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时期紫砂名家与文人的交

宜兴紫砂陶器在数百年的流转、使用过程中，从煮水到煮茶，再随着茶饮方法的改变，由大壶到小壶，逐步演变成今日的艺术形式。紫砂壶不仅在生活上扮演实用器物的角色，而且在艺术欣赏的角度亦有其可观之处。这个由日用陶器变为实用和陈设相结合的工艺品的演变，除了得天独厚的紫砂泥与历代制陶艺人的贡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代文人的参与，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事实上，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便已逐渐南移，特别是明朝开始，江南一带工商业逐步发展，形成长江中下游特别繁荣富庶的现象。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江南一带也成了人文荟萃之地，宜兴地处江南中心，南北运河交通发达，临近明代文化重镇苏州、扬州、杭州，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品茗赏壶蔚然成风，亦是促进紫砂壶艺发展的因素。加上紫砂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近，《茗壶图录》的作者奥兰田对其所藏紫砂壶的评价是"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尘如衲子。"允为代表。

文人参与紫砂陶有各种形式，如以壶养性、托壶言志、以壶传艺等。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砂壶形制的变化和装饰，紫砂陶不上釉而朴拙自然的特色，让文人能以坯当纸，成为寄情之物，"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刻以花卉，或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李景康《阳羡砂壶图考序》语)。据指出，仅明清两代直接、间接参与活动的文人便不下90人，其中包含了官员、文学家、书画家和收藏鉴赏家，如董其昌、陈继儒、项元汴、汪文柏、唐寅、文震亨、陈煌图、释如曜、陈鸿寿、郑板桥、瞿子冶、朱坚、邓奎、许次纾、陆希声、端方、吴大、张之洞、吴昌硕、任伯年等。总之，文人的韵格及对器物的鉴赏自不同凡俗，因此由文人著书立传，不但使后人研究紫砂有了依据，也加深了紫砂陶的文化深度，确立了紫砂陶在中国艺术之林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时大彬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澹闲洁，韵高致静。"

饮茶发展到明代早已成为文人阶层里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如明人闵汶水在会客饮茶峙，总是要将宾客单独"引至一室"，室内"明窗净几，荆溪(即宜兴)壶，成化磁瓯十余种，皆精绝"。明中期以后，尽管朝政黑暗腐败，但是江南都市仍是市况繁荣，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十分的发达，造就了一些中国工艺史上较高创作技法的工艺精品。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参与品评和提倡，无疑使紫砂陶人的智慧和灵感得到充分发挥。时大彬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巨匠，他与文人的交往甚为频繁，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阳羡茗壶系》载时大彬："或陶土，或杂硇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由此可知，时大彬原先只是一位工艺精湛的民间艺人，擅长制作供春式的大壶，但他游历娄东(今江苏太仓、浙江一带)，与王世贞、陈继儒等人结识后，受到文人试茶品茶知识的启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改制"小壶"，将茶壶的容量缩小，以便适应文人阶层追求淡雅、超俗的审美风尚与饮茶需要。例如明末张谦德(1577～1643)《茶经》认为："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冯可宾《茶笺》亦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文人这样对小壶的崇尚，使得小壶很快地风靡起来而成为茶器主流，迎合了饮茶与文人雅士的需要和嗜好。

在文人心中，时大彬已不是一般工匠，检视文献中，当时文人雅士对时大彬等宜兴名家的记述和评价不少。如张大复心目中，时大彬壶是"名窑宝刀"、"知其必传"，又云"赵凡夫倩人制壶，式类时彬辄毁之，或云求胜彬壶，非也，时彬壶不可胜"；许次纡《茶疏》："往时龚春(即供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陈贞慧《秋园杂佩》："时壶名甚远，即遐陬绝域犹知之。"王士桢《池北偶谈》："宜兴茶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昊十九，皆知名海内。"可见时大彬地位之高。加上大彬对制壶的态度严谨，"不俱因瑕就瑜"(周容，《宜兴瓷壶记》)、"雅自矜重，遇有不惬间者碎之"(李斗，《扬州画舫录》)，所以形成物稀为贵，"宫中艳说大彬壶"，无怪谢肇的《五杂俎》曰："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罐，一时传尚，价遂踵贵，吾亦不知其解也。"冯念祖在《无锡买宜兴茶壶二首》诗中写道："敢云一器小，利用仰前贤。陶正由三古，茶经第二泉。故听鱼眼沸，移就竹炉边。妙制思良手，官哥应并传。"能将紫砂壶艺擢升到与"官哥"并传，时大彬的贡献居功厥伟。

在考古或传世所见大彬壶上，亦可看到时大彬与文人的关系，《阳羡茗壶系》："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但后来大彬勤练书法，"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意谓书法有王羲之风格)。宋伯胤先生尤其推许大彬在器身的署款"义举"，因为"明清两代器物底部圈足内，几乎全成为官家专用的地盘，寻常百姓是不许容身的。"大彬此举"不只是争来制作人应有的权利，而且大开风气之先。从此，丁蜀紫砂工艺沿袭应用，至今不衰。因此我说，中国陶瓷器上私人名款之学，当以时大彬为先河。"

陈鸣远

陈鸣远，本名远，号鹤峰、石霞山人，亦号壶隐，是大彬之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紫砂一代大师。

陈鸣远塑镂兼长，技艺精湛，善制新样，工制壶、杯、瓶、盒，无所不巧。作品为文人学士、名公巨卿竞相觅取，名孚中外，在民间便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内竞求鸣远碟"之说，名人题咏极多。陈鸣远与文人的渊源于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家溯》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晚研交尤厚。"这段记载虽不长，却足可描绘出陈鸣远与文人往还的脉络：

张氏，即张柯昆仲。其昆仲甚多，有张柯，字晋樵，一字东谷；有张宗松，字青在，又字蠖庐，号楚良者，凡图书鼎彝之属，鉴别最精；有张载华，号葭士，又号佩兼、芷斋者；有张咏川，号宗者；有张江亭，字培元(一作源)者；有张舫者；有称小白亭者。延鸣远者未知谁属，一并记之，以待考。涉园，为张氏望族之别业，在浙西海盐县城南三里之乌衣故址，亭池林木之胜，甲于东南。据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考证：涉园为顺治乙未(1655)进士张帷赤所建。以时代考之，延鸣远者，当以帷赤、告父子为近。涉园相传数代：张帷赤─告─芳湄─宗松─宗……，自芳湄以下，去鸣远稍远，固勿论矣。

汪文柏，字季清，号柯庭，一作柯亭，安徽休宁人，汪森(晋贤)弟，移居浙江桐乡。康熙间官兵马司指挥，学问渊博，不亚两兄，海内名流，皆相结纳。别筑"古香楼"收藏法书名画，暇则焚香啜茗，摩挲茗壶不厌。富收藏，精鉴赏，嗜茗饮，好壶艺。《阳羡名陶录》载有汪文柏《陶器行赠陈鸣远》诗："陈生一出发巧思，远与二子(指时大彬、徐友泉)相争雄。……赠我双卮颇殊状，宛似红梅岭头放。平生嗜酒兼好奇，以此饮之神益王。……吁嗟乎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清代张燕昌《阳羡陶说》："往梧桐乡汪次迁(安)。曾赠余陈鸣远所制研屏一，高六寸弱，阔四寸一分强，一面临米元章垂虹亭诗，一面柯庭双钩兰。……柯庭名文柏，次迁之曾大父。鸣远曾主其家。"

曹廉让，号廉斋。浙江海宁人。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作，紫棠色，上锓庾子山诗，为曹廉让先生手书，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陈鸣远天鸡紫砂酒壶"。

马氏，为马思赞，字寒中，号斋，又号南楼，又字仲安，一号渔村，清海宁人。家有道古楼红药山房，藏书多宋元精椠及金石秘玩绢素真迹，充韧其中。思赞嗜茗饮，好壶艺，曾以方氏核桃墨，与友人易时少山(大彬)壶。尝赋诗曰："汉武袖中核，去今三千年；其半为酒池，半化为墨船。……赠我良友生，如与我周旋。岂敢计施报，报亦非戋戋；譬彼十五城，难亦赵璧然。有明时山人，搦砂成方圆；彼视祖李辈，意欲相后先。……"

杨忠讷(1649～1719)，字木，号晚研。浙江海宁人。康熙辛未三十年(1691)进士。罢官后筑"拙宜园"，与许汝霖、查慎行、陈勋等唱酬吟咏。工书法，摹晋唐，纵横中具有法度，尤善草书。著有《丛桂集》。尝延请陈鸣远至海宁制壶，并代署款识。海盐樊桐山房旧藏陈鸣远制砂壶一具，上题"丁卯上元为木先生制"，书法似晚研，殆太史为之捉刀。钤有"壶隐"(鸣远号)印。《阳羡砂壶图考》："鸣远曾客中允(忠讷)家，为制陶器最多。"

这些文人多有庋藏文物的雅好，所以陈鸣远在这些文人学士宅中，自然饱览了古代陶、瓷、青铜、玉器等藏品，深受熏陶，加上与文人相互间鉴赏力的交流，自然促使他的作品别出一格，独具特色，不仅开创了以像生为主题的紫砂新风，也启迪了后来者对紫砂艺术殿堂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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