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30 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30 年间，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30 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 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时往往大骂让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只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他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 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了他如何撰写“回族”的起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8 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24小时不讲学，没有24小时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 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住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军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8 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 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生也还是修订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在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

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同志，他的信上说“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维持着。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胸怀坦荡 古道热肠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吕徵先生、汤用彤先生都从欧阳先生问学。吕先生是欧阳先生的事业的继承人。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熊先生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融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先生的学说。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从此师生不相来往。我和熊先生相处30 年间，熊先生谈起欧阳先生，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辞，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欧阳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见一面。

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先生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先生与欧阳先生见面。熊先生出于师生情谊，前往做的诀别。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先生做得对。

马一浮先生与熊先生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出版时，马先生为此书作序。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矫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期有点不愉快而分手，后来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见解，熊先生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先生看，马先生的信，也有时熊先生转给我。熊先生的生日，马先生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先生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

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在北京时，收了一个义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幼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师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的人。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随去。

熊先生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熊先生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先生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昂首天外 挥斥八极

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时，依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 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先生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住。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及时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士。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电邀请他到北京来。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李先念、等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对人讲，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我们的党没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共产党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障“三到”(开幕、闭幕、照相)，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同志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 以生命护持理想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恋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是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及时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20 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20 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是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是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

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称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 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赘语

海外不少学者和同行们，出于对熊先生的关怀，流传着不少传闻和推测。有人认为新中国对待旧社会的老专家实行压迫，他们失去了讲学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折磨，饮恨而终。我对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先说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旧北大一直当讲师。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迁到大后方，拒绝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8 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等政府领导人请他来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价，刚从美国回来的华罗庚和熊先生的工资都按较高标准定为400 公斤小米。

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 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先生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什刹海后海。住在这里不到一年，熊先生感到年老，不耐北方严寒，打算到上海依儿子世菩，这是他的儿子，当时世菩在上海招商局任工程师。熊先生的客人、学生来往的人多，世菩向招商局申请，扩大他的住房面积，以便安置年老的父亲。格于制度，没有办到。由国务院指示上海市委，在愚园路给他安排住房，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宽敞。熊先生的工资仍按月由北大汇寄，后来熊先生嫌每月汇寄麻烦，工资由上海市委统战部支付。

旧中国不曾限制唯心论，只限制唯物论，但熊先生的著作出版，遭到种种挫折，有的书是熊先生自己出钱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书由国家出钱，出版了七八种，公开发行。说到这里，也附带说一说陈寅恪先生。陈先生抗战期间，为英国庸医所误，双目失明，仅有光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在他的楼前特别用白色涂刷了一条小径，以便于他借助白色反光饭后散步。陈先生用的药品，国内买不到的，由香港购进，24 小时有护士3 人轮流护理。还请他到北京担任历史所所长。陈先生的朋友、学生多在北京，他也有意北来。由于敦请陈先生的那位学生说话不慎，惹得陈先生不高兴，他拒绝北来。

熊、陈这两位老先生备受政府礼遇，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到了“”，是非颠倒，国家遭难。外人只看到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在“”中所遭受的折磨，误认为是共产党政府搞的。“”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上至主席、元帅、将军，包括总理在内，下至一般干部、一般群众，遭难而死的，何其多也。这些罪恶行径，应与共产党政府无关，这是不得不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