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与文化现代性批判

在我们的心目中，哈贝马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社会哲学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紧密。表面上看来，哈贝马斯对于文学的论述也为数不多，在他洋洋大观的著作中的确是九牛一毛，似乎不足道也。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则会发现，哈贝马斯对文学(美学)问题并非漠不关心。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在他的整个现代性批判话语体系中是有着一席之地的。他的文学(美学)思想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他的交往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研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与文学(美学)问题”可以构成一个自足的研究课题。这样一个课题，不但可以揭示哈贝马斯思想的某些特殊方面，而且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崭新的文学(美学)研究范式，甚至构建一种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化话语体系。

要想理解和把握哈贝马斯的文学(审美)概念，进而探讨交往理性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启发意义，我们首先就必须对我们的文学概念加以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把文学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当中加以研究。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看，所谓“更加广阔的语境”，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是要把文学放到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二则是要把文学研究置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个广阔语境之上，使文学研究参与到社会话语的争论当中，进而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概念传播得相当广泛。尽管罗蒂在知识论和历史哲学上的后现代立场存在着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但他的“后哲学文化”概念，特别是他对于学科机制的独特理解还是值得我们赞同的。罗蒂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哲学与文化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以同启蒙运动时期的先知们所面临的神学与文化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哲学在现代性机制中的地位，相当于神学在中世纪文化机制中的地位，即充当各个学术部门的立法者。

按照罗蒂的理解，现代性的发生，推翻了神学的主宰地位，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后神学时期”；而现代性的批判，则要求我们推翻哲学的神圣地位，走进一个“后哲学时代”。在“后哲学时代”，大写的哲学，亦即作为各学科女皇的哲学死去了，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彻底消亡。这就好比说，在“后神学时期”，神学虽然走下了圣坛，但它还有生存的权利和空间；同样，哲学在“后哲学时代”也有着充分的存在理由，只是它和其他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主宰—被主宰的关系变成了话语伙伴关系，变成了对话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从文学研究的角度，重新阐释作为社会哲学家的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

我们如果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看做构成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经线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对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思考，及其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我们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启发，则构成了一条相当清晰的纬线。对哈贝马斯的任何研究，显然离不开这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对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思路的清理，是一种知识论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而对哈贝马斯的多元文化观念(包括中西文化观念)的探讨，则是一种方法论的研究，多有跨文化色彩。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围绕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性的展开逻辑。把现代性批判话语作为我们论述的背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前设性的问题：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现代性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1990年代国内学界发生的那场“自封为王”、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展开的与其说是争论毋宁说是争吵乃至争骂，并没有持续太久，最终以明智之士一句轻描淡写的调侃“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而不了了之。如果说这场争论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还值得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话题重新提出来的话，那就是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既具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既是地域性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难题。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更非一个毫不关己的外部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有着纠缠不清的切身性的问题。我们当前要做的，不是鹦鹉学舌一般地跟着别人，去嚷嚷什么“后现代”、“后启蒙”、“后历史”以及“后理想”，等等，而是应当踏踏实实地清理“现代性”的具体论域，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社会思想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史，认真地思考颇具历史具体性然而绝不有悖于现代性之普遍有效性要求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之提出，从具体历史时间来看，是在19世纪，尽管此前并不缺乏对于“现代性”的种种朦胧认识和直觉批判，比如，德国启蒙思想家哈曼和赫尔德等，就是这方面的著名先驱。马克斯 韦伯作为社会理论家，其伟大之处并非仅仅在于提出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勾连关系，更在于他那个对同辈以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概括性命题： 所谓“现代性”，即是“合理性”；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换言之，韦伯透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发生的特殊辩证关系的系统研究，加上对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及其宗教理念的详细比较和透彻分析，不但揭示出了“现代性”问题和“合理性”难题自身内部的复杂性，更阐明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暧昧性。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现代性”问题转化成了合理性的问题，现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则变成了理性批判。韦伯这样认为，其中固然有着浓重的康德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和形而上学味道，但他毕竟为解剖和诊治“现代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东西方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韦伯都成了一个出发点，轻易绕不过去。

在西方，针对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命题，出现了三种互不相同而又相互牵涉的“现代性”模式： 及时个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马克思，经过卢卡奇，一直延伸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模式的较大特点是矢志不移地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走向了极端。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韦伯，经过帕森斯，一直发展到当代的卢曼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一样，这条路线也是一以贯之地进行理性批判，但二者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第三个则是保守主义现代性模式，以托克维尔、舍勒和西美尔等为代表，这一模式在20世纪的发展不算顺畅，与上述两派的激进相比，显得比较滞后，但近来又有复兴之势，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虽然上述三种现代性模式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性批判逻辑和社会改造方案，也形成了迥异其趣的社会理论进路，贯穿着百多年的西方社会思想史；它们相互之间或争执抵牾，或补充附和；或一枝独秀，或齐头共进。但是，到了当前，三者走向综合的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朗，德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他有关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阐述，堪称一种集大成的综合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