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占领日本(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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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仪式结束六天后我才首次访问东京。占领期间，我将定居在美国大使馆，从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至此不过 22 英里，然而这 22 英里却唯见大片焦黑的瓦砾和破败之象。

我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的及时大厦(Dai Ichi Building) 1 ，与天皇的宫邸隔护城河相望。占领政府的运作模式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作为职业军人，我却承担民事职责，对将近 8000 万人拥有的统治权。我将一直保有这一大权，直到日本能够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成为所有自由国家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及其人民像战争后期的日本这般遭到彻底的摧毁。不仅军事上惨败、武装力量覆灭，也不光工业基地被夷为平地、土地被外国军队占领。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相信日本式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信仰如今在完败的痛楚中荡然无存。这一灾难带来的冲击在现代史上绝无仅有。在这与世隔绝的岛国上，极端的封建主义曾长盛不衰，并最终导致日本民族对自身武力及文化优越性近乎神话般的狂信。

尽管缺乏铁、煤、多种金属、棉、石油等几乎全部现代工业所需的必要原料，但日本在 20 世纪仍然实现了繁荣，这主要得益于该国人民的勤劳节俭。通过国际贸易和商业谈判，他们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材料——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从美国进口棉花，从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进口橡胶、锡和石油。同时，亚洲数百万劳工阶层都负担不起生产成本更高，因而更加昂贵的欧美商品，但日本低廉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能够满足这一市场所需。

多年来，日本的基本国策和目标一直在于保障该国的工业原料产地。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和满洲，并试图将整个中国置于其掌控之下。日本帝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数十亿利润被投入到这些海外领地。事实上，日本走向战争的其中一项原因便是担心罗斯福总统会发动同盟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不论这样的判断正确与否，日本都认为制裁会瘫痪其工业，继而引发国内革命，所以希望占据这些对于其工业帝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原料产地，长期维持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蒙蔽欺骗的日本民众一直都相信己方正在走向胜利。而现在这一切顷刻间如梦方醒，日本人被无法想象的废墟和灾难所吞没。在这苦难的时刻，他们和其他人类一样试图寻求宗教的支持。然而在这紧要关头连宗教也抛弃了他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早已被政府渗透控制，成为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由于被赋予如此巨大的权力，我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权力是一回事，如何运用则另当别论。军事知识帮不上忙，我必须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工程师、生产主管和教师，某种程度上我还得成为神学家。我必须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无论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样的伦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灵魂深处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须用荣誉、公正和同情来填补日本在政治、经济、精神层面的空虚。将日本民族从军事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内部推进自由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俨然成了世界上较大的实验场。盟国的初衷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惩罚战犯。然而日本的实验必须走得比这更远，对此我心知肚明。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企图通过军事占领来征服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于军事占领我并不陌生。及时次世界大战后期，作为师长的我曾率领麾下的彩虹师驻扎在莱茵河西岸。我对军事占领的弊端拥有亲身体会 ：民治被军事统治所取代 ；被占领民族丧失自尊自信 ；中央集权和独裁制日益占据主导，而地方自治和代议制随之式微 ；在外来武力的淫威下，国民精神不振，道德水平下滑 ；占领军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权力的疾病在他们中间滋生蔓延，进而产生某种种族优越感。倘若军事占领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慎重对待，被占领一方往往沦为占领者的奴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乎每场军事占领都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我研究过亚历山大、恺撒以及拿破仑的生平，他们都是伟大的将帅，却无一例外地在军事占领期间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努力回忆多年前父亲教给我的他自己担任菲律宾军事总督时的教训，然而深深的疑虑始终挥之不去。面对意料之中的危险我能成功吗？疑虑将为我提供的保障，而恐惧将成为我较大的优势。

从接受较高司令任命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通过天皇和帝国政府的官僚机构来实施何种政策。我深谙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优劣所在，因此认为自己计划中的改革应该同时带给日本现代的进步思想与实践。去军事化是及时要务，接下来的任务包括惩治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雏形、对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的做法、营造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氛围、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这些任务占据了我接下来五年以上的时间。尽管其中有些做起来相对容易，有些遭遇困难，但所有任务最终均告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日本民众与我这个驻日盟军较高司令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的互信关系。我一直致力于为日本民族争取公正的对待，甚至不惜违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国的意志，当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征服者，而是开始将我当作日本的保护者看待了。这些人民突然被置于我的掌管之下，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既要在精神上引领他们，又要在现实层面管理好他们。从一开始我就告诫我们的军队，世人将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评议我们的国家，占领工作的成功全然仰仗他们的从容镇定和自律自制。总体而言，他们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他们以身作则，使这个闭塞岛国的许多古风陈习为之一变，令日本民众心生敬佩，不愧为亲善的使者。

在法令方面，我倍加小心，避免对日本传统文化或者日本生活方式横加干涉。我频繁发表公开讲话，建议日本人以一种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糅合两种文明的精华。同时我也谨慎地告诉他们，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在这方面毫不借鉴他人。我鼓励各行各业的日本人到西方国家旅行，并尽可能促成这样的访问。我一直认为占领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我坚持主张在教化日本民族的同时我们也应发自内心地向对方学习。为了还日本人以尊严和追求，我下了一番心血。随着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回归，他们逐渐开始热诚而友善地交流思想。这种相互尊重成了美日两国人民评价彼此的基石，占领工作也因此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一篇充满人性温情的独特华章。

其中有些问题的根源之深远是我们在 1945 年夏天停火时无法想象的。

照理说，日本是二十世纪的文明，但事实上它却更接近于封建社会，尽管封建制度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被西方国家摒弃。日本人的生活中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比封建主义还要古老的东西。虽然经过了三千年的进步，西方世界早已对神权政体弃如敝履，但这一制度却在日本绵延至今。天皇被视为神，普通日本人甚至都不敢抬眼一睹统治者的真容。这位神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话就是律法。其无上权力的背后是一小群特权家族，分别掌控着日本的军队、政府机构和经济命脉。民权乃至人权都是不存在的。只要乐意，统治集团可以对日本百姓私有财产和劳动成果恣意夺取。1937年至 1940 年期间，超过 60000 人被秘密警察以“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入狱。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划分，日本更接近古代的斯巴达，而不像其他任何现代国家。

日本的战败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国家被彻底击垮了。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失败——无数工厂、数不清的住宅、整座整座的城市都被夷为平地 ；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失败——几乎整整四年日本人都坚信胜利在望，每个通告栏都在吹嘘军队的大捷。不仅如此，日本人还被告知他们正在进行某种圣战，正在对抗目空一切的野蛮人。日本必须赢得战争，以阻止强暴、谋杀和其他不可名状的罪行。作为美军领导人之一，我成了日本政府的主要诋毁对象。当美军于 1945 年 8 月踏上日本国土时，美军指挥官暴虐成性、美军士兵贪得无厌的成见早已铭刻在每个日本人的心里。

从一开始我就尽力消除日本人的这些错误观念。在“密苏里号”上发表的演说中，我非常审慎地向日本人做了保障。之后过了几日，当我把司令部搬到及时大厦的时候，又公开发表声明称“驻日盟军较高司令无意压制日本，只想帮助她重新站起来”。我一再强调我们肩负着多重使命。是的，我们的确打算摧毁日本的战争力量。是的，我们的确想要日本为过去的错误接受惩罚。这些都是写在投降条款里的。但是我们也认为，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好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一个给予全体日本人自由和公正的日本。当然，这个新的日本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我下定决心，那些我们曾在战场上为之奋斗过的原则在占领行动中也要得到遵循。

战争期间盟军海空力量对日本建立的封锁相当有效，导致平民的食物供应严重不足。许多遭受严重轰炸的社区都面临饥荒的威胁。在日军占领之下，沦陷区人民尽管一贫如洗，却要被迫为侵略者提供数量充足甚至堪称奢侈的给养。时过境迁，如今成为被占领一方的日本人自然没有理由得到更好的待遇。然而，日本的食物紧缺现状一经确认，我当即下令禁止占领军从民间征用粮食，同时要求华盛顿立刻开始输送救济粮。效果立竿见影，日本高层的态度从原先毕恭毕敬的礼貌变成毫无保留的信任。日本的新闻界起先半信半疑，如今也开始齐声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