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合一之教

(梁启超 著)

一、引论

现代(尤其是中国的现在)学校式的教育，种种缺点，不能为讳其最显著者。学校变成“智识贩卖所”，办得坏的不用说，就算顶好的吧，只是一间发行智识的“先施公司”。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得像蛊胀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再讲到修养身心磨炼人格那方面的学问，越发是等于零了。学校固然不注意，即使注意到，也没有人去教。教的人也没有自己确信的方法来应用，只好把他搁在一边拉倒。青年们稍为有点志气，对于自己前途切实打主意的，当然不满意于这种畸形教育，但无法自拔出来，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道：“等我把智识的罐头装满了之后，再慢慢的修养身心与及讲求种种社会实务吧。”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就修养方面论，把“可塑性”最强的青年时代白过了，到毕业出校时，品格已经成型，极难改进，投身到万恶社会中，像烘炉燎毛一股，拢着边便化为灰烬。就实习方面论，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到底成为一个书呆子，一个高等无业游民完事。青年们啊，你感觉这种苦痛吗？你发现这种危险吗？我告诉你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知行合一是一个“讲学宗旨”。黄梨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即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十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存我。”(《发凡》)。所谓“宗旨”者，标举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头，包举其学术精神之全部。旗帜鲜明，令人一望而知为某派学术的特色。正如现代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之“喊口号”，令群众得个把柄，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则成功自易。凡讲学大师标出一个宗旨，他自己必几经实验，痛下苦功，见得真切，终能拈出来，所以说是“其人得力处”。这位大师既已循着这条路，成就他的学问，把自己阅历甘苦指示我们，我们跟着他的路走去，当然可以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结果。所以说是“即学者入门处”。这种“口号式”的讲学法，宋代始萌芽，至明代而极成。“知行合一”便是明代及时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口号之成立及传播，要具备下列各种要素：(一)语句要简单。令人便于记忆、便于持守、便于宣传。(二)意义要明确。“明”谓显浅，令人一望而了解；“确”谓严正，不含糊模棱以生误会。(三)内容要丰富。在简单的语句里头能容得多方面的解释，而且愈追求可以愈深入。(四)刺激力要强大。令人得着这个口号便能大感动，而且积极的向前奋进。(五)法门要直截依着他实行，便立刻有个下手处，而且不管聪明才力之大小，各各都有个下手处。无论政治运动、学术运动、文艺运动……凡有力的口号，都要如此。

在现代学术运动所用口号，还有下列两个消极的要素：(一)不要含宗教性。因为凡近

于迷信的东西，都足以阻碍我们理性之自发。而且在现代早已失其感动力。(二)不要带玄学性。因为很玄妙的道理，其真价值如何姑勿论，纵使好极，也不过供极少数人高尚娱乐之，其很难得多数人普遍享用。

根据这七个标准，来评定中外古今学术之“宗旨”——即学术运动之口号，我以为阳明“知行合一”这句话，总算最有长期价值而且最适用于现代潮流的了。

阳明所用的口号也不止一个，如“心即理”、如“致良知”，都是他最爱用的。尤其是“致良知”这个口号，他越到晚年叫得越响。此外如“诚意”、如“格物”，都是常用的。骤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其实他的学问是整个的，是一贯的，翻来覆去，说的只是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用“知行合一”这个口号代表他的学术全部，是不会错的，不会挂漏的。

口号须以内容丰富为要素，既如前述。“知行合一”这句话，望过去像很简单，其实里头所含意义甚复杂深邃，所以先要解剖他的内容。

二、知行合一说之内容

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易陷的错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专为矫正这种错误而发。但他立论的出发点，乃因解释《大学》和朱子有异同。所以欲知他学说的脉络，不能不先把《大学》原文做个引子。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几句话教人以修养身心的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含有重大意味。自朱子特别表彰这篇书，把他编作“四书”之首，故其价值越发增重了。据朱子说，这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要一层一层地做上去，走了及时步才到第二步。内中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功夫。朱子对于求知功夫看得尤重，他因为《大学》本文对于诚意以下都解释，对于致知格物没有解释，认为是有脱文，于是作了一篇《格致补传》，说道：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元不明矣……

依朱子这种功法，最少犯了下列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宿，二是空伪无实着。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销磨你生精力了。朱子却是用“即凡天下之物”这种全称名词，试问何年何月才能“即凡”都“穷”过呢？要先做完这段功夫才讲到诚意正心……那么“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只好待诸转轮再世了，所以结果是泛滥无归宿。况且，朱子所谓“穷理”，并非如近代科学家所谓客观的物理，乃是抽象的“徜恍无朕”的一种东西，所以他说有“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那样的神秘境界。其实，那种境界纯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或者还是自己骗自己。倘若真有这种境界，那么“豁然贯通”之后，学问已做到尽头，还用着什么“诚意”、“正心”等努力，所谓“为学次第”者何在？若是自己骗自己，那么用了一世“格物穷理”功夫，只落得一个空，而且不用功的人，哪个不可以伪托？所以结果是

虚伪无实着。

阳明那时代，“假的朱学”正在成行，一股“小人儒”都挟着一部《性理大全》作举业的秘本，言行相违，风气太坏。其间一二有志之士，想依着朱子所示法门切实做去，却是前举两种毛病，或犯其一，或兼犯其二，到底不能有个得力受用处。阳明早年固尝为此说所误，阅历许多甘苦，不能有得。 后来存龙场驿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切实体验，才发明这“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阳明终身说之不厌。一部《王文成全书》，其实不过这四个字的注脚。今为便于学者记忆持习起见，把他许多话头分成三组，每组拈出几个简要的话做代表。

及时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徐爱记》)

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

第三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文集•答友人问》)

及时组的话是将“知”“行”的本质做合理的解剖说明。阳明以为，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种行为，感觉与反应，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他说：

《大学》指出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传习录•徐爱记》)

这段譬喻，说明“知”、“行”不能分开，可谓深切著明极了。然犹不止此，阳明以为感觉(知)的本身，已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早已含有行为的意义在里头。他说：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 (同上)

常人把“知”看得太轻松了，所以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类话(案：这是伪《古

文尚书》语)。徐爱问阳明：“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事。”阳明答道：“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同上)譬如现在青年们个个都自以为知道爱国，却是所行所为，往往与爱国相反。常人以为他是知而不行，阳明以为他简直未知罢了。若是真知到爱国滋味和爱他恋人一样(如好好色)，不会有表里不如一的，所以得着“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结论。阳明说：“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答顾东桥书》)

第二组的话是从心理历程上看出，“知”、“行”是相倚相待的，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了一边，那一边也便不能发生作用了。凡人做一件事，必须先打算去做，然后会着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及时步骤。换一面看，“行”是行个什么？不过把所打算的实现出来，非到做完了这件事时候，最初的打算不会完成。然则“行”也只是贯彻所知的一种步骤。阳明观察这种心理历程，把他分析出来，说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当时有人问他道：“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阳明答道：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途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途之险夷者耶？ (《答顾东桥书》)

现在先解释“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那两句。阳明为什么和人辩论“知”字时却提出“意”字来呢？阳明以为，作为我们所有一切知觉，必须我们的意念涉着于对境的事物终能发生。 离却意念而知觉独立存在，可谓不可能的事。然则说我们知道某件事，一定要以我们的意念涉着到这件事为前提。意念涉着是知的必要条件，然则意即是知的必需成分。意涉着事物方会知，而意生涉着那事物便是行为的发轫。这样说来，“知是行之始”无疑了。由北京去南京的人，必须知有南京，原是不错。为什么知有南京必是意念已经涉着到南京？涉着与知，为一刹那间不可分离的心理现象，说他是知，可以；说他是行的及时步，也可以。因为意念之涉着不能不认为行为之一种。

再解释“行是知的功夫”、“行是知之成”那两句。这两句较上两句尤为重要，阳明所以苦口说个知行合一，其着眼实在此点。我们的知识从哪里得来呢？有人说，从书本上可以得来；有人说，从听讲演或谈论可以得来；有人说，用心冥想可以得来。其实都不对。真知识非实地经验之后是无从得着的。你想知道西湖风景如何，读尽几十种《西湖游览志》便知道吗？不。听人讲游西湖的故事便知道吗？不。闭目冥想西湖便知道吗？不，不。你要真知道，除非亲自游历一回。常人以为我做先知后行的功夫，虽未实行，到底不失为一个知者。阳明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传习录•徐爱记》

这段话，现在学校里贩卖智识的先生们和购买智识的学生们听了不知如何。你们岂不以为“我的学问虽不曾应用，然而已经得着智识，总算不白费光阴”吗？依阳明看法，你们卖

的、买的都是假货，同为不曾应用的智识算不了智识。方才在及时组所引的话：“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今我不妨阳明之意，套前调补充几句：“未有不行而知者，不行而求知，终究不会知。”这样说来，我们纵使以求知为目的，也不能不以力行为手段，很明白了。所以说“行是知的功夫”，又说“行是知之成”。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后人以为学问思辨属知的方面讲，末句才属行的方面讲，阳明以为错了。他说：

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有辨，思辨即学也，即行也……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辨其义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理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答顾东桥书》

又说：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了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辨的事？(《答友人问》)

据这两段活，拿行来赅括学问思辨也可以，拿学来赅括思辨行也可以。总而言之，把学和行打成一片，横说竖说都通。若说学自学，行自行，那么，学也不知是学个什么，行也不知是行个什么了。

有人还疑惑，将行未行之前，总须要费一番求知的预备功夫，才不会行错，问阳明道：“譬之行道者，以大都为所归宿之地，行道者不辞险阻艰难，决意向前。如使此人不知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可乎？”阳明答道：

夫不辞险阻艰难而决意向前，此正是“诚意”。审如是，则其所以问道途具资斧戒舟车，皆有不容己者。不然，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知大都所在而泛然欲往，则亦欲往而已，未尝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尝真往，是以道途之不问，资斧之不具，舟车之不戒。若决意向前，则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是功夫切要处试反求之。(《答王天宇第二书》)

又有人问：“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功夫？”阳明答道：

若不用克己功夫，天理私欲，终不自见，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才能到。今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尽知，闲讲何益？(《传习录•陆澄记》

这些话都是对于那些借口智识未允便不去实行的人痛下针砭，内中含有两种意思。其一，只要你决心实行，则智识虽缺少些也不足为病，因为实行起来，便逼着你不能不设法求智识，

智识也便跟着来了。这便是“知是行之始”的注脚。其二，除了实行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得着智识。因为智识不是凭空可得的，只有实地经验，行过一步，得着一点，再行一步，又得一点，一步不行，便一点不得。这便是“行是知之成” 的注脚。

统观前两组所说这些话，知行合一说在理论上如何能成立，已大略可见了。照此说来，知行本体既只是一件，为什么会分出两个名词？古人教人为学为什么又常常知行对举呢？关于这一点的答辩，我们编在第三组。阳明说：

知行原是一个字说两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无弊。(《答友人问》)

又说：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功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分作两件事做。(《答友人问》)

又说：

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徐爱记》)

以上几段话，本文很明白，毋庸再下解释。我们读此可以知道阳明所以提倡知行合一论者，一面固因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此”，一面也是针对末流学风“补偏救弊”的作用。我们若想遵从其教得个着力处，只要从真知真行上切实下功夫；若把他的话只当作口头禅玩弄，虽理论上辨析得很详尽，却又堕于“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痼疾，非复阳明本意了。

然则阳明所谓真知真行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打算留待第四章“论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时再详细说明。试拿现代通行的话说个大概，则“动机纯洁”四个字，庶几近之。动是行，所以能动的机括是知；纯是专精不疑二；洁是清醒不受蔽。质而言之，在意念隐微处(即动机)痛切下功夫。如孝亲，须把孝亲的动机养得十二分纯洁，有一点不纯洁处务要克治去。如爱国，须把爱国的动机养得十二分纯洁，有一点不纯洁处务要克治去。纯洁不纯洁，自己的良知当然会看出，这便是知的作用。看出后登时的服从良知命令做去，务要常常保持纯洁的本体。这便是行的作用。若能如此自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大学诚意的全功，也即是正心修身致知格物的全功。所以他说，“君子之学，减意而已矣”(《答王天宁书》)，意便是动机，诚是务求纯洁。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大头脑，不外如此。他曾明白宣示他的立言宗旨道：

今人只固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黄直记》

他说“杀人须在咽喉处着刀，为学须在心髓入微处用力”。(《答黄宗贤第五书》)他一生千言万语，说的都是这一件事。而其所以简易直接，令人实实落落得个下手处，亦正在此。

于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是阳明对于一般人所谓“智识”者，其所采态度如何，是否有轻视或抹煞的嫌疑？现在要解决这问题作本章的结论。

阳明排斥书册上智识、口耳上智识，所标态度极为鲜明。他说：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薛侃记》)

从这类话看来，阳明岂不是认知识为不必要吗？其实不然。他不是不要智识，但以为“要有个头脑”(《传习录•徐爱记》)。头脑 是什么呢？我们叫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