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仇人

近10年来，疯涨、调控、反弹、地王、日光盘等词语盘踞在媒体报道的版面和百姓的心头，房地产业常常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些也许都是20多年前那些远赴海南淘金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当年的地产从业者，住平房、啃馒头，为卖出一套房子而跑断腿。也正是这些创业者为无数的后来人打开了财富之门。20年过去了，这些随着市场经济一同成长，并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如何回忆当年的经历？今天，他们又在思考着什么呢？

他生于西北甘肃，却在海南捞得及时桶金，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却毅然离队独自前行。他是地产商，却跑去写书、演电影、主持网络节目、关心空气质量。他行走于江湖，留下无数传说，他是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他只为自己代言！

精神的低谷比物质的低谷更加可怕

或许下面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但是我愿意真诚地跟每一个人交流。

有人说我把自己的头像印到了货币上，但其实这不是货币，只是一个书签。因为去世了一个人物(指史蒂夫?乔布斯——编者注)，我说了一句话，网上就调侃我，让我把房价降下来，我就自己印了个书签。 这个书签没有任何价值，也千万不要去流通。

可是我觉得这后面写的一句话很有意义，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只要战争意念一冒头，就要用更强大的和平的思想去遏制它，要用更为强烈的友爱思想去消除仇恨的念头。"好多年前，我就看过这句话，当时不是特别明白它的道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明白这个道理，我觉得这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

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当时社会上开批斗会，我们班上也开批斗会，就抓住我批判。理由是我们班上一共13个同学，而我是其中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是地主家庭。最糟糕的是我的亲爷爷，他上了黄埔军校，做了国民党的军官，当然他从来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老跟日本人打仗，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被送回了家，后来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世了。他是在1957年因病去世的，而我在1963年出生，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我爷爷却让我们家里受到了非常大的连累，因为要批斗就是批斗我。

我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在批斗时把我拎起来放到桌子上面，批斗完了才把我放下来，班上每一个同学都往我的脸上吐口水，连女同学都往我脸上吐口水，男同学比较调皮，把鼻涕往我脸上甩。小学的孩子自尊心特别强，我在批斗一开始就哭，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根本没见过面的爷爷，我脸上都是全班同学的口水和鼻涕呢？

等我下台的时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说，我有仇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仇人，其中一个就是把我放上来的老师，他是一个我远房的叔叔，还有一个仇人离我很远，我没见过面。这是我很小的时候从心里面萌生出来的仇恨的力量。

从物质上来说，我最贫困的时候就是小学阶段。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住的环境不是特别好，家庭整个背景也很压抑。我们这个村子一共26户人家，大部分人都没上过学，当我的父母亲忽然来到村里时，所有的东西都跟这个村子格格不入。我的父母亲对孩子有要求，要让我们刷牙，这件事情我在小的时候一直想不通。小孩子都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可是我的父母亲就说你就要跟别的小孩不一样，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等我稍微大一点，西北发生了干旱，没有粮食吃，要吃救济粮。当时救济粮是发很大的红薯片，吃得我现在一看见红薯，胃里面就冒酸水，因为小的时候顿顿吃这个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没有粮吃了，大队发了救济粮，我很高兴就去领。我们的队长和保管就说，"你们家不能领"。我说，"为什么不能领呢？""救济粮是给贫下中农的救济粮，你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成分吗？"我非常沮丧地回到家里，向我爸汇报了一下，村里不给救济粮了。我爸爸说："哪儿有这样不人道的，我们家是地主也要活下去，不能要人命啊！"

我还记得在这24小时同时发生的事情：我爸爸和我妈妈说，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了，而且这个人造地球卫星还会唱《东方红》！我爸爸说，家里人都要饿死了，还要把这个东西放天上去，干什么呢？这在我的记忆中是特别深刻的。小时候缺粮食，让我觉得是迈不过去的坎儿。可大了之后，我有能力让自己吃饱饭，让自己家里人吃饱饭，这已经是我们作为成人的一个基本责任了。

我真正苦闷的还是20世纪在海南岛的一段时间，那真是一段很无聊的时间。有幸的是我认识了王功权，认识了冯仑，认识了易小迪，认识了这样一批人。我们的关系很紧密，不是一般的紧密，不光是谁给谁分个房子、谁跟谁坐个车这些事情，而是精神上面像一个家一样。

那时候，我们的心情都比较苦闷：我们怎么跑到一个荒岛上来了呢？王功权坚定地说，我们就是为了办公司。可原来我们的理想呢？我们办公司就是走中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不是为了赚钱。可是，毕竟这一句话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心里还是很苦闷，所以就读书，当时我对所有政治的书籍不感兴趣。那读什么书呢？读佛经，我们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读佛经比我读得更好，是易小迪。他带着我不断地读，读完以后我读不懂，就问他："你懂吗？"他说他也不懂。不懂怎么办呢？我们俩就一起背着王功权，一段一段地背佛经。读完之后觉得每个汉字我都认识，一句话一句话的我都知道，可是放在一起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我没搞懂。佛经没有读懂我就读易经，一段一段读易经，一段一段背易经。当时我钱不多，花了700多块钱把能买到的中国所有易经的书都买来，所有关于易经的书都翻开看。看得多了就想试一试，结果拿着王功权试了一下。

王功权：当时我们有两个房间卖不出去，有24小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闲聊天。这潘石屹就说，我来算一卦。潘总会算卦！结果他用扑克这么一算，很认真地说，这不行，这个风水不好。当时我就彻底震惊了！

跟王功权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确实算过卦，而且办公室的人排着队来算卦。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中整个精神追求的道路上所走的一段弯路。，我发现看个相、算个卦这些东西在精神境界中都是特别低层次的东西，人还要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在得失、取舍、交易这些过程中，我就慢慢地在精神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直到今天我还在探索，实际上我想用这一辈子的时间在精神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去寻找。

所以人生的低谷，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低谷，一方面是思想上、精神上的低谷，而精神的低谷实际上更加可怕。

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仇人

再来讲讲关于我和任志强的故事。

在微博上，有很多人问我，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问我："你跟任志强是敌人还是朋友？"看着像仇人，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部分不了解的人说，我跟任志强关系很亲密，甚至有个词叫基友。那么就再拿朋友和敌人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当我长大了以后，经历了好多事情，在海南岛碰到好多朋友，我的仇人、敌人、竞争对手，好多好多。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却碰到了任志强，处处刁难我，处处欺负我。任志强当年在北京赫赫有名，不光是北京，在全国都不得了，按现在的说法是房地产的大鳄，他根本瞧不上我。

我好不容易建好了房子，请他来参观，他带着一个漂亮女孩子，两个人过来参观，看完之后走了。结果我及时次发现世界上有人这么勤奋！他用一晚上时间写了12000字，把我这个房子说得一无是处，的结论是：在北京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房子存在呢？应该炸掉。

好吧！你写的信发给我批判我就得了，他没先发给我，先给了《北京青年报》，接着还把这12000字批判稿交给王石，说："王石，你有个《万科周刊》，房地产开发商都看，把我这12000字的信登上去。"王石很有原则，断然拒绝了任总的无理要求，一个字都没登。

我就想，与其让任总费劲地去登，不如我自己给任总写一封很客气的回信。写完信我觉得这个信写得很有文采、很有水平，因为任总给我写信的过程中一段话说："潘石屹就是个二道贩子。我是一个好的菜农，把绿色的、环保的蔬菜生产出来了，他一倒手就说这不是蔬菜是水果，能卖出水果的价格来。"于是我就起了一个标题，觉得还挺幽默，叫"一个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我让我老婆(张欣)看了一下，她读的书比我多，学问比我高，她说："这个名字土啊，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于是，主标题是"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副标题是"一个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挺好。我把这封信给任总递过去，光递给他不行，当时我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我出了一本书叫《SOHO现代城之批判》，给任总画了张漫画放进去。这是我跟任总最早相识的过程。

到了七年前的时候，有24小时我觉得我已经比较成功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赚到钱了，再不会因为吃穿发愁。我家里一直都是缺吃少穿的，妈妈因为没有钱一直瘫痪在床上，她看着家里面的小孩快饿死了，只好把两个小孩送出去。其中最小的妹妹只有三个月大就被送出去，而我妈妈的要求是，只要这个农民家有个奶娘，或者能够让我的妹妹喝上羊奶活下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到北京来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了，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可是，我老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点不安，什么地方好像有点别扭，我不是一个特别放得开、特别开心的人。我想了想，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些仇人，这些仇人欺负我、侮辱我，每每想起这些东西来，我的心里就不平静，就觉得烦躁不安。我小时候的仇人已经去世了，上天堂了，唯独还剩下一个任总，这不就是他们折磨得我天天不高兴吗？而且他们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有一些自己认为的仇人，我自己认为侮辱过我、欺负过我的人，我冷静下来一个一个写在名单上，然后我就焚了一炷香，念完祈祷文，就把这个名单烧了，我就在自己心里面默默地说："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仇人都没有了，都是我的朋友。"今天，任志强是我的好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等我做完这件事，出去正好走到长安街上，顿时觉得长安街怎么这么漂亮！过去天天看都不觉得漂亮。天空怎么也这么漂亮，PM2.5也不是特别多了。我觉得相由心生，心境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要向大家交代的我和任志强的关系，还有我心里是怎么一步一步看任志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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