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自白曰：“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所言教会者，基督宗教之组织也，一切以该教的《圣经》为依归。原来其勇来自基督宗教的精神食粮《圣经》。长期密切注视他一举一动的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也在其社论中说：“他(孙逸仙)属于人类极为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敢于挑战几乎一切。当最终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所谓“最终审判”，乃《圣经》所言世界末日之时，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通通复生，排队接受至高无上的“神”的审判，并由“神”判入天国永远享福或降下地狱永远受苦。笔者推测此社论的执笔人极可能是该报的创办人及长期主笔、同样是基督徒的谢缵泰(1872—1938)，而谢缵泰像章太炎一样，哪怕出于不同原因但也是长期对孙文有极深成见的，所以其言也太不简单了！不简单之处在于谢缵泰像孙文自己一样，认为孙文的“勇”来自《圣经》。就是说，无论当局者的孙文，或是旁观者兼长期“死对头”的谢缵泰，均认为孙命的念头、勇气与行动的毅力，皆源自《圣经》。

圣经》，用国人熟悉的东方词语说，何来此“无边法力”？——“哪怕‘人的儿子’之来到这世上都是为了侍人，而非侍于人，并献出他的生命来赎救众人”(笔者意译马可 10:45)。既然“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自然就勇猛无比了，勇猛到鲁莽、盲动的程度。君不见，1895年孙文信心百倍地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只缘看到团防的一些弱点：1883年秋，清朝政府遣派方耀到香山县的濠头乡检阅团防。由于香山官府过去一直虚报兵额，以便中饱私囊，接命后慌忙向各乡招募壮丁冒充兵勇。陆皓东与同村多人应征参加，但更多的应征者是烟鬼、乞丐，以至检阅时队伍不整，放枪时参差不齐，丑态百出。陆皓东回到翠亨村后，将检阅经过告诉孙文，两人皆认为以清朝军队之腐败，只消五六十名健儿便可夺取虎门炮台。虎门炮台可是大清帝国的边防要塞！以此类推，“敢死队三千人”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广州。继而在1895年3月16日，孙文与杨衢云等商议起义计划时，孙文说：“发难之人贵精不贵多，人多则倚赖而莫敢先，且易泄漏，事败多由于此。当太平天国时，刘丽川以七人取上海，今广州防兵之众，城垣之大，虽不可与上海同日而语，然以只有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则事便可济。”刘丽川者，上海名“小刀会”的首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看准孙文这一弱点，于是假称可以提供“敢死队三千人”以骗财，广州的黑社会头目也讹说在起义当天将组织大批绿林散勇配合来自香港的主力部队作战，其实两批人马都是子虚乌有，孙文“扑通”一声就同时掉进两个陷阱！后来在1913年孙文不顾一切地发动“二次革命”试图倒袁，1922年迫不及待地“北伐”以求统一全中国，其中鲁莽、盲动都是部分原因。细细咀嚼章太炎对孙文“有勇如螭”的评价，其中“有勇无谋”的味道可真不少！孙文也有自知之明，坦言自己大半生的行事方式是“冒险猛进”——如此坦率，确实天真烂漫！

天真烂漫得让当代人诸如笔者对孙文有时候说话的态度也难以接受。笔者通读完孙文的全部著作之后，发觉都是他训人的时候多，虚心候教的时候少。一副《圣经》式的救世主姿态，自以为是。这就难怪章太炎对孙中山有如下的评价：“公之天性，伉直自圣。”“自圣”？孙文自以为“献出生命”来“赎救众人”，就难免“自圣”了。章太炎又说孙文“受谏则难，而恶方命”。“恶方命”？怎么这样不谦虚？孙文自以为舍生救人，结果竟然有人拒绝被救！其实，孙文也有不耻下问的时候，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著述期间需要地引经据典时，就频频向人请教了(详见本书第四章)；关于这一点，总算孙文同样有自知之明。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对孙文的态度是“不以人废言”。窃以为孙文有道理的话值得后人琢磨、参考甚至实践，所以笔者才花这么大的精力研究孙命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过程，并借本书公之于世，伫候贤达教正，共同繁荣中国的近代思想研究。

三、隐喻《易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孙文又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就是说，他受到日本人言辞的启发而醒悟，他的造反与《易经》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不谋而合。从此，他就同时以《易经》作为他革命念头与行动毅力的依归。《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是最深邃的经典，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几千年来读过《易经》的中国知识精英不知凡几，为何单独在孙文身上起到如斯作用？这是否因为孙文早已先入为主地内化了《圣经》的原旨，包括“忘我奉献”般的“侍人”精神？

把“侍人”与“应乎人”相比较，窃以为“应乎人”是相对地被动的：夏朝与商朝的末代君王非常残暴，以致民不聊生，汤王和武王才举行革命，救民于水火。但是孙文“侍人”的宗旨则是主动的：他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必须采一劳永逸之计，在平时就竭力增进民众福祉，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避免再次发生民不聊生之事而导致又一次革命。关于这一点，孙文在其1912年1月1日就职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就说得很清楚：“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见图1.1)

同样清楚的是，孙文为了避免内战，在争取袁世凯同意支持其共和国政体之后马上让位给他，之后又立即投入全国铁路的建设大业，苦苦构思三民主义。一句话：孙文因应《圣经》原旨“忘我奉献”般“侍人”，结果在行动上超越《易经》那较为被动的“应乎人”而主动地“侍人”。用中国人习惯的语言来说，“侍人”就是“为民”。孙文“替天行道”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主动地“为民”。

四、“两经”的原旨及其衍生的形式

本书所云的《圣经》，首先是指该经所传达的、“原教旨”的高尚精神——“侍人”。受这种高尚精神启发的人，奉献多姿多彩：优美的西洋音乐、建筑、绘画、文学、哲学、礼仪、道德标准等等。“侍人”的精神在西方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两次大瘟疫中，大批教士和教众奋不顾身地救死扶危的不朽功绩。同时，《圣经》也衍生了一些人为的形式：包括神学、教条、教会和教规，以及教士、教徒的行为，包括“用最伟大的犹太人之名义来把犹太人捆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行为！孙文的一生，从政海汹涛到私人生活，试图实践的正是《圣经》原旨“忘我奉献”的“侍人”精神，所反抗的是《圣经》所衍生的某些人为形式诸如脚镣式的教条和教规。这种实践与反抗，成为本书的主旋律。

本书所言之《易经》，首先是指该经原旨所传达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同样衍生了多姿多彩的高雅文化，其中令笔者最为叹服的是太极拳——那种真正修心养性以达无欲无求的境界，并能发出强大内劲的太极拳，非坊间的花拳绣腿——以及笔者用作座右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笔者终身受用不尽。孙文则强调《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精神，而“革”之目的是“应乎人”。《易经》和以它为首的华夏文化，同样地衍生了人为的形式：包括政制、官僚、礼仪、风水、儒士，以及清代盛行的“礼教”——“吃人的礼教”！以及直接或间接设计与执行“礼教”的文化精英！某些只不过是“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的所谓文化精英。孙文对这些文化精英更不客气，狠批他们“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孙文的一生，竭力实践者，是《易经》的“革新”精神，并实行“革新”以“应乎人”。誓死反抗的，甚至并试图推翻的，是《易经》和以它为首的华夏文化所衍生的一些人为的形式，尤其是专制政体与“吃人的礼教”，更狠批“贼民贼国”的文化精英。孙文这种实践、反抗与狠批，同样成为本书的主旋律。

一本书有两个主旋律？不！孙文融合了《圣经》和《易经》的真谛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他不但融合了“两经”原旨的精神，而且有所超越。盖笔者发现，孙文由于得到《圣经》“侍人”精神的启发后，思想之飞跃，既超出了孔孟、老庄、商鞅等华夏古代思想家的时代局限(见本书第十一章)，也超越了当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见本书第四章)。如何评价孙文的思想，才能既客观又不至于拔高？

因此，本书取名《孙命：〈圣经〉和〈易经〉》。笔者从实证走入“两经”，日夜战战兢兢。故除了及时部分及时章“导言”属题解性质，第二章略论研究“孙命”的当今意义以外，此后即通过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按照本书的主旋律追踪孙文一生思想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从少年到青壮年，从青壮年到中年，从中年到晚年。