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的原则

兆民认为民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民外无政，政外无民，相合一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反对专制制度，主张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兆民看来，专制制度有三大弊害：(1)专治的国家，“它的君主或耀武扬威，或好大喜功”；(2)它的宰相“或邀功，或贪名”；(3)它的人民“或命殒于刀剑之下，或受运送粮草的劳苦”。而以民为本的根本就是赋予人民自由的权利。

兆民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历史上的自由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天命之自由”——“人义之自由”——“心思之自由”。“天命之自由”指的是“上古的人肆意为生，没有任何约束”。这样的自由虽然依赖人的天性，却是凭借力量来办事的，不免有交侵互夺的祸患。“人义之自由”是通过每个人放弃天赋的自由，“相约共建邦国，共创制度”而实现的。“人义之自由”相比“天命之自由”在个人自由的保障上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也不是的，它的弊端是自由通过民约获得了保障，同时也受到了民约的限制。“心思之自由”是自由发展的较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共同地参与宪法的讨论，自觉地遵守已经订立的宪法，形成“自我为法，自我循之”的自由局面。

兆民没有拘泥于卢梭的自由观，而是将自由的基础置于儒教修身的政治观来理解，对自由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自由的本义源于liberty一词，为自由、自主、不羁独立等意思。而在古罗马这个词的意思是与受到束缚的奴隶囚虏相区别的拥有权力的士君子的称谓。因此，自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心思之自由”(liberty moral)，即“我之精神心思不受其他事物的束缚，得到了发挥”，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根本，是其他百般自由的源泉。另一类是“行为之自由”(liberty politics)，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它也可以称作“市民的自由”或“政治的自由”。“行为之自由”因为受到外在因素的束缚有可能消失，而“心思之自由”却不会消灭，这是两者间的重要区别。兆民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心思之自由”与“行为之自由”都不应该有所差异。他主张向这两种自由都有所保有的“衣冠文物最为夸耀的欧美诸国”取经学习。在兆民看来，张扬自由权的方法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起来，使他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另一个途径是发展教育，使人们能够明白正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