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敌是社会——愚人情书

爱人：

自从你不让我和你见面，我真想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放下。但大家都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现在，剩下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面前必须负的责任。昨日列一张清单出来，手上的工作总共十七项。九月，原来已经进入绞尽脑汁之季。

脑——与老的发音好不近似，可是它也会老呀——据说，老了，脑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或，未老已经遇上这些问题——最近分别与几个朋友谈到丘世文的脑癌。

你一定不知道了——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轻文化人中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 是他和邓小宇、 陈冠中三个人创办《号外》的。当时的《号外》 ，自然不是现在的样子，它肩负了分析针砭文化时弊的大任——以嬉笑怒骂。每一期的封面已是先声夺人——假如现在你会好奇谁是新一本 《阿米巴》 (Amoeba) 的封面人物，当年《号外》 ，应该称关注。将杂志变成明星，在香港，恐怕后无来者，唯有八十年代的《号外》 (因为经济起飞，香港转型金融中心， "建筑"和"城市规划"也是《号外》的两个"主题" ) 。

曾经，每期《号外》我都有，却在搬家时不懂珍藏，撕的撕，掉的掉。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号外》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就会明白香港现在是如何没有选择地……开倒车。

而当年《号外》的一只重要脑袋丘世文，也要面对它的衰竭死亡。丘世文和我的工作室曾经在同一座大厦。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进出时碰见。他的"传奇"是家中没有墙壁，只有书柜。他在杂志中的读书报告是好看的，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是剔透通明的，像……昨夜之灯。每次看见他，我都毕恭毕敬。(另一个令我有同样尊敬的，是现在任职消费者委员会的前立法局议员胡红玉，她以三年议员任期，争取成立"平等机会法案" ，唯是争取不到性倾向歧视的条例三读成法案。在她落车之前， 《经济日报》去访问她，问三年之内学到什么，她答 ：学到怎样去争取一件事情，以及如何交给别人继续，然后自己 move on。 )说回丘世文。他常常吸着烟斗，十分学者风。他是港大的精英。对港大，那年代的人感情至为深厚。许鞍华有部八十年代拍的电影叫《今夜星光灿烂》 ，林青霞饰演一个港大学生，与讲师林子祥发生恋情，分手过后了十八年，恋上了少男吴大维，后来才知道他是林的儿子。有一个镜头我的印象深刻极了，是荷花池。最近许鞍华的纪录片《去日苦多》 ，也是对港大致以怀念，她找来詹德隆和吴霭仪谈大学生的素质。当中有许多怀旧感慨，当然少不了即将拆卸的何东。

丘世文有一个笔名叫顾西蒙，有一系列书叫《周日床上》 ，写大学毕业的八十年代新中产如何赖床……因为缺乏人生的推动力。写得万分万分好，好的文字，好的设计，好的观察——从专业人士身份到低下阶层，统统深入生活，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镜子。现在恐怕已经绝了版，否则，不论从阅读趣味或认识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必看之作。

那年代，我们的脑袋，有别的脑袋来刺激、滋润。这，未尝不是集体的鞭策吧——就像我说过老师在班房里的责任，其实应该是鼓励同学 speak their minds ，因为每个人要听见自己的声音，必须透过别人的声音。一粒石子投掷出来的涟漪，到底不似彼此起落的竞投，这样，湖面的荡漾，才不是一、二、三，然后寂止。

八十年代有新兴的媒体、文字、影像、音乐(达明一派！) 、时尚、剧场(进念)——新，即是某程度的破旧。见得愈多，人们的脑袋愈是跃动，心头也相对开放得多。那时候， "接受 /不接受"不是人们的底线，相反，大家只会希望追上时代步伐，证明自己也做得来、做得到。

九十年代较大的分别是，因为政治前景的不明朗，回归既成定局，大气候一片逆来顺受，所以表面繁荣，实则……报纸头版愈来愈似漫画——大只耸动的标题，大幅吓人的视觉 ：不是很像《风云》连环图吗？

而且，没有几张报纸能够脱离这种"投大众所好"的框框。昨日一份报纸的文化版编辑来电，她说做完国际意见调查，报告出来如下 ：

(一)读者要多些彩色图片 ；

(二)少些又长又严肃的文章 ；

(三)多些生活化材料(即是吃喝玩乐信息) 。

听罢我便问她： "这样的意见，也要花钱才调查得出来吗？"或，这份报纸的老板是否一定需要这个报告，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级，把自己改装成《东方》三号、 《苹果》四号？……没有选择，这个城市。

没有选择，是因为有财有势、控制大众思想与行为模式的野心家们，十足十地掌握了香港英治时期的习性，继续推行"中国人殖民中国人"——以对脑袋的不尊重。

你可以说，责任没理由归咎卖物者，应该是买物者自暴自弃才对——是他们先不尊重自己的脑袋，不认为思想自主是作为一个"人"的最珍贵之处，所以才会被喂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养成长期依赖的习惯。乍听，这也真是鸡和蛋之争。不过，就是有人不能认同目前的状况，他们出力，还是不易得到响应支持——英治的一个后遗，就是将无力、无自信的自我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种植在被管治者的脑袋和血液里。于是，有理想与逃避至上的，变成互相克制，自己人打自己人，时间精力花在了内战之上，的管治者大可放心睡午觉去了。

选择，是脱离惯性，怎少得了"勇气"？

"惯性" ，放在香港的范畴，没有任何例子比得上 TVB 的收视率——它的节目真是质量保障吗？答案虽然清楚不过，只是观众看得多跟少的差别，殊不知真正的差别在于——要求！

要求 TVB 进步，不一定上 K-100 对住镜头像白痴般喃喃自语。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自己制作节目。

自己制作节目，不一定是搬上屏幕，可以在舞台，在纸上，在家里，在同学当中。

所以， "要求"不应该是消极、 被动的。 "要求"有很多变量，而 creativity，才是目的，又是手段。

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 大部分都在身受 "创意已死" 的煎熬，所以觉得"要求"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人们甘于过着"没有要求"的生活，相反的，没有能对自己作出"要求"的人，愈是对苦闷寂寞的生活作出"要求"——自己愈是不能做到，愈是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个"别人" ，不是别人，就是"对象" 。

父母把子女当成"对象" ，男人把女人当成"对象" ，女人把男人当成"对象" 。 "对象"把"对象"当成"对象" 。当"要求"不切实际，不能被满足，大家就把责任推诿在人物、时间、地点，而不是回到根源： "我"为什么有这些(不能要求自己的)要求？

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容易——像，要求别人对"我"好，总是容易过要求自己对"自己"好。因为"我"和"自己"是有分别的(法文不是也这样教吗？)——"我" ，是 ego，它在任何事情的前头，是拉住马车的头马，所以甚少能够放下。 "自己"则是一种 self——是放下了"我"才看得见的真正主体。

凡事以"我"为主，未必是抓住了"主题" ，更多的时候，却正好相反 ：别人不动我不动，是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