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人是一种东奔西跑的动物，他的醒觉意识不住地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完全是小宇宙，不受地点或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锐的、担心的，老是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的因素。最初，由于农业的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因为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和牧人同它没有接触。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的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缘。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看到了田庄的象征形状，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线条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虽则这里面有它自己的场地上的动物。这是最神圣意义的财产。仁慈的火灶、门户、地板和卧室诸神——维斯塔、宅纳司、腊司和皮奈提司——像人自己一样牢固地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每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更新并加强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就是市镇对文化人类的关系。像每一所个别的房子都有它的仁慈的神灵一样，每一个市镇也有它的守护神或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和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和纯粹小宇宙状态的。因此，一种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总是和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和宗教都不能改变它的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重新轻视这类根源，把自己从这类根源中解脱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成为小宇宙的，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猎人和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就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确的。在尚非青春的大迁徙时期中，想在南方找得一个家去孕育它的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的渴望——一种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终结时，没有根砥的智性却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但在这些极限以内有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认为一小块土地是值得为之而死的。

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但前此谁也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由于各种文化的一切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镇中(虽则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们不觉得市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无保留地设想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初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一个形状多么奇怪而又多么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新型的群众心灵——它的终极的基础永远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就为自己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实体。从那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活着、生存着、生长着并且获得了一种面貌和一种内在的形式与历史。从此以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和宫殿以外，市镇的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进程中伴随文化的风格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