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与文化转移的定义

跨文化研究学科领域的文化转移，有四个问题框架。问题框架一，当整体性与精神性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时，是继续严格遵循19世纪的思维模式界定下的学科领域架构，还是跨越学科界限，回归传统的整体性批评维度？

在19世纪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古希腊开始，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一直是西方人文学科的三大支柱。随着19世纪工业文明的深人，学科极度细化后，这三大支柱逐渐淡出了大学高等研究和教学领域。其中，最早退出的是修辞学，阐释学继之，是20世纪中叶退出的诗学。

问题框架二，以词义无限伸延为特性的中国文本，如何不迷失在批评理论的术语中，而直接深人探讨文化的相异性？从《新青年》开始，中国批评家与翻译者大量地引进以破解文字为特性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中国文学。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从甲骨文(不受历史现象迷惑的甲骨文)入手，以思想史和汉学史两个学科交叉研究为角度，提出思想史与甲骨文专家不曾作出的假设：“周朝以前的殷朝文化，被周朝有力地抹杀。我们关于文字起源的所有神话传说，如仓颉造字、河图、洛书，都是周朝用来代替殷朝历史史实而造就的神话，《史记》不过是传承了周朝的文本。”汪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已交北京大学出版社。汪德迈认为，中国书写语言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特点，是它的占卜起源。其他语言，无论是表音还是表意，都是语音和语意两种链接的自然语言，也就是说，除了中国语言文字以外，语音和语意是书写对口语文字的一种符号化。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文字，语音和语意的链接是断裂的，语音有语音的系统，即口头系统是存在的，但中国的文字没有记录当时口语日常交流的信息源。中国的文字，产生于占卜史官与宇宙建立Xf话的记录。因此，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中的非自然语言。中国文字的这种占卜功能促使了中国式的阐释学的产生，这种阐释学尤其注重汉字文本分析。中国特殊的文字字源使中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因为中国书写语言本身是有力量的，中国文字是通过文字揭示事物隐秘性和启示功能的。西方的文字是被启示性的语言，被认为是不的，因对圣言来说，人的语言是不的，人的语言怎么能地阐释上帝的信息呢？因此，西方的文本理论有一个根本的使命，就是破解文字以期达到找寻和企及文字后面圣人的力量。西方的文艺理论就建立在这样一种与文字的特殊关系上，即破解文字的关系上。当我们看到近代马拉美要还文字本身以创造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德里达提出的破解文字、拆解文字以及文字与文字之间有差源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理论背后，西方破解文字所带来的特点。而中国的文字与书写者的关系，则正好是相反的。每一个中国文字都创造一种可能性，书写者是通过记录文字去创造可能性，而不是破解文字去探寻文字后面的意思。可以说，中国文字的特点是，没有文字就不存在创造，这是由中国文字的占卜起源所决定的。

我们再回到第二个问题框架，当面对以词义无限伸延、无限可能为特性的中国文本时，用西方的破解文字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分析，批评何以可能？我们是否能进行批评？我们是否可以不借助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呢？意义上看当然可以，中国有其丰富的文艺理论体系。但在当今时代，要求我们所有的相遇者，带着中国的文本与西方文艺理论相遇，需要有两种能力。一是能深刻理解文本背后文化的能力，二是对他者有一种开放的、心平气和的能力。我们要看两种原本不同的批评体系，在什么地方成为相遇的可能。这就是我30多年来在法国做文学批评和诗学批评研究时，一直关注的问题框架。这种努力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问题框架是引领我们研究的一颗星。不急于作出一个答案，整个研究过程很丰富。在这个问题框架下很可能就没有答案，也可能有人提出来说，还不如就各走各的路，不用相遇。所以，研究所遇的困难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