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直腰

刘震云

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觉着有几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方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几十里是个"明星"，有点像现在的张曼玉。张曼玉无非是一个演电影的，我外祖母是一个扛长活的。我外祖母扛长活在方圆几十里特别出众，与众不同。她身高一米五几，但是她晚年告诉我，三里路那么长的麦趟子，她能从这头割到那头不直腰。她给我留下的遗产就是这么一句话，她说，割麦子的时候可不敢直腰，如果你直及时次腰，接着就想直第二次腰，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不想再弯下腰割麦子了。

我觉着不直腰做一件事情，这种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最艰苦的创作就是《故乡面和花朵》。二百万字，我写了八年。在八年的过程中，我没有直腰。因为我知道一直腰就不想再弯腰了。写这么长的作品，它对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及时天的创作和前24小时的创作在心态上要非常的平稳。下一年的创作跟上一年的创作也要非常的平稳。这个时候，语言、结构、情节、细节都变得特别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自己心态的控制。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你坐在桌子前边的时候，就要求你的心态马上要调整，要平静，要能够跟前24小时接上去。

如果人的情感有十度的话，那么创作起码要求你的情感深入要有八度。有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坐24小时，你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是白写。这个时候不是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在方向包括在感觉上不对，而是因为你感情深入的程度不对。

当时我外祖母因为是一个"明星"，所以我们周围所有的地主对她都非常尊重，我外祖母要跟哪家地主签约做扛长活，哪家地主就非常高兴。她到哪个地主家，地主都要把他家的儿子认到我外祖母跟前。所以我小的时候，发现我外祖母有一群干儿子全是地主，到哪都有人喊她娘。所以斗地主我外祖母是特别的不同意。她说地主特别好，地主的儿子见我就喊娘，还能不好吗?那时候演《白毛女》，她问这个事发生在哪里。当时我也不确切知道，就说可能是在河北吧。她说，河北的地主不好不证明河南的地主不好。

1992年的时候，有两个德国人要到我外祖母家去看看，我跟他们一块儿去，他们跟我外祖母谈了一阵话。这两个德国人一个个子非常高，会汉语；一个长得很矮，不会汉语。我外祖母问大个子，你家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德国的北边。

她又问这个小个子，那你呢?小个子说，我住在德国的南边。我外祖母问，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她把这两个德国人问愣了。是呀，他们俩怎么认识的?我觉着这也是一个世界上很根本的问题。想了半天，那个大个子德国人很幽默，说赶集认识的。这我外祖母理解了，啊，赶集认识的。她又问，德国搞""了吗?这又把这德国人问愣了。搞了没搞啊?答，没搞。我外祖母马上就急了，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大个子想了半天，又回答得很圆满，说，德国人很笨，大部分不懂中国话，所以说的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又问，那你们德国每人划多少地啊？大个子虽然通汉语但是细节上搞得不是特别，亩和分搞不清，于是他就说划了八分地。我外祖母一听八分，从椅子上"噌"一下站起来了，拄着拐杖，围着大个子转了一圈，说，你这么高的个子怕吃不饱。德国人想，也能吃饱啊，哦，突然明白了的他又说，姥姥，不对，是八亩。我外祖母又着急了，又拄着拐杖转了一圈，说，那你媳妇受累了。

像我外祖母这种看法，你可以说她地处一个特别偏僻的村子里，她是在用村子里人的观点来观察世界，用这个尺子来衡量世界。但是如果把这种观点用在文学创作上，我觉着它是一个催化剂，会特别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