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历史追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无数志士仁人，他们的业绩让后世称颂，他们的人格让后人景仰。学习历史，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生活；追怀先贤，也让我们知道了怎样做人。

其实，关于如何做人的历史教育，我们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孔融让梨的故事，孟母三迁的传说，曾入选过我们的小学课本。曹孟德奸诈无比，关云长义薄云天，是我们少年时听三国故事所得出的结论。长大后，我们从书本中了解了更多做人的故事，如屈原坚持理想的精神，鲁仲连义不帝秦，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也从历史中逐渐读懂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我们惊叹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也赞美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伟大。

在惊叹和赞美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无穷的遐想——那些身影遥远的古代圣贤，在广阔苍茫的中华大地上，是如何筚路蓝缕地开启山林，创建了自己的城市和文明？又是如何从树上走到地上，确立了社会秩序和生活规范，塑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人格呢？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追溯到很久很远，当我们的祖先知道如何有目的地创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已经在朦胧中思考着如何去做人。传说中的神农为了解除百姓疾病的痛苦，遍尝各种各样的药草，24小时中毒七十次；黄帝为了百姓安宁而平定战乱，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尧身为帝王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教化百姓，合和万国；舜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善于躬耕，治国有方；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劳累而得了偏枯之疾；汤为百姓祈雨，宁愿自焚以身祭天……这些远古的圣人虽然没有为后世留下如何做人的名言隽语，但是他们以自己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行为举止，却给后世树立了如何做人的光辉榜样。

不过这些远古的圣人们的确离我们太久远了，以至于除了一些关于他们不朽功业的神话传说之外，我们已经难以对他们的个体人生做出更详细的考察。在他们的身上虽然闪耀着理想的光环，但是却不能给我们以鲜明生动的个性感受。我们只能遥望他们那伟大而又模糊的身影，却无法走近身边与他们进行情感的交流。他们在先民的神话故事、口头传说中逐渐成为带有神性的帝王，却永远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鲜活形象。这也许是因为先民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个体人生的价值，也许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给我们留下了千古遗憾。

但我们毕竟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充满诗性的民族，也是一个珍视历史的民族。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文字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它来记录下自己的心声，也记录下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今天有幸地看到了三千年以前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听到了那一个时代先民的歌声。在《尚书》里，我们看到了商王盘庚为迁都而对殷民的谆谆告诫，听到了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的雄壮声音，了解了周公辅政时的辛劳甘苦，体谅了秦穆公悔过时的自愧之情。在《诗经》里，我们结识了更多的凡人：为周王室奔走四方的征夫，敢于匡正君过的谏臣，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力如虎的武士；我们也熟悉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动情于游子思妇的相思，沉醉于少男少女的恋曲。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著作里，我们更知道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故事，认识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今天的史学家相比，也许我们的祖先更能直观地体悟到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们在写史时很少用抽象的理性去总结历史的规律，也很少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分类概括；他们认为历史就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因而写历史也就是要写出人的故事，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于是，我们通过这些早期的著作，不但了解了那一时代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而且熟悉了创造那一时代的历史的主人。

令我们今天感到惊叹的是，就是这些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文献里所记载的人，竟然有着那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能诗，有些诗堪称是千古绝唱，如《关雎》《蒹葭》《东山》《鹿鸣》；他们懂礼，所制定的礼仪规范有些已成为后世不变的法程，如婚礼、冠礼、长幼之礼、尊卑之礼；他们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为友尽义，有些人早成为后世的楷模；他们有宏伟的事业报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些人的功业足可以千古不朽。他们一出现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就是一座高山，让后代的人景仰不已。汉代的司马迁曾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 孔子世家》)并怀着深厚的感情在《史记》中为这些人物立传。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著作当作永世的经典，不光是为了学习其中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刘勰《文心雕龙 宗经》)，也是为了陶冶情操，修身习礼，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向先贤们学习如何做人。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些典籍中钩稽出那些先贤哲人的言行事迹，对他们的文化人格进行一番历史的追怀，启发和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寻根以振叶，沿波而讨源，如果我们想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产生有所了解，对汉魏唐宋以后的文人传统有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对历史源头进行追寻。尽管由于时代的久远，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远不如后世丰富，但是即便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来看，也足以对这些先贤哲人的文化人格进行初步的概括了。本书命名为“先秦君子风范”，其叙述时间范围大体上自周初到春秋时期结束，而不包括战国时期；相关的文献取材，也以《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为主，再辅之以战国及秦汉间其他著作中有关这一时期的传闻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本人看来，自西周到春秋结束前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现存文献记载比较详细的最早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贵族文化规范尚未被破坏的时期，因此大抵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贵族时期”。我们所说的“先秦君子风范”，也正是建构于这一贵族时期的人格理想。无论从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风度举止，立身行事中的道德追求，处世交友中的人格展示，还是从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戎马生涯中的武士精神等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先秦君子的文化人格，都与战国以后士阶层的文化人格有了时代上的不同。“悠悠往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和后世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人格的确还有一些“抱朴含真”的味道。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对这一段“悠悠往古”的历史进行深入的追寻，仔细领略那些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古朴风采吧！

及时章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建构于贵族时代的人格理想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小雅 南山有台》

大约在公元前1045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改朝换代、重写历史的重要战争——殷周牧野战争。那一年，周武王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和诸侯兵车四千会于孟津，誓师伐纣，陈师牧野，与商纣王的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军展开了生死决战。这本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从人数兵力上讲纣王都占的优势。可是，优势的兵力并不能改变纣王失败的命运，因为作恶多端的纣王早已得罪了天下，处于失道寡助的地位。据记载，战争开始之前，周武王在阵前首先宣布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周军个个士气高昂。他们为能参加伐纣的战争而异常欢乐、前歌后舞、奋勇呐喊、冲锋向前。而纣王的十七万大军大多是强征来的奴隶，根本无心作战。他们在阵前起义，反身击纣。商纣王败走鹿台，自感无望，焚身而死。周武王挥军直追，用黄钺斩下纣王的头颅，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人们高呼“上天降喜”，践踏纣王的尸体以泄其愤。殷商王朝自此灭亡。[1]

关于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古代就有众口一词的说法，那就是由于商纣王的残暴无道；而周之所以兴盛，自然也早有公论，那就是自周文王开始就推行仁政。当然在今天看来，像殷周代兴这样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仅由于如此简单的原因所致，当代历史学家们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特别是先秦儒家在对殷周社会变革进行理论解释时，都突出强调纣王的残暴和文王的仁政，强调周代的礼乐文明。在他们看来，周代的礼乐制度不但是后世社会的典范，周代的圣君贤臣也堪称后世人生的楷模。生当春秋后期的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曾经说过这样充满仰慕之情的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 八佾》)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吸收夏商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具有美好的文采。他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神往那个让他仰慕不已的圣贤周公，以致在老年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 述而》)也许，孔子毕竟尚属于周代末世的贵族，对于周代盛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生当鲁国，对于鲁国的祖先周公别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怀。但后世追怀周代盛世的绝不止孔子一个，文王、周公的景仰者也决非孔子一人。从现有的历史材料看，周人自从建国之后，不但创设了一种远较商代社会先进的文化制度，也的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时代新人。他们大都生长在当时的贵族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长大后活跃于政治舞台。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有温文尔雅的风度；在立身行事中，他们有自觉的道德追求；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是名声远扬的风云人物；在戎马生涯中，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国的及时部诗集《诗经》当中，有对他们深情的赞美和永远的追念；在《左传》《国语》等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书中，有对他们人格业绩的各种记述；在战国秦汉间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韩诗外传》中，更记录着数不清的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如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制礼作乐、辅政安民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辅齐桓公以成霸业的管仲；让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于小邦危难中振兴郑国的子产；主文而谲谏，守节又知礼，文雅而多智的齐相晏婴；汲汲于克己复礼，高倡仁者爱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才培养教育与文化典籍整理事业的孔子等，都足以让后世代代敬仰。其他如召公治政、太伯让贤、孙叔敖谏楚王、申包胥哭秦庭、祁奚荐贤、齐太史直书、子罕以不贪为宝、石奢舍生取义等，每一个小故事中都活着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给后人的思想行为垂法。他们虽然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其思想行为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但是他们在人生价值上的高尚追求却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及时批具有思想个性的人，显示着我们民族人格的早期觉醒。对他们的人生风采进行历史的追怀，乃是我们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如何得以形成的起始。他们的时代虽然已经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但是他们的风范却至今永存。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打开历史，拂去蒙在他们身上的尘埃，看见他们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正微笑着向我们步步走来。那么，我们何不迎上前去，与他们进行一次心灵的交流……

君子喻于义

我们所敬仰的这一批古代先贤，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春秋时代，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君子”。何谓“君子”？从西周春秋的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显然，这是一个有着明显的阶级意义的称谓。要被人称为“君子”，首先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要有“君”的尊贵。许慎《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为古代部落酋长之称，他本是一个部落的较高统治者，有着管理本部落土地和人民的较高权力，可以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所以在甲骨文中，尹和君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在殷商时代也是一个官名。在周代社会，“君”起码也要指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仪礼 丧服》说：“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一词，当它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通称的时候，也首先与“小人”和“野人”有了相对举的意义。例如在《诗经 小雅 采薇》这首诗中，当诗人描写将帅出征驾驶着战车，士兵们则掩蔽在车下时就这样写道：“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孟子 滕文公上》则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因此，当我们看《诗经》中那些歌颂君子的诗篇时，首先就要想到它所具有的贵族等级意义。在这些“君子”中，周王显然是最杰出的一个。所以在《诗经 大雅 假乐》这首诗中就这样歌颂周王：“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但我们在本书中所讲的“君子”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专指在周代社会中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周代贵族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周易 乾卦》说：“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说君子整天有忧愁，夜里也要提防，但最终没有什么不好。《文言》对此解释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这里提到君子进德修业要忠信要立诚，不仅要知道如何达此目的并尽力为之还要努力持之以恒，如此才可“无咎”。由此可见，在周代社会文化观念中，“君子”虽然是一个具有阶级地位的称谓，但同时人们对“君子”也有着严格的才德要求，“进德修业”是其最基本的条件。故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 公冶长》)即认为子产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自己的态度庄严恭敬，对待君上认真负责，以惠爱之心养民，合理使用百姓。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里仁》)由以上记载，我们会了解当时人心中的“君子”观念。

正因为“君子”一词含有道德评价的意义，所以在西周春秋时期中，人们往往把那些虽非贵族但在言行举止中有可称道之美德者也称为君子。《左传 成公九年》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译文：有24小时，晋景公视察军中府库，看见楚国俘虏钟仪关押在里面，就问：“那个头戴楚冠被关的人是谁？”掌管府库的人回答说：“是郑国所献的楚国俘虏。”晋景公下令去掉刑具，召见并询问他的出身。钟仪跪拜致谢，回答说自己是乐官。晋景公又问：“能演奏乐器吗？”钟仪说：“乐官是我家世代的职业，我怎敢从事别的？”晋景公让人给他一把琴，他就弹奏了一段楚国音乐。晋景公又问：“你们的君王怎么样？”钟仪说：“这不是我能回答的。”晋景公再三地问。“钟仪说：“我只知道他当太子的时候，老师关心教导他。他每天早晨都要请教贤相(令尹)子重，每天晚上都去侍奉贤臣司马子反。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晋景公把这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楚囚钟仪真是一个君子啊！说话先提自己的祖先职业，这是不忘本；弹琴演奏楚国的音乐，这是念旧；称赞太子，以小示大，是至诚无私；颂扬二卿，是尊敬晋君。不忘本，是仁；念旧，是信；无私，是忠；尊君，是敏达。做事情以仁相接，以信来守，以忠来完成，以敏达来行动，再大的事，都能做好。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使晋楚两国结好。”晋景公觉得很有道理，就用很高的礼节款待他，让他回去重新结两国之好。

钟仪本是个俘虏，其家世也不过是个乐官，但因为他的行为对话得体，从中可以窥见他内在的“仁”“信”“忠”“敏”等高尚品质，范文子便称他为“君子”，不但把他放了，而且还给予很高礼遇，让他作为合好两国关系的使者。从这件事可见，春秋时人对君子的解释已经重视它所包蕴的个人品质含义，它是做人的理想，也是从道德品行、才能智慧等方面对一个人的极高赞誉。

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广博的文化知识，文雅得体的举止，宽厚待人的胸怀，忠心为国的态度或者其他某一方面的品质；还要不断地进德修业，思善改过。《国语 楚语》说：“君子临政思义，饮食思礼，同宴思乐，在乐思善。”即君子在处理政事的时候要考虑到什么是正义，在吃饭的时候要想到合适的礼节，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要想到美好的音乐，在欣赏音乐时要向善人善事学习。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 雍也》)认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相得益彰，才是君子。反之，即使是那些贵族，如果道德不称，也不能算作君子。《韩诗外传》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诸侯闻之，莫不尊敬；卿大夫闻之，莫不亲爱；学之故也。昔吴、楚、燕、代，谋为一举而欲伐秦。姚贾，监门之子也。为秦往使之，遂绝其谋，止其兵。及其反国，秦王大悦，立为上卿。夫百里奚，齐之乞者也，逐于齐西，无以进，自卖五羊皮，为一轭车。见秦缪公，立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於棘津，钓於磻(p1n，水名)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管仲亲射桓公，遂除报仇之心，立以为相，存亡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尝卑贱穷辱矣，然其名声驰于后世，岂非学问之所致乎？由此观之，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诗》曰：“日就月将。”于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虽不敏，请奉先生之教矣。”

译文：鲁哀公问冉有：“一个人，只要他的内在本质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呢？”冉有回答说：“臣听说，虽有美玉，不经过刻镂琢磨就不能成器；虽有美质，不经过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鲁哀公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子路，本是卞地的一个农夫野人；子贡，本是卫国的一个商人。他们都求学于孔子，才成为天下名士。诸侯听说，没有不尊敬他们的，士大夫听说，没有不亲爱他们的就是因为学习的缘故。从前吴楚燕代四国想联合攻打秦国，姚贾本是一个守门小吏的儿子。秦王派他出使四国，靠他的游说，四国罢兵。回国之后，秦王非常高兴，就立他为上卿。百里奚在齐国以乞讨为生，流浪到秦国，没有进身之门，就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了。后来见到秦穆公，被立为相国，帮助秦君成就了霸业。姜太公年轻时被人招赘为婿，老了又被赶走，在朝歌宰牛，在棘津当雇工，在磻溪钓鱼。周文王举用他，让他治理齐国。管仲箭射齐桓公，桓公不计前恶，立他为相，振兴齐国，九次会合诸侯，平定天下。这四个人，都曾经有过卑贱穷辱的经历，然而他们的名声都显扬于后世，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学习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一个人必须学习，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诗经》上说：‘日日有所成就，月月有所进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哀公笑着说：“我虽然不成才，但是愿意向先生学习。”

一个人必须经过学习，必须有非凡的品质才干和功业成就等才能成为君子，这是西周春秋时代人们对“君子”的较高理解，也是他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较高追求。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所惊叹的不仅是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功业，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早在西周春秋时代的人们，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那种对于“君子”人生的积极肯定和不懈追求了呢？

明主贵有德

要回答这一问题，也许从一般的社会变革角度很难说清，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索到时人对于社会变革的理解和对自我本质的认识。对于西周人来说，殷商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这一变革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改变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周人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营造自己新的王国的时候，同时也带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惧。他们不能不思考殷亡周兴的原因，不能不担心自己将来的前途命运。“敬德保民”之所以会成为周初确立的统治思想，正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他们认为，殷商王朝之所以灭亡，就因为统治者对百姓的残暴和自身道德的败坏；而周之所以兴，也是因为他们对人民的仁爱和自身道德感化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周人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殷人如何缺德败国和周人如何以德兴国的记载特别突出。《诗经 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等诗，集中对周人的几代开国君王的道德功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请看他们是如何记述自己民族的发迹史的吧：

据说，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嫄本是帝喾元妃，因为在田野中踩了巨人的足印而生了他。后稷生下来就会种庄稼，被尧举为农师，造福于天下，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因为有功被封在邰，在虞夏之际仍为农官，甚有美德。以后夏代政衰，不重视农业，后稷的儿子流落到戎狄之间。过了几代，到了公刘时，又重修后稷之业，迁到豳地，发展农业，广有蓄积，人民生活幸福，远近的百姓都归附他。又过了几代是古公亶父，仍继承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百姓都拥戴他。因为豳地接近戎狄，常受侵扰。古公给他们一些财物，他们用完又来抢夺，想要霸占土地和人民。百姓都非常愤怒，要和戎狄作战。古公说：“百姓拥立君主，就是让他造福人民。现在戎狄发动攻战，为的就是土地和人民。百姓们归我和归于戎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让百姓们去打仗，死伤他们的父子兄弟，我是于心不忍的。”于是率领自己的亲属离开了豳地，渡漆水、沮水，越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豳人感念他的恩德，举国上下扶老携幼，全都跟着古公来到岐下。其他邻国的百姓听说古公仁义，也都来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