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裱糊匠

在欧洲，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一般认为李鸿章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外交事业，而他的国人则将他的表现归因于他作为大清帝国军事指挥者和组织者所进行的活动。的确，这种荣誉，就像在他的国家给予先知的这种荣誉通常是没有区别而且不着边际的。

在中国和其他的地方一样，一个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其管理才能而被人称道，是因为他笔下的哲学散文整洁优美。欧洲人在关注1894年中国危险的时局时，极力赞扬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期间以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智慧。

李鸿章之后的环游世界被大家公允地认为是值得纪念的行为，这增强了他独特的治国之术的名声。但对中国人来说，他组建的海军和陆军所获得的威望，在日本人发动战争之前已经达到了顶点，其后便轰然倒塌。实际上，他那过分夸耀的海军和陆军在溃败之后遭到了许多同僚的谴责，证明了他不但没能力担任高级职务，而且不适合继续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慈禧太后的帮助才能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在国家遭受屈辱和战败的时候，他在外交和管理事务方面给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这些已经被大家忘记或者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对海、陆军的管理是一个极大的骗局，也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当它接受考验时，肯定会暴露。但欧洲人不太清楚清政府集体“弄虚作假”的无限能力，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李鸿章的同僚和批评者怎么能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在几年中都表现出的信任和热情的赞美？从慈禧太后到各省的官僚，都不是得不到有关北洋舰队内部运作状况的信息；国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每个官员都会花时间进行谈论。但是东方和西方一样，一旦成功了接下来还会成功，只要李鸿章勇猛的军事风采没有在突然爆发的战争中露出马脚，作为创立人和管理者，他就会长期地得到财富和名声。

对欧洲人来说，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国家(不是各省)防御的组建，包括海军和陆军，多年来被托管给一人，而此人身上已经承担了直隶省和大量外交、商业事务的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所有总督级别的同僚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以西方科学的方法去训练新的军队，更不用说按照欧洲的模式去创建和组织一支海军了。李鸿章不仅用超人一般的精力承担了这个任务，而且还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满满的自信。此外，因为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得到了朝廷格外的赏识，朝廷让他在各项事务中掌管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数额之大已经超过了其他总督的想象力。也是由于这种赏识，他达到了朝堂及时权贵的高度，通常来说他能够对御史们的攻击不予理睬，这是其他总督(可能除张之洞外)所做不到的。

但是在考察李鸿章想要什么和获得了什么的时候，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说了：关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价值，李鸿章自欺欺人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那精明、务实的头脑在多大程度上在误导自己，让他相信通过购买枪炮和军舰而不需要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约束，就有希望对抗西方列强和日本？难道他那敏锐的智慧真的相信，即使军队管理受到官场腐败和道德败坏的影响，却还能对抗外国人吗？

密吉先生曾经为李鸿章服务过一段时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而同情的辩解。密吉先生认为李鸿章对外国人的实力的秘诀还不太清楚；他一直是“瞎子中的独龙眼”，他只能够靠猜测来摸索事物。虽然大清帝国聘请了欧洲和美国的老师，还把国人派出去学习，但新的方法从来没有被允许实践出来，所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结果的。于是李鸿章付出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大清帝国仍旧是“西方物质力量的铁蹄践踏下的道德伦理之国”。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李鸿章自己掌握了或者努力反复去灌输“新方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相信李鸿章努力的真诚性，更容易同情他的巨大失败。但是，令人可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廉洁方面，李鸿章既没有通过言传也没有身教去传播那种新信仰的种子。相反的是，比起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同僚，在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方面他的管理是十分松懈的。

的确，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1894)，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这些人从训练和性格来说都无法从事任何诚实、本分的工作，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就好像庆亲王在京城的衙门一样，成为了职位、官位和荣誉的营销处。

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许就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关于此人以后还会提及更多)；他的兄长李瀚章总督是家喻户晓的“无底洞”；他的儿子们无耻的贪污行为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李鸿章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李莲英的亲密关系，还有他本人对金钱的永不满足的贪婪，以及他担任总督时敛来大量钱财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李鸿章在担任总督之初，有多么的爱国，目标有多么的坚定，最终溃烂的腐败行为迅速地从他本人发展到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个行政部门，让他的陆军和海军成为了一具空壳。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因为李鸿章的默许，从那时候开始，舰队和兵工厂变成了半商业半企业的性质，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官方经营(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导致了大清帝国遭受失败的屈辱。

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李鸿章的拥护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系统，主要是因为大清帝国的权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权化努力因为各省总督的反对声和独立行政而失败了。

从某种意义来讲，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地方性的尝试，清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一致的管理制度。由于这个原因，负责广州、苏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厂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职，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托给不具专业技术知识或者没有明确责任的亲朋好友。但是从本质来说，李鸿章是一个维护地方传统的人。

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1861年)事件中，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十分反对清政府建立一支独立于各省当局的大清帝国海军的企图，迫使京城方面放弃了这个计划。后来当他担任直隶总督时，野心驱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他以身作则，倡导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训练的军队、建筑的要塞、组织的舰队、成立的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显然都是地方性的；当和日本爆发战争时，对于大清帝国的其他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李鸿章的海军陆军计划和南方总督制定的海军陆军计划的差异，以及近代中国舰队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区别，只有能力的不同而无动机方面的差别。比如，主要是因为他的特殊优势，才让李鸿章能够在旅顺和威海卫建立海港，而且可以从户部获得这种改革所需的资金。

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陆军是区域性的，在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总督级别的同僚一样，都尊奉着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是在他的生活记载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试着根除这样的传统，或者说是要结束这种体制，即从一开始就明显让中国无法建立起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有效国防系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为什么会毫不反抗地继续在这个体制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让他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国家危难时刻是注定失败的。另外，我们在提出以上问题时还要面对重要的财政因素，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地方行政系统只是封建家庭体制和裙带关系的发展结果，所以在骨子里就存在着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在这样的地方体系中，李鸿章能够(而且做到了)给亲戚和追随者提供官职，还给许多同乡提供了职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训练的军队也招的是安徽籍老乡，大多数军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员。指挥北洋舰队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几位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却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当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离职后出现了家族搞阴谋的行为以及部队纪律松散的局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能打胜仗。李鸿章承认并接受了这个体制，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有合理的军事原则。

李鸿章和所有亲戚利用清政府管理的漏洞不断地获取利益，同时如果这些舰队在国内外给人留下了具有实力和明确目标的印象的话，他们就十分满足了。当有人问到“虚张声势”被揭露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忠实地工作和战斗在李总督军队中的欧洲人提供的证词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话最终证明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是大清帝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李鸿章是这类腐败的知情人和容忍者，所以应该为这次雄伟壮丽的军备计划惨遭失败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其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任用的那些人，还在于他自己。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李鸿章获得军事声誉的源头，即他和戈登合作的那个时期，就能发现他所表现的素质是人们期待官僚学者拥有的那种——睿智、非凡的策略、明哲保身的意识、书写公文的才能。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和戈登的关系牵扯到双方不断的斗争，即戈登为了部队及时的粮饷，而李鸿章为了逃避付钱。白齐文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但就是因为同样的金钱纠纷才投降了敌人。

在处理白齐文叛变事件中，就像李鸿章在通缉令中说的那样，只要抓到白齐文，不管死活都好，这就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他的观念没有因为他和英国军官的交往而改变了东方模式。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策略和远见，但在军事战术方面他和著名的同僚张之洞一样简单粗浅，他的认识水平还在明朝使用弓箭的年代，即头戴凶猛的面具，大声叫唤吓退敌人。在他和捻军交战的时候(1866—1867)，命运又眷顾了他。

1865年捻军打败了僧格林沁，让曾国藩在山西和湖北击败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事实上，捻军是太平天国的分支，在清朝对长江流域恢复秩序后，他们分散成为小型的游击部队。但是就连对付这些游击部队，李鸿章还常常避免直接的进攻和对抗战；他的方法就是把捻军包围到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通过断绝他们的供给来“把他们驱赶进海”。以上方案意味着把捻军赶到相邻的几个省份里，那些省份为了镇压捻军就得付款(给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他的部队在围剿中是如何积极，敌军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他需要多少军费支持，这些军事认知都被中国的学者看成是作战将领的典范，以此证明李鸿章适合指挥军队。

在政治知识和普通常识方面，李鸿章走在了同代人之前，他知道在清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没有希望在与欧洲军队作战时保住阵地，而且他在军校聘请了外国教官，还为要塞的建造、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建立聘请了外国专家，这些都说明他公开地和保守观念进行对抗。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并从曾国藩手中接管这个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他很容易凭着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而高枕无忧。但是他和华尔、白齐文、戈登交往时引进的欧洲军事科学，以及他在南京建立兵工厂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他开始用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一支海军。他跟朝廷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说他雇佣外国顾问、引进外国设备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可以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日本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他的目的是合法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但是经过了25年的努力后，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化为泡影了，因为他没法让海军、陆军的管理免遭官场腐败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李鸿章在1870年到1894年间为了重组和改革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从所有表面迹象看，这些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琅威理上校的治理下，北洋水师(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和一些辅助舰队)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效力，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海军港要塞的防御工事都是在冯 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下完成的，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工程。

大家普遍认为李鸿章采用这种西方军事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可以和任何一个列强的军队相媲美。事实上，中国龙号称是不可战胜的大型动物，但是有机会看到它表面之下的人都清楚，表面光鲜的权宜之计和弄虚作假的伪装只是一个坚固的外表，里面空空荡荡。赫德爵士和德璀琳先生这样的顾问对军事并不熟悉，有可能会被这样闪亮登场的虚假外表所欺骗，但各个方面的专家尤其是李总督部下的专家，都很明白大清国安全依仗的这个结构已经腐烂到了核心。

首先来说说海军。北洋水师的组建体现了20多年来的努力。1886年，舰队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1890年达到了较高效率。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参观访问了日本，并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日本政府迅速增加了大量的舰只。中国船员(大多数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整洁干练和严明守纪也得到了好评。

李鸿章对沿海海军防御每三年会视察一次，一次(1893年)的视察显然是一次胜利的巡视。那里是他毕生的心血，所有人都对亲眼所见的这些成就给予了赞美；他的要塞、军校、铁路、码头、战船和枪炮全都油光锃亮。枪炮鸣礼，龙旗招展，都在迎接着他的到来，欢送着他的离去；同僚们对这些印象非常深刻。慈禧太后也是这样，很快就赐予他三眼花翎，这个待遇是汉人官员所得的较高荣誉。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因为李鸿章从来没有打算隐藏他任何一处闪光点，而且“自己的记者”人数众多并在那样的场合给予了他十足的赞扬。

这个时候李鸿章的名声如日中天，但阴云迅速从地平线上聚拢，随后会遮蔽他前程的阳光。想一下，当一个有才智的人看到李鸿章在一片赞扬声和感恩声中从自己巨大成功的手工艺展归来时，就不得不惊讶这位老人自欺欺人的地步有多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虚幻的辉煌构造有所认同。他周围的那些人，有的在轮船甲板上，有的在衙门的办事处，都是他亲自任命的狡诈的贪婪之徒，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急着把钱揣入腰包。

比如，在迫使琅威理舰长及其下属的英国指挥官辞职的3个福建船长策划的阴谋中，导致了舰队的迅速腐化，李鸿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力不佳而默许了这个阴谋？

公正地考察这个事实，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李鸿章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李总督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实权授予哪怕是好的外国顾问，所以在修订协议的时候，他得知琅威理坚持要求得到和丁提督一同管理舰队的权力时，便口是心非了。当丁提督暂时不在舰队时，琅威理发现自己只是个空头衔。总兵刘步蟾是三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他的目的就是把琅威理从位子上拉下来，所以坚持要求管理整个舰队事务，李鸿章支持了他。这样摆脱外国人之后，三位舰长(林泰曾、刘步蟾和方伯谦，全都是福建人)便开始把海军作为自己盈利的商业机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直接性的。脱离了忠实的监管和纪律后，各个供给部门迅速腐化了。阴谋策划者把备战放在了舰队的末尾；相反他们依靠李鸿章的和平外交来维持和平状态，同时从“虚假”的军队中分享利益。要完成一个彻底瓦解的过程4年就足够了，日本人明白了这一点。

广东人林文庆是改良派的领导人康有为的朋友，他在1900年所写的文章中说，了解了琅威理辞职的原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新计划都会失败。他还说，外国专家和国内无知的高级军官之间相互妒忌，学生和军官的薪酬太低，裙带关系和错误的政策，都是中国采用欧洲海军和陆军体制落得失败的原因。无疑，林文庆没有把官员的不诚实列在导致灾难的原因中。

因朝鲜而发生的战争危机到来的时候，李鸿章大肆夸耀的海军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们就像京城墙上画着的中世纪的枪炮一样。李鸿章认识到这个情况了吗？我们觉得他意识到了，因为朝廷和总理衙门催促他派舰队为沉没的“高升号”复仇时，他却尽量地拖延时间，把舰队小心地藏在海湾里。如果报告所言属实，那么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他给慈禧太后递交了一份奏折，暗示说如果皇太后没有坚持把用于海军建设的资金挪用到重建和修饰她的颐和园上，那么海军不会这样惨败。可是总理衙门不理会任何借口，御史们一致地发出谴责和嘲讽声，李鸿章被迫派出他的舰队，让它们去黄海海战中碰碰运气。

天津机器局的每个欧洲人都很清楚，丁提督手下的舰长们胆小懦弱，再加上舰只数量不够，这些因素都意味着灾难。这位勇猛却无能的司令官也明白这一点，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匆匆忙忙地让在清政府里工作的勇敢而忠诚的外国人作为他的人力资源。没有冯 汉纳根先生、泰勒上校、麦吉芬上校、麦克卢尔上校和其他欧洲人的指挥就不可能对敌人形成有效的对抗，而就只会是一场可耻的彻底失败了。

冯 汉纳根先生在“高升号”沉船中侥幸逃生(7月25日)之后，被任命为丁提督的参谋长和顾问。8月，他从威海卫向李总督报告说，舰队缺炮弹，因此建议李总督下令天津机器局全速运送充足的炮弹来。但是炮弹没有现货，而斯图阿特先生和外国工作人员都没法提供所需的炮弹。9月，当舰队前进时平均每炮只有14颗炮弹，而且里面装的都是练习时用的轻型炸药。臭名昭著的张佩纶，也就是李鸿章的女婿，衙门里及时号“捞钱王”，这时正主管军械的供应部门。大清海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的巨额贪污，部分是因为那些纵容他贪污并分享赃物的军官们的贪生怕死。

战争爆发前两年，冯 汉纳根先生催促李鸿章批准订购克虏伯公司大量的重型炮弹，以期给“镇远号”和“定远号”两艘铁甲舰配备10英寸的大炮。但是订单从未被实行过，因为张佩纶不赞同在爆炸弹药上花钱，而他的朋友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三个舰长都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弄清楚李鸿章对这种“节约”行为究竟是否知情，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于是北洋海军的两艘铁甲舰于9月17日前去参加黄海海战了，两艘舰总共才只有三颗重型炮弹。在这三颗炮弹中，一颗由(克虏伯公司的)炮手指导员赫克夏发射，击中并且几乎是摧毁了日本的“松岛号”旗舰。如果能为这些重炮提供充足的炮弹，那么黄海海战的结果或许是有利于中国的，毕竟丁提督是一个斗士，他的大多数部下都是的。但是战舰的大炮没有发挥一点儿作用，因为张佩纶的节约思想迫使他们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在小炮上使用那种不会爆炸的钢弹。因此我们可以精准地说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的贪污腐败所致。

由于张佩纶在李鸿章的衙门里做事，李鸿章本人是推卸不了责任的。他不能假装不知道亲戚的坏名声，因为御史们的奏折里经常提到这个情况，但是李鸿章一直保护着他。4个月后，张佩纶因被控和一个日本特务有腐败交易，遭到了革职流放。

在为战舰重炮订购弹药之前，黄海海战已经结束了一个月。炮弹被运送到威海卫时为时已晚，因为舰队已经被敌人封锁，正在做着的抵抗。此外，这个据说是无敌的堡垒中，勇敢的丁提督发现由于总督的供给部门的无能和腐败，所以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无法完成防御任务。麦克卢尔上校和泰勒上校手下的几个忠实的欧洲人坚定地支持了他，但命运对他如此残酷，从日军包围海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灾难的结局。

在这个要塞里，104发炮弹中只有4发是填满了东西的，而其中只有1发填了火药，其他都是沙子。8英寸立体的阿姆斯特朗的观测镜被人偷去了，后膛也出了毛病。整个要塞乱成一团，山东巡抚急着要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别人身上，所以和丁提督作对起来，而不是合作。这次围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塞里出现了许多个日军收买的叛徒；也许是一个或多个叛徒控告了丁提督，所以他在12月时被迫交出指挥权，进京接受进一步的处罚。这个命令后来通过李鸿章的影响和丁汝昌手下所有的外国军官的强烈抗议而被取消了，这足以让这位勇敢的将领在应该得到鼓励和帮助时感到失望。

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的弹药用光时，他把炮台和港给了日军海军司令伊东上将，自己便在当日舍身成仁了。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刘公岛的指挥官，即李鸿章的亲戚张将军。在停止抵抗的前24小时，丁汝昌还希望能从山东巡抚那里寻求援助，但希望破灭了。不仅如此，李鸿章还下令让丁提督在必要时刻放弃要塞，但要把他的舰队开往另一个港口。这个命令可能是由张佩纶或者总督衙门里的一个无赖草拟的，以期让这些好人的战败和死亡来填充他们的腰包。

李鸿章十分欣赏丁汝昌(他是一个和蔼忠诚的人)，对于他的死而感到万分悲伤。李鸿章十分敬佩这位将领，说腐败和属下的背叛动摇了一切却动摇不了他坚定的心。伊东上将以他日本武士般的勇气和情感也十分欣赏这位不幸的对手，并把丁提督的尸体好好运到烟台。伊东遵照了东方人的习俗，在要塞被占领之前，不止一次地劝说丁提督放弃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的毫无希望的事业，但他被礼貌性地拒绝了。

由于威海卫的沦陷和丁提督的自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李鸿章的陆军和海军已经不存在了。朝廷开始处置李鸿章的许多将领，因为这些将领表现得十分无能和怯弱。同时为了防止获胜的日本人进军京城，朝廷准备逃亡西安。李鸿章在灾难降临的时候总是沉着冷静的，他安排自己的可动资产从天津转移到安徽老家，并承担起新的任务，担任全权大使和谈判者前往日本去了。

这样，由于内部的腐败和混乱，这个曾让李总督感到自豪并成为其名声之源的海军以耻辱为结局，一切都化为泡影了。他多年来的努力就和在沙子上建造的大厦一样，在及时波的冲击下就倒塌了，因为这一切都没有以忠诚和爱国为坚定的基础。

大清陆军的溃败甚至更加彻底、更加迅速，但陆军的威望从来就没有赶得上海军。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它的无所作为几乎是社会接受的事情，所以对李鸿章和清政府来说这种失败并不十分出人意料。李鸿章的外国雇佣军供应充足，薪饷很高，但它只是皇家的卫队，是给大家参观的仪仗队，只能用于宫廷的政变，或者刺激一下记者和外交官的想象力，让人留下大清国认真备战的印象，实际上却是一种异国风情的结果，给人一种纯粹的地方性和非典型性的舞台印象。在重组军队方面，李鸿章和其他总督所做的断断续续的努力，就好像是在穿破了的旧衣服上反复打补丁。密吉先生曾有幸看到了李总督管理机构的运作情况，对此他做了一番描述：

“军事设施一成不变。正规军没有组编，只是组建了一系列的地方军队，而且这些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也不受中央调配，外国教官的权力被限定在教学范围之内，并且要听命于他们的学生，他们自己没有一点儿权力。他们可以训练士兵，但大部分军官却不去参加阅兵场上单调乏味的训练。少数已经获得欧洲军事教育的军官和外国教官一样，都无法说服他们无知的领导。所以那些最荒唐可笑的陋习不是慢慢影响，而是迅速地涌进了每个营房、每个学校，把科学的教学变成为空虚的滑稽剧。”

关于陆军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况，也和海军一样存在着官员无能和不忠的现象。地方当局都在各出各的牌，直隶省也是一样，只想获得合同的好处和利益，根本不在乎材料和设备的配套供给。既没有制度也没有中央的监管，所以地方当局甚至下属的官员们在购置任何一种武器和弹药时都相互竞争。同样地，各省兵工厂购买的机械设备和材料都成了主管官员谋求发财的途径，而且用不着和其他兵工厂和京城方面沟通；所以买来了大量根本没有用处的弹药，结果给那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却使用这些弹药的人带来了危险，因为当局从来没指望有人会使用这些东西。

在天津，就如同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一样，主管军事供给的官员只顾及如何从军火合同中获得巨额回扣；到处都有德国的、奥地利的和日本的商给他们提供过时的武器和填了沙子的炮弹，价格方面当然会让双方感到满意。这种腐败情况在1894年暴露之后还是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由于战争赔款而使得官员们常规的财源减少了，他们更是不计后果地我行我素，军火交易随着他们的需求和贪欲的增加而繁盛起来。直隶和往常一样，走在各省之前用国家越来越少的信誉作为抵押，大量购买不同种类的大炮和步枪。所以仅仅在天津制造局的西局，联军就在1900年发现并查封了花了大约200万两银子且还未使用的战争物资，这些东西被买来不是为了军队的需要，而是为了官员们从中捞到好处。

与法国交战时，李鸿章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不是军事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及其结果时，李鸿章总体而言是让人知道，法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广西巡抚对战争技术的一无所知，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