难生产出来的瓶盖，成了日后何享健称霸一方的基础。现在的很多商人喜欢谈战略，发展新产品，讲究创新意识，可对中国早期的创业者来说，他们起家的项目往往很简单，甚至很不起眼，这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靠着一点坚持，在沧海横流中守住自己的阵地，也为日后的成功做着最“粗糙”的原始积累。

他日，何享健当初生产的不起眼的小瓶盖摆进了美的集团的陈列馆。每当有人参观至此，都会感到惊讶，原来千亿荣光的背后，也有如此默默无闻的岁月。

当年美的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瓶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其他厂商的瓶盖相比，甚至还有些粗糙。若硬要说不同之处，就是其中的人情味。瓶盖之中蕴含了何享健和他的伙伴们的艰辛，每一次的生产都在黑暗中前进，没有光亮，却不曾放弃。

生产瓶盖的条件虽然艰苦，但突来的自由让何享健和伙伴们还是尝到了甜头。在“”的特殊环境下，在政策制度严厉的时期，何享健的瓶盖生意注定做不大，但这并不是何享健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毕竟也是“6角钱的活儿了”，他沉浸在创业的幸福里，看到了创业带来的机会。

虽然是小作坊，何享健希望它能发展壮大。他知道，生产组里的人大多是从周围田间招募来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这大大阻碍了瓶盖生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想找个懂行的人来帮忙。

那时的经济受国家制约，愿意来干活的都是田间农民，真正工厂里的工人都是吃“皇粮”，就算你给的工钱高，人家都瞧不起这样的生产组，何况是懂生产的技术员。当时，顺德的北滘县里只有一位考上机械中专的人才，放至今日可能无人理会，但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乡里的“秀才”了，家里要是出了个这样的人，那的确是给家人扬眉吐气了，这位“秀才”叫梁伟伦。他当时在县里的顺德糖厂做技术员，这可是县里的国营大厂。

经过多方考虑，何享健打起了梁伟伦的主意。那段时间，何享健经常到这位乡亲的家里跟他和他的家人闲话家常，时不时地表现出要将其拉入团队的意思。时间长了，梁伟伦也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就这样，何享健终于为生产组拉来了一个懂技术的人才，梁伦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日后美的集团的首位技术人才。

从国有企业到乡间的生产组，很多人都不看好梁伦伟的选择，说他是自毁前程，自己打碎了“铁饭碗”，为他感到惋惜。可时至今日，没人再说他选错了。想来，当初梁伟伦若是扎根在国营大厂，很难想象在下岗浪潮中仍能坚守。

梁伟伦的加入，给生产组打了一剂强心针，何享健十分重视这位技术人才。他知道，梁伟伦为了自己放弃了国营大厂的好条件，他自然要为其创造更好的条件。何享健借着过去的公社关系，妥当地安排了梁伟伦的工人户口，也给了他当时厂里较高的工资待遇。如今，美的集团里的技术人员仍拿着较之其他工种更高的薪资，这也是从那个小小的作坊延续下来的传统。

梁伦伟没有辜负何享健的厚爱，他的加入让生产组朝向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也令其从根本上摆脱了小作坊的名声。他的技术，让生产组生产出来的瓶盖不再毛毛糙糙、大小不一，整齐的瓶盖、低廉的价格，让何享健和他的瓶盖开始有了些名气，原先的谩骂和怀疑消失了，换来的是一句句感叹：“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彼时，旁人也期待着这个生产组能折腾出些大动静。

4.介绍信藏“玄机” 何享健的生产组在艰难的环境下组建完整了，虽然条件恶劣，但人心团结。

人才是生产的及时要素，但除了人才，技术水平、生产条件也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当时何享健的生产组仅有一台手动注塑机，难以想象美的集团的辉煌就是由此开始的。这台的生产机器跟当时的手啤机差不多，手啤机是当时广东常见的一种制作工具，里面包含了很多日后美的的支持性技术。注塑机和手啤机让美的集团在技术上有了经验之谈。

那个年代，广东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引进了很多新颖的生产技术和产品，造就了何享健等一代人的崛起，也造就了很多奇妙的新词汇。

美的的一路走来，不断有人加入，也不断有人离开，但何享健却从未想过要离开。周秀玲作为美的23位创业员中的一员，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她表示那是一段火红的时光，电力的极度匮乏加速了人们的火热情绪。生产组所在的地方经常停电，他们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用煤油灯和木炭加热原材料。经常使得生产车间内煤油味儿十足，车间里还总是黑烟弥漫，烤得人也黑乎乎的了。

经过烟熏火燎后，生产工人们还要再接受“水刑”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