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认为，读了《佛家名相通释》，使自己深受教益。他对熊十力近于魏晋风骨、清新洒脱、机应自然的文字风格尤为服膺，书中警句至今尚可背诵。王元化曾经向熊十力谈到自己的读后心得，认为书中所揭示的分析与综合、踏实与凌空四者兼顾而不可偏废，诚为读书要诠。

在两人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王元化向熊十力背诵了书中的话：“吾尝求此于人，杏然无遇，慨此甘露，知饮者希，孤怀寥寂，谁与为论?”

熊十力听王元化说着，不禁颔首微笑，表示了他的高兴。他还向王元化讲述他治佛学的艰苦，面对浩如烟海的内典，茫然无措。曾有一个时期，他埋头在明人的疏记中，废寝忘食，而所获甚微。

在王元化看来，熊十力说这些话无非鼓励自己勤奋好学。

这部《佛家名相通释》给王元化的印象很深，经过“”的浩劫，王元化竟然还保留着这本书，真是奇缘。1979年王元化提笔写下了他读《撰述大意》的“体会”：

这篇《撰述大意》曾批评了坊问作为初学津梁的《唯识开蒙》《法相纲要》之类的著作。他认为这类著作只是粗列若干条目，杂取经论疏记的陈言，割裂其词，分缀单条，读者纵然反复览观，终无一径可通。而作者撰《佛家名相通释》却着重于阐发佛学的体系，探究其间的有机关联。所谓“名相为经，众义为纬，纯本哲学之观点，力避空想之浮词”。其特点在于把分析与综合统一起来，“必于千条万绪中综合，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这种编纂辞书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作者这部《通释》颇近似今天的百科全书或大事典，既易于寻检，具有工具书的便利，使读者可以迅速查考某一名词的简要解说，同时又可作为读者对佛学研究的入门向导，兼有教科书的作用。《通释》在分释各名相条目时，从佛学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出发，殚其统系，明其脉络。这样，就可以使读者对这一学科得到完整的系统的初步知识。此外，书中还在适当处列举了有关书目，予以钩玄提要的说明，写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助于引发读者作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如果把《通释》作为一般辞书看待，我觉得上述这种编纂方法是很值得注意的……

撰述大意》还有一段文字谈到研究佛学的意义，也值得重视。作者提出“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作者认为“佛家之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照会.皆有其独到处二，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这段话也许说得过火了一点。事实上，自先秦起，我国古代就已涌现出大批名辩思想家，如：邓析、宋妍、尹文、彭蒙、慎到、尸佼、免说、田巴、惠施、公孙龙，至《墨辩》更为发扬光大，不能说我国没有逻辑学的传统。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独标中国史学，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则不免粗疏浅陋。这不是公允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自佛法东来，印度梵典的重逻辑精神，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面，确实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可举一例说明，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严密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及时部有着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从而章学诚称之为“勒为成书之初祖”。刘勰精于佛法，在重逻辑精神上不能不说是受到梵典的一定影响。目前，我们出版的文学史还很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一领域。甚至缩小一点范围来讲，连佛书流入中土后所形成译业宏富的翻译文学，至今也很少有人注意。就这一点来说，《撰述大意》提出的主张颇有可取之处。

撰述大意》又论到佛学的特点。作者以为：“以今哲学上术语言之，不妨说为心理主义。所谓心理主义，非谓是心理学，乃谓其哲学从心理学出发故。”接着，作者从宇宙论、人生论、本性论、认识论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并作结语说：“吾以为言哲学者，果欲离戏论而得真理，则佛家在认识论上，尽有特别贡献。”尽管十力先生始终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局限。有时甚至流入神秘主义，但他融会古今，力图用哲学观点来整理佛学的玄奥，使之明白易晓，却是应该予以首肯的。作者申明自己整理佛学所遵守的原则是“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句话很重要。

我觉得《撰述大意》写得好的地方也就在于谈读书。自然作者是就读佛书而言，但也可以推之适用于读一切书之法。这里撮录两条如下：“凡读书，不可求快，而读佛家书，尤须沈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人。吾常言，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探之故。”贪多求快几乎为读书界的通病，甚至不少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也难免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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